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村遗址考古新发现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双元村遗址

考古新发现

文 图 / 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增刊

双元村遗址位于盐城市亭湖区文峰街道解放桥社区境内，地处江淮东部古代沙冈（东冈）以西，紧邻串场河南岸，与明清时期古“瓢城”南门隔河相望。遗址中心坐标为东经120°07′47.5369″，北纬33°22′46.5423″，地表海拔2.8—5.2米。

2024年12月，为配合文峰街道景山中学周边改造地块三期工程的建设，对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发现大面积红烧土堆积与明清时期陶瓷片、碎砖块等遗物，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30平方米，清理红烧土堆积1处、灰坑2个、井1处。出土器物37件，包含城墙砖、铁钱、瓷碗、瓷盘、瓷盏、瓷勺、笔架山、砚台等。

发掘区平面图

地层堆积

遗址所处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地层较厚，南部地层较薄，发掘区域内桩基密布，破坏严重。遗址文化层堆积较为简单，大致分为三层，地表为现代扰土层，其下为两层文化层。灰坑H1、H2开口于扰土层下，红烧土堆积被第②层文化层所叠压，其下为第③层文化层，现以T0609、T0709北壁为例说明如下。

T0609、T0709 北壁地层图

第①层：表土层，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厚0.8—1.7米，包含大量现代生活与建筑垃圾，为现代扰土层。

第②层：清代文化层，灰黑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厚0.2—0.36米，西侧区域夹杂贝壳和红烧土颗粒，包含较多明清陶瓷片，覆盖整个探方。

第③层：明代文化层，浅灰褐色黏土，土质致密，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厚0.61—0.73米，仅存于北壁东侧。

第③层下为生土，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覆盖整个探方。

遗迹现象

此次考古工作共发现灰坑2个、红烧土堆积1处、井1处，由于遗迹北部为道路，西部为地下电缆区域，无法开展工作，遗迹已揭露面积约110平方米。

灰坑

共2个，分别位于发掘区的东、西两侧，灰坑开口均被现代扰土层打破。

H1位于T0709北部。开口于①层下，坑口距地表1.6—1.8米。开口被现代基建破坏，打破②层、③层和红烧土堆积。平面呈半圆形（北部压于路面下），较规则，斜壁，底部不平整。坑口长1.8米，深0.75—0.84米。坑内填土呈灰褐色，土质较致密，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未见出土遗物，推测年代晚于清代。

H2位于T0609北部。开口于①层下，坑口距地表1.67米。开口被现代基建破坏，打破②层与生土层。平面呈半圆形（北部压于路面下），斜壁，底部不平整。坑口长0.93米，深0.3—0.38米。坑内填土呈深灰褐色，土质较致密，掺杂黑色碳屑，未见包含物，推测年代晚于清代。

红烧土堆积

分布于T0609与T0709北部和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叠压J1和生土层，被H1打破。平面呈不规则形，斜壁，底部不平整，平面东西长约17米，南北长约10.5米，东南端宽3.5—4.5米，北宽7.8米，厚0.7—1米。

红烧土堆积，土质较疏松，其中发现大量红色烧土块、黑色渣土、城墙砖残件、陶瓷片等。城墙砖多为烧坏变形的砖块，主要见于堆积的中部和东部。在堆积的中部与西部发现大量燃烧导致的黑色渣土。堆积可分上下两层，在上层发现了清代笔架山、笔砚和盐城方砖，下层出土了带“盐城县”铭文的城墙砖。

位于T0609中东部。开口于红烧土堆积下，被红烧土堆积叠压，打破生土层。口部平面形状呈椭圆形，直壁，底部平整。井口长0.8米，宽0.75米，深0.7米。井内堆积可分为两层：①层为烧坏的城墙砖和红烧土堆积，厚约0.4米；②层为青灰色淤泥，土质较致密，厚约0.3米。根据水井位置，结合盐城地下水位较浅的特质，推测其用途可能为烧窑取水用井，后随窑址一同废弃，应与红烧土堆积为同一时代。

出土器物

双元村遗址共出土可修复器物37件，包含铁钱、城墙砖（部分带有“盐城县”铭文）、笔架山、砚台、瓷碗、瓷盘、瓷盏、瓷勺等。其中以城墙砖与瓷器为多，另有少量陶器和铁钱。遗址中发现的城墙砖多为烧制变形的碎砖残件，因烧成温度差异，呈现出青灰、红褐等色彩。城墙砖按规格形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形制较大，长33厘米，宽19厘米，高9.5厘米；另一种形制稍小，长33厘米，宽16.7厘米，高6.5厘米。其中22块带有“盐城县”铭文，根据字体形制亦可分为两种。出土陶瓷器均为民间日用器，瓷器以青花瓷为主，另有少量灰白釉及黄釉瓷器，器类有碗、盘、盏、勺、笔架山等；陶器主要为砚台。以下择典型器物作具体介绍。

城墙砖

遗址出土可修复城墙砖23件，以泥质灰陶和红陶为主，其中22块带有“盐城县”楷书铭文。

2024红烧土堆积：2，残，泥质灰陶，呈灰褐色，方形，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17—16厘米，宽18.4厘米，高10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3，残，泥质红陶，烧成温度低，呈红褐色，方形，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13.2—15.4厘米，宽16厘米，高7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6，残，泥质红陶，烧成温度低，呈红褐色，方形，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18.2—10.1厘米，宽16.5厘米，高6.5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13，残，泥质红陶，烧成温度低，呈红褐色，方形，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26.7—23.5厘米，宽16.3厘米，高6.5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17，残，泥质红陶，烧成温度低，呈红褐色，方形，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21—13.4厘米，宽14.3厘米，高6.8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33，残，泥质灰陶，呈灰褐色，烧制弯曲变形，裂痕较多，侧面有“盐城县”铭文。残长33厘米，宽19厘米，高9.5厘米。

瓷器

出土可修复瓷器９件，包括碗４件、盘２件、盏１件、勺１件、笔架山１件。

瓷碗2024红烧土堆积：21，残，釉面呈青色，胎体呈灰白色，印花纹，胎质坚硬粗糙，质地致密。敞口，口唇薄平而外侈，浅腹，腹部较平坦，呈斜直状。圈足，足径较小。器物内壁口沿处饰有点状纹一周，腹部饰缠枝莲纹，底部衬以蕉叶纹，青花发色蓝中带灰，有明显晕散现象。外壁纹饰为折枝花卉纹，以菊花为主，花朵形态较为写意，青花色泽浓淡不一，分布自然。口径14厘米，底径7.1厘米，高7.8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22，残，釉面呈淡青色，印花纹，胎质坚硬粗糙，质地致密。敞口，口唇薄平而外侈，浅腹，腹部较平坦。圈足，足径较小。内壁近口沿处有一道细弦纹，腹部饰莲瓣纹，底部衬以花蕊状纹饰，青花发色蓝中偏灰，晕散现象明显。外壁饰荷叶纹，周边似为变形的云纹或波浪纹，青花颜色浓淡不一，分布自然。口径14.9厘米，底径7.8厘米，高7.8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25，与2024红烧土堆积：22瓷碗形制一致，口径14.8厘米，底径7.3厘米，高7.6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37，残，胎体呈棕褐色，质地粗糙。外壁施白釉，釉面有泛黄、磨损及土沁现象，并有黑色绘制的写意纹饰，图案似山水轮廓，笔触自然，有晕散效果。口径14厘米，底径7.2厘米，高7.1厘米。

瓷盘2024红烧土堆积：23，残，白釉，无纹饰，保存状况较差。口径15.8厘米，底径8厘米，高3厘米。

2024红烧土堆积：26，残，青花瓷片，胎体呈灰白。圈足，足径较小。纹饰以钴料绘制，口沿内饰双圈弦纹，下绘缠枝花卉纹，包含卷曲的枝叶和形似花苞的图案，青花呈蓝色。口径17.8厘米，底径10.7厘米，高2.9厘米。

瓷盏2024红烧土堆积：24，残，施灰白釉，质地较粗糙，矮圈足，外壁可见轮制痕迹。口径7厘米，底径3.2厘米，高4.6厘米。

瓷勺2024红烧土堆积：27，残，胎体呈灰白色。釉面白中泛青。勺中饰较大的菊花图案，花瓣层次分明，周围点缀着类似旋涡纹和小朵花卉纹，青花呈蓝色，略有晕散。残长5.9厘米，宽3.4厘米，高0.2—0.4厘米。

笔架山2024红烧土堆积：31，整体造型模仿山峦，呈连峰式。上部有5个“山峰”，颜色呈淡蓝色，釉面匀净有光泽，峰体尖锐；下部支撑部分为米黄色，有镂空雕刻，形似水波与枝叶相互缠绕，且带有圆形镂空装饰。从器物特征看，其产自石湾窑。底长10.5厘米，底宽1.1—1.7厘米，高7.3—8.3厘米。

陶器

砚台，2件（2024红烧土堆积：29、2024红烧土堆积：30），二者形制相同。陶制，灰黑色，形制呈长方形，砚堂微微内凹，四周边缘稍厚。砚堂内有朱砂和黑色颜料附着。2024红烧土堆积：29，残长8.2厘米，宽6.1厘米，高1.3厘米；2024红烧土堆积：30，残长8.2厘米，宽6.3厘米，高1.3厘米。

砚台

其他

铁钱，1件（2024红烧土堆积：28）。残，保存状况较差，锈蚀严重，上有“道光通宝”铭文，外径2.2厘米，内径0.6厘米。

认识

遗址的时代和性质

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双元村遗址地层堆积大致可分为三层，现代扰土层之下为清代地层（第②层）和明代中期以后文化层（第③层）。灰坑H1、H2均开口于扰土层下，打破第②层、红烧土堆积与生土。红烧土堆积开口于第②层下，叠压J1，被H1打破。在清理红烧土堆积的过程中，在上层发现清代产自石湾窑的笔架山、陶质砚台和盐城本地小砖；下层发现带有“盐城县”铭文的明代城墙砖，出土以青花瓷为主的瓷片，可辨器型有碗、盏、盘等，由此推测红烧土堆积年代从明代延续至清代。

从出土器物看，双元村遗址出土城墙砖的形制与南京、泰州等地出土的“南城县”“句容县”“广昌县”“合兴里”等明代记名式铭文城砖相似，此类城墙砖常见的制作方式一般是将刻好铭文的模具戳印或压印在未干的砖坯侧面或端面上，待砖坯晾干后再入窑焙烧。[1]史料记载，盐城在唐代之前“久无城邑”，宋代绍兴至乾道年间（1131—1173年），曾三次修固土城。据明《万历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土城墙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知县秦曹经重修”[2]。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为防御倭寇侵扰，备倭指挥杨清、守御千户冯善主持重修城池，将土墙改为砖城，《万历盐城县志》载，“砖城城墙高、宽均为2丈3尺，周长7里67丈。城池东西长2里108丈，南北长2里90丈。城头上设有城垛，垛中有一方孔，供防卫、射箭之用”[3]，自此逐渐形成了盐城古“瓢城”的基本格局。由此可知，双元村遗址出土城墙砖时代应不早于明永乐十六年，此处砖窑的使用可能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修筑砖城墙历史事件相关。

关于双元村遗址的性质与功能，可从其地理位置与遗存特征分析。遗址位于串场河南岸，隔河向东不远处即为古“瓢城”的南城门。靠近水源与近邻城池的地理位置，可以为烧窑取水与物料运输提供便利，此外河道附近的泥沙细腻纯净，更加方便取用和塑形。这一选址符合明代窑址如山东曲阜旧县四街窑址[4]、景德镇观音阁窑址[5]、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擦崖子明长城砖窑[6]、湖南中方窑窿坡明初城墙砖官窑[7]等的“四近向阳”[8]的原则，即近水、近土、近城、近柴和向阳。在遗址北部红烧土堆积中出土大量烧坏城墙砖、红烧土块、黑渣土和破碎烧结面，且其附近发现多处活土坑，可能为制作砖坯的取土坑。在红烧土堆积下还发现一口仅深0.7米的浅水井，可能用于烧窑取水。结合这些遗迹组合与位置关系，推测双元村遗址及周边大概率曾存在官方烧制城墙砖的窑址。综上所述，双元村遗址在明永乐年间可能为一处官方烧制盐城城墙砖的窑址，后逐渐废弃，清代及以后演变为居住区，人类活动频繁。

双元村遗址与明清古瓢城相对位置图 [10]

城墙砖“盐城县”铭文考证

双元村遗址出土的22块带“盐城县”铭文的城墙砖，直接表明了城墙砖的归属地，属明代常见的地名砖范畴。明代早中期，各地府州县曾大规模实施城墙建设，此类地名砖在南京、泰州、淮安等周边地区曾多次出土。相较于纪年砖、吉语砖等类型，地名砖的铭文内容较为简单，主要体现地方行政单位对城砖烧造的监管责任。地方烧制的城墙砖除供本地使用外，也会支持周边地区的城墙建造，例如“淮安府海州”铭文城砖，在明中都、南京、淮安以及海州本地等古城城墙中都有发现。此次双元村遗址出土的明代“盐城县”城墙砖，证明了盐城城墙建造用砖主要来源于本地制造，反映了地方自治能力以及官府对本地烧造的直接管控。

“盐城县”铭文中的“盐”字历史悠久，其演变可追溯至甲骨文时期。早期以“卤”为原始符号，西周金文延续此形，战国始见“鹽”字，秦小篆定型为“鹽”字。《说文解字》释：“鹽，咸也。从卤，监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9]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以草书楷化法简化为“盐”。“盐城县”铭文中的“盐”字由“士”“ノ－”“口”“皿”组成，与繁体字“鹽”不同，属于“盐”的简体字范畴，字体属明代常见的楷书。

整体看，本次考古工作是盐城地区首次发现明代的官方城墙砖窑址，为认识砖窑的选址特点、形制结构等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填补了空白。“盐城县”铭文城墙砖是明代盐城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物证，揭示了地方行政制度、城防建设与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执笔：夏春晖 苏楠 孙树林

注释

滑动阅览

[1]郭金海：《明代南京城墙砖铭文略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明）杨瑞云修，（明）夏应星纂：《万历盐城县志》，明万历刻本。

[3]同[2]。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曲阜旧县四街窑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2期。

[5]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2024年度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11期。

[6]唐山市文物古建研究所、迁西县文物管理所：《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擦崖子明长城砖窑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22年第1期。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怀化市博物馆、中方县博物馆、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中方窑窿坡明初城墙砖官窑遗址2021年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7集），科学出版社，2024年。

[8]同[6]。

[9]（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0]《苏北县城城厢图集》，中华民国七年实测十一年制印。

（图文来源于“大众考古”，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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