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夏,北京琉璃厂的一间雅室里,张伯驹抿口茶,笑着问:‘老齐,您把“天”写成“云”的事,主席知道了吗?’”一句云淡风轻的调侃,把齐白石从对联的墨香里拉回现实。老人一怔,脸上浮起难得的慌张——对联早已送进中南海,若真写错了字,可如何是好?
这副篆书对联写成“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落款“癸巳冬齐白石”,本来怡然俊逸。可在张伯驹看来,它却大胆“篡改”了清人邓石如把“天”作“鹤家乡”的旧句。齐白石听完,脑海里立刻出现毛主席谈笑风生的面容:那位博古通今的大领导,会不会见字挑错?想到此处,老人坐立难安,简直想冲进中南海把对联夺回。
张伯驹看在眼里,慢悠悠抛出一句:“我倒觉得‘海’与‘云’上下呼应,愈发空灵。说不定主席还夸您改得妙呢。”一句话像清风入室,齐白石心口的鼓点才慢慢减弱。可回到家,他仍难释怀,反复回想自己与毛主席交往的点滴——从未如此忐忑。
时间倒回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门大开,十里长街红旗如海。那天清晨,八十九岁的齐白石挤在人群里,看解放军持枪而入。他曾被传言吓得夜不能寐:据说“共产党怀里揣着名单,要取几位书画老先生的性命”。可徐悲鸿悄悄递来一个名字——田汉,说田汉携带毛主席与周恩来的口信,邀请文艺界留下来共商新中国的文化蓝图。老人在破旧围巾里掩不住笑意,心说:留,就留。
数月后,毛主席亲笔信抵达西城跨车胡同。信中寥寥二百来字,没有一句客套,全是实意:“国事方兴,盼先生共议。”齐白石捧着信,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他刻了两方印:朱文“润之”与白文“毛泽东”,托诗人艾青送往西苑。那还是北平寒意未散的春日,老人看着刀口喷薄的朱砂,喃喃念着“润之”二字,心底生出从未有过的暖意。
再往后便是众所周知的那场中南海之约。1950年早春,毛主席特派车马迎他入紫禁深处。初见之时,两位湖南人先拱手再抱拳,像乡里大哥与小弟,一点没有“天子门生”的拘谨。席间,毛主席端起紫砂壶替老人续茶,笑道:“从前人叫我润之,也叫我阿芝,今日见了真阿芝,理当称哥。”一句乡音把九十岁的齐白石逗得前仰后合,连朱德总司令都笑着举箸:“老哥,小弟敬你一杯。”
晚饭吃到一半,毛主席忽然想起那两方印的包装画,吩咐秘书田家英取来。画卷展开:一棵李子树,枝繁叶茂;树下一头老牛,树梢五只小鸟。毛主席指着画说:“我喜欢得很,早叫人裱好收着。”齐白石看得云里雾里:这分明是自己练手的草稿,斑斑点点,全非成品。“主席,其实这只是废笔。”他红着脸要收回,毛主席摆手:“废笔也有情趣,你抢我也不还。”两人僵持不下,郭沫若在旁哈哈大笑:“树上五鸟‘上五’,正合我号‘尚武’;您俩再争,干脆给我吧!”一句玩笑,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可那副对联的“云”字依旧像根刺,让齐白石心底发颤。对联送出后没几天,他越想越坐不住,干脆备了马车欲赴中南海说明情况。路上又怕惊动主席,只得先去请教张伯驹。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张伯驹见他依旧惴惴,举起茶杯朗声读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海’与‘云’同处自然,上下相应,浑如胸中丘壑。您若仍用‘天’字,反显呆板。”抚案沉思片刻,他又补一句:“再说,古人改句之例多得很。苏东坡改杜诗,黄庭坚改王维,后人不都乐道其勇气吗?”齐白石这才长舒一口气,苦笑:“伯驹兄,您这番话,救老朽于惶恐啊。”
张伯驹笑道:“与其自责,不如另刻一章,日后作小注,将‘云’字由来写明。主席见之,或可会心一笑。”齐白石点头,胸中石落地。第二天,他真刻了一枚“补阙”小印,红泥新鲜,不到拇指大小,只一个“云”字,却隽永异常。老人说,这里藏着他对新中国的希冀——云蒸霞蔚,万象更新。
此后数年,齐白石与毛主席往来频繁。1951年《松鹤旭日》巨幅横空出世,老人把旭日之中写上“毛主席万岁”五字;1952年《梅花茶具图》册页送达中南海,毛主席回赠西湖龙井;1953年春,他绘《松下对弈图》,题款“盼天下太平”。每逢佳节,红纸小字必先送到主席案头,有时仅一首七绝,有时是尺幅小蟹,但都透着老人藏不住的热情。
再说那副“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毛主席收到后,并未提及“错字”。工作人员记得,主席常在灯下端详良久,偶尔念出上联,随后把目光移向窗外夜色。多年后,文化部档案室整理主席旧藏,才发现对联边角贴着那枚小小“云”印,旁边一行小字:云者,雾之所生,雨之所归,亦新中国之气象。署名:白石。
1957年春天,齐白石已卧病不起。田家英带来主席口信:天气渐暖,盼老人多食多眠。齐白石挣扎着坐起,说自己还有个心愿:若能与主席在花前留影一张,死亦无憾。可身体终究不允许。9月16日清晨,老人安静离世。田家英捧着噩耗赶回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阿芝去了。”
外人不知,在老人灵柩前,周恩来总理轻声念起那两句对联,末了对秘书说:“张伯驹有眼力,’云’字真好。”也正是这句“云”,让一段跨越三十岁的忘年交,在历史长卷里多了分雍容与自在。
让人玩味的是,几十年后,书法界提到齐白石,常把他的篆刻与国画并称,却很少有人再去较真那“天”“云”之辩。或许正如张伯驹所言:“文字活在人心,不活在石碑。”而那枚不起眼的“云”印,如今静静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与对联同柜。每逢老人节,总有观众凝视它良久,嘴角泛起会心的弧度——历史并不总在寻找绝对正确,有时,一个看似错写的字,恰恰照见了时代的胸怀与艺术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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