50万亿地方债如何化解？

50万亿地方债如何化解？

以前认为国央企是铁饭碗，不会让几十万工人下岗，因为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然后就有下岗的工人不计其数，今天更有10个月不发工资，并且10个月不发工资，也没有人敢离职的公务员，原因就是地方债。有的城市只有靠卖地才能有收入还债，而房地产的倒塌更是戳到了心窝子里。

而我们普遍认为，不会允许地方债暴雷，但全国50万亿的地方债划的到底是谁的债，是判了死缓的贪官，是真正做事的政府，还是辛辛苦苦的民众？就在这几天广西要举全区之力为柳州化债。

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一个超级巨无霸平台横空出世，直接押上了广西所有国企的半壁江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救柳州。

截止到25年初，柳州政府账本上明明白白写着1042亿的欠款，可暗地里，城投公司还背着2397亿的债。之前我也讲过。

而柳州之所以陷入如此的债务泥潭，皆因为两个字——贪腐。

16年，时任市委书记郑俊康、市长吴伟拍板上马总投资186亿的轻轨项目。他们给银行画的饼是，轻轨连接产业新城，撬动千亿GDP，5年回本。

银行是信的啊，钱哗哗往里砸，但是当时这些轻轨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批复。比如说，这是违规未批先建的项目，这俩人胆子是真肥啊，完全是先上车再补票，试图赌国家政策的变化。结果18年国家52号文提高轨道交通审批门槛，柳州因GDP、财政收入等指标不达标，项目彻底黄了。

23年11月，财政部点名柳州通过国企投资搞出177亿隐形债务。10年后，吴伟被查，两个月后，郑俊康落马。最终，郑俊康因受贿5000万，被判16年半，吴伟贪污1.86亿被判死缓。而这哥俩最后留给柳州的是将近3500亿的地方债欠款。

而为什么两任市委书记能给一座城市带来如此大的债务负担？这就不得不提我们国家的分税制改革。

94年之前，地方和中央分钱像交公粮，地方政府每年按固定数给中央打钱，剩下的全揣自己兜里。可随着经济的狂奔呢，问题来了。

中央财政占全国收入的比例，从84年的40.5%暴跌至93年的22%，兜里没钱，跨区域修路建桥搞基建，就搞不动啊，宏观调控使不上劲，甚至出现了中央找地方借钱的尴尬。

94年呢，分税制改革直接动了钱袋子，中央划走增值税的75%，只留给地方25%，还单独成立国税系统，彻底切断了地方干预征税的手。

这招是立竿见影啊！中央财政很快就补了，能用转移支付平衡地区差距了，但地方却犯了难啊，花钱的事是一点没少，修路、建院校、搞基建，哪样不烧钱啊？可钱袋子被收紧了。更麻烦的是，94年的预算法明文禁止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这钱从哪儿来成为了地方的头疼事。

这时候城投公司登场了，全称就是城市投资建设公司，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他们左手拿着政府的授权，右手揣着融资的本事。

专门负责修桥铺路，建园区搞开发，堪称城市建设的包工头加提款机二合一啊。虽然挂着公司的牌子，但谁都知道它背后站着的是地方政府，这叫隐性兜底。银行一看啊，那有政府背书的债，那肯定稳，于是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找银行变相举债。

不过在08年之前隐形债务规模也就几万亿，算萌芽期。真正转折点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要求地方配套资金，可地方显性债务受严格管控，那怎么办呢？

只能狂用城投。城投公司的数量从08年的3000家暴增至一年后的1.1万家，而这6年时间啊，地方债也从5万亿飙到了30万亿。与之对应的是，还有一个非标融资的灰色狂欢。

所谓非标融资就是绕开公开市场的定制化借钱，期限能谈，利率能调，担保能商量。比如信托公司给城投放贷啊，利率能飙到8%，甚至是更高10%以上。这边信托是赚得盆满钵满，买信托的个人和机构是拿着高收益，地方政府还能绕过监管搞基建，妥妥的三赢。

更妙的是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借钱搞出的大马路、高楼大厦，那都是看得见的政绩。至于债务，反正下一任接盘，柳州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所以两任市委书记，再加上前任、前前任，这几千亿的债务就这么来了。

但中央能看不见吗？14年新预算法开前门堵后门啊，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15年呢启动万亿债务置换，也就是我们说的化债，把7.2%的高息债换成了3.4%的低成本债，借一笔和之前一样的钱，把之前的钱先还上啊，但这次借的钱利息少点，给我们的还款时间再长点，那政府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浙江一年就省了18亿利息。

全国置换12.2万亿之后债务期限从1.3年拉到了6年。这波操作让市场形成了畸形预期。

地方政府想，上面肯定给兜底，结果城投债是越发越多，借钱方式反而更隐蔽了。就像儿子在家工作啊，每个月总把一部分工资给妈妈，慢慢就有点入不敷出，没多余钱消费了。然后自己妈说，不行，你就贷款消费吧，反正有妈再给你还，儿子就开始贷款消费。

结果发现这消费感觉真好，衣着光鲜有面子，就越贷越多。后来要账的找到家里，老妈知道之后，给儿子还了债，告诉儿子不许再贷款消费了。可儿子已经尝到甜头啊，哪还听话？结果是越搞越多。

然后18年，中央要求全面清查，到了21年，隐性债已经涨到了将近50万亿了，债务并不会凭空消失，但地方的钱袋子却瘪了啊，毕竟这几年房地产低迷，土地财政大幅缩水，一边要还钱，一边没收入，城投违约开始集中爆发。贵州遵义城投156亿违约，青海信托10亿。22年呢全国城投违约超60起。从省平台到县平台啊，财政告急的信号，那是刺得人眼疼。

尤其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单一，简直成了债务的雷区。比如和柳州同是难兄难弟的南宁，1600多亿的地方债，还是去年的统计。今年南宁国资投资的哪吒彻底倒闭，又会增加多少债务，谁也不知道。所以没办法，现在又开始化债。

而当柳州的轻轨桥墩在荒野里锈成沉默的墓碑，当3500亿的债务让这座城市喘不过来气，我们终于看清，这不是简单的官员贪腐的故事，而是一面照见中国地方治理深层矛盾的镜子。

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有了定海神针，却让地方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局。城投公司本是应急锦囊，却成了地方官员掩人耳目吃财政的工具。隐性债务从灰色地带膨胀到了50万亿，本质是任期政绩与长期责任的激烈碰撞。

有人说，地方债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上一任借钱搞政绩，下一任接盘还旧账，最后传到谁手里，传到每个纳税人的口袋里，传到城市发展的未来里。就像柳州和南宁的市民，他们没有做过一天的轻轨，就要被上千亿的债务买单，就像那些财政告急的县城，教师工资延迟、基建停滞，最终困住的却是普通人的生活。

但更可怕的是上面会兜底的侥幸。从14年债务置换到25年新一轮的化债，一次次拉一把，却总有人把救急当成了依赖。

要知道真正的化债不是把高息债换成低息债，而是让地方官员明白，任期再短，也要对城市的未来负责，政绩再美，不能建立在现存的债务上。柳州的故事终会翻篇，但地方债的困局远未结束。

当土地财政退潮，当基建狂魔需要转型，我们更需要问：一个城市的发展究竟该靠借钱造梦，还是靠产业造血？一个官员的政绩究竟该用建了多少栋楼来衡量，还是用债务率多低来考核？这不是某座城市的危机，而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跨过的坎儿。

当我们不再用“我死后洪水滔天”的短视换发展，当每个决策者都能多算几笔长期账、民生账，或许那些荒野里的轻轨桥墩才会变成真正警示后人的发展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