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大沽口之战，为何一败一胜？在于准备充分与否

1856年10月，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广州城陷的消息传至上海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唯恐洋人也来修理自己，便主动派下属找英法领事表态：“粤事应归粤办。”

何桂清不但和广东划开界限，更表示这是广东以及北京政府对洋人的战事，不关他们这些和洋人关系好、天天通商，甚至给他们划租界的“开明人”的事。

给咸丰帝上报时，何桂清自然不敢用这样的理由避战，于是大谈上海对供应北京城粮食的漕运的重要性，以及上海每年所得关税和厘金对清军军费的重要性。

亚罗号事件

咸丰帝似乎也默认了这一点，批示“(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并且表示“上海华、夷既无嫌隙”，那就“照旧通商”好了。

福建一看江浙这边如此“大逆不道”都没事，也不甘人后。闽浙总督王懿德声称，如果洋人军舰前来“窥伺”，他也不打算动武，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洋人守约。

毕竟东南几省是清廷财赋的重要来源，诸如此类为不动武而找的借口，咸丰帝一概默认准许。于是在以往中国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出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与洋人处于战争状态，而南方数省则与英法和平共处。

上海官员不但与洋人照旧交往、照做生意，甚至将上海港打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北上南下的中转站与补给基地。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共同发出照会，要求清廷派出大员谈判，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

咸丰帝此时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没空也没心思搭理洋人，他对此事的态度是：现在内战都没打完，哪有空理你们洋人？最终决定“为羁縻之计”的咸丰帝，制定了“详尽”的分化四国集团的外交方略：

首先，对俄表示友好。咸丰帝宣称，大清与沙俄有“百年友谊”。百余年前的雅克萨之战产生了百余名俄罗斯俘虏，内残外忍的清廷将这批俘虏集中起来，送到北京好生安置，还抬了旗并编为佐领(八旗的基本军事单位)。

清廷甚至专门将庙宇改建为东正教教堂，并允许俄罗斯教士来华。从此之后，清、俄之间的外交活动便从没终止过。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难怪日后清廷会相信俄国的伪善面具。

然而，清廷不知道现在被他们视为友邦的俄国，正打算从它身上狠狠撕下一块肉来弥补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到的重创。

俄国公使当然也明白清廷打算分化四国集团的心思，所以故意投其所好，装作帮清廷的忙，实际却狐假虎威(俄国自身无兵力投入，倚仗英法的大量兵力吓唬清廷)，打算狠狠讹清廷一把。

其次，对美设法羁縻。因为美国态度相对“恭顺”，只求修约发财，也没出兵，只是跟着英国狐假虎威而已。

再次，对法进行劝告。咸丰帝直到此时还相信叶名琛上报的“法国公使是被别人怂恿，侵华不是其本心”的假情报。且法国曾经帮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看起来还有说服的可能。

最后，对英严词诘问。为了防止底下官员词不达意从而误事，咸丰帝特地让军机大臣代拟了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

咸丰帝

不过，英法两军之前虽然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因为军力尚未集结完毕，尤其是内河可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而不得不推迟行动。

见洋人迟迟未动，咸丰帝又和早先的叶名琛想到一块去了：洋人估计是外强中干，只会吓唬人，而他咸丰帝并不怕洋人。

另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咸丰帝甚至为此专门指示各路已投入内战的大军一概不许御外，只专注内战。在他看来，我大清不是没有能力揍你们这些洋人，只是家里有事，不打算搭理你们而已。

当时，直隶一省就有4万余绿营汉兵，京城内更有11万多满汉大军。在咸丰帝想来，如此巨量的兵力配上北方最强大的大沽口炮台，就这点洋人，要动手？怕是不够杀！

大沽口位于海河的出海口，河道宽约500米，水深约5米，沿河而上行60公里便是天津，堪称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因此大沽口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而且，自太平军占领江浙部分地区，切断原有漕运路线之后，江浙两省的运粮路线便改为：上海一大沽一天津。此外，大沽口一带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对清廷来说亦是不亚于厘金和关税的重要收入。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开抵大沽口外后，清廷统治者开始重视大沽口的重要地位，也是从那时起，对大沽口进行了彻底的大规模军事建设。

大沽口原有2座年久失修的炮台，且河床淤宽，炮台距河面500米有余，火炮难以发挥作用。1840年10月，时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奏准重建大沽口炮台，其中在南岸新建2座，在北岸新建1座，下用条石，上用砖砌，高5米左右，宽40米左右，进深26米，呈长方形。

大沽口炮台

同时，清军将旧有炮台加固修复，并新铸大量火炮，计有5000斤、7000斤铜炮各10门；次年又铸10000斤、8000斤铜炮共8门，另从直隶各处调来大量火炮充实防线。

于是，南北各炮台加上台前土坝设的火炮，共有144门(都是300—10000斤的火炮)，此外还有小铁炮(300斤以下)200门，用以近距离战斗。

大沽口原设有绿营一协，分左右两营，兵1600人。经过1850年英国公使文翰北上“告御状”，1857年俄国公使前往北京等事件后，督抚们又在大沽口增兵数百乃至上千。

到英法联军陈兵大沽口外时，直隶总督谭廷襄共在大沽口地区布置士兵近万人。另有本地乡绅带领的1000余名勇丁，驻守于西南的草头沽。

对面英法联军的兵力，据咸丰帝看到的情报称，有夷船“四五十号、夷兵四五千人”。通过后世资料，我们可知英法联军的具体兵力为：英舰15艘，舰炮192门，士兵2054人；法舰11艘，舰炮164门，集结人数不详。

两相对比，清军除了在军队数量和炮台等硬件设施上占优以外，地势上亦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沽口外有一道拦江沙，“平水不过二尺，潮来水深丈余，涨不过时即落”。

有这道“天险”在，列强的大型舰船根本无法进入大沽口，能进入的只有小型船只。在不知列强实力的清廷官员看来，这又怎能威胁到大清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呢？

总之，指挥着北方重兵集团， 清军官兵又据守清廷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还有主场优势的清方指挥官——直隶总督谭廷襄，在看到英法联军并没有如期行动后，比咸丰帝更看不起洋人。

清廷官员与洋人交涉

此时的咸丰帝看到洋人并没如期动武，那份赶紧打发走洋人、专注内战的心思越发强烈。之后在谭廷襄等人奏问，倘若英、法、俄等国擅闯要如何应对的问题上，注重“天朝”威严的咸丰帝却一律指示：“不可先行用武，使有所借口也。”

对于因为英法联军推迟行动而产生蔑视心理，并在奏折中将求战之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谭廷襄等人，咸丰帝再次发出警告：

你们千万不能因为兵强马壮就擅自去打洋人，在天津主场打胜当然没问题，就怕你们打败洋人之后，他们去窜扰沿海其他地方。

可见这还没开仗，咸丰帝就已经笃定洋人必败了，甚至关注点都不是洋人战力几何，而是洋人战败扰乱其他没有牢固海防的地方会如何。

但咸丰帝这既不让打，又不同意英、法、美、俄所提条件的旨意，让谭廷襄很是为难。再三揣摩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大清军威，狠狠震慑英法联军。

5月17日，谭廷襄根据咸丰帝圣旨里的“示以兵威”，“传令南北各营兵勇” 以及“后路健锐，火器等营”，统统集结，之后把他们拉出营房，“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于是，擦亮兵器、打出旗帜的清守军，沿着海岸排了足足5公里！

谭廷襄更是“至炮台亲自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军容甚盛”，企图用“军容”把英法联军吓退。然而三天后，谭廷襄等人就见识到真正的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了。

清朝官兵

1858年5月20日上午8点，英法联军派出军官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谭廷襄对此不予理会，并向咸丰帝奏报：如果洋人来了，他就会同各员将佐、统带以及众多兵勇一起，以万全的筹备，借着坚固的炮台狠狠教训洋人一番。

10点左右，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被英法联军各派3艘蒸汽炮艇轰击，双方随即进行激烈的炮战。从未和洋人打过交道的北方清军在战斗之初表现得十分坚韧，其中一个炮位上甚至有29名炮手接连阵亡。

只是双方的军事水平着实悬殊，清军虽然打得很激烈，但不管打出的炮弹多么多，但起效的却很少。本就低得可怜的命中率又被落后的火炮技术进一步拖累了，清军火炮只能在洋人军舰上打出一两个孔来，而不是如预想的那样一炮即沉。

比起英法舰船的坚固耐打，清军炮台则呈现出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大沽口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彻底轰烂，南炮台的炮墙更是无一处不碎裂。清廷精心修建的、号称“北方最强”的炮台，在英法联军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双方炮战的同时，5艘英舰运载着登陆部队进入了大沽口内，并以火炮支援登陆作战。中午11点15分，北炮台已经基本被联军炮火打至瘫痪，该处指挥官游击沙春元战死。失去了主心骨的清军随即一哄而散，英军旋即占领该地。

南炮台坚持至12点左右，伤亡累累的清军绿营兵率先溃散，临时征召来的民勇也随即溃败；在战线后方督战的谭廷襄等人，即使斩杀数人也没能遏制住溃败的势头。

清军溃散后，该地即被联军占领，而谭廷襄则率领高级官员一窝蜂地逃往天津。炮台周围从没见过洋人的各路援军，即使有7000人之众，在得知两岸炮台友军惨败后，也集体溃逃了。大沽口及周边地区突然成了“不设防区域”。

清军与侵略者奋勇战斗

5月26日，英法联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抵天津。4天后，四国使节共同要求清廷派出能“全权便宜行事”的大臣，前往天津进行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

咸丰帝经过大沽口一战，似乎也明白了洋人比4年前同样进抵天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还要难对付。心慌意乱的他赶忙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负责与各国谈判。

隔天，咸丰帝在臣子的提醒下，想起了那个被自己撤职的对外软弱派耆英。毕竟耆英当年主持与英法的外交时，与英法等国外交人员还是有些交情的，说不定可以用这一点来讨到一些便宜。

咸丰帝甚至连策略都制定好了：耆英唱红脸，桂良唱白脸，“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更指望英国人能“念旧情”，彻底打消进京的念头。

然而咸丰帝又一次失望了：英法的态度始终强硬无比；俄国公使则装作站在清廷这边，提出若同意俄国的条件，就替清廷向英法说和；至于咸丰帝寄予厚望的“感情牌”——耆英，更是徒劳无功。

原来，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后，在缴获的两广总督衙署档案中发现，当年耆英表面上对洋人和顺，实际暗行钳制。因此，英法公使不但一点不给“老朋友”面子，更是只派出两名年轻翻译，对其大加羞辱。不堪受辱的耆英愤而回京，宣告了咸丰帝外交政策的再次失败。

无奈的桂良只得求助于伪善的俄国公使，俄国公使趁机诱骗桂良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差不多同时，黑龙江将军奕山也擅自与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

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失去的领土

咸丰帝认为用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换取俄国的人情很值得，于是指示桂良说：“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即《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即《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方能对得起中国。”

但国与国之间，有时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得了好处的俄国人，一边在清廷面前装作要向英法说和；一边又支持英法两国，意欲捞取更多的利益。

1858年6月22日，英法专使照会桂良，如果清廷对条约签订一事再迟疑不定、斤斤计较，就要进攻北京。《天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一是公使常驻北京，面见皇帝时要用西方礼节。

二是增开牛庄(后改名营口)、登州(后改名烟台)等多个通商口岸。

三是洋人凭“执照”可以合法进入中国内地游历、传教、通商等，“执照”颁发权由各国领事掌握。

四是修改海关税则等。

五是向英法赔款。

六是相对各种旧条约，在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项上进行细化规定。

以现代人乃至当时的国际眼光来看，危害最大的应该为第四、第五、第六这三项，这对清廷的利益(经济、商业、主权等)有着莫大的损害。

至于第二、第三项则基本比照上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款，危害度不及第四、第五、第六项。而第一项，无论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还是现在的国际惯例来看，不互相建立使馆，派驻公使，怎么可能进行正常的外交往来呢？

然而咸丰帝的考虑却恰恰相反，严重损害中国实际利益的后三项，他都痛快地接受了，反而视第一项为洪水猛兽，第二、第三项仅次其后。咸丰帝指示桂良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来来回回扯皮二十多天，就是为了这三项。

第二次鸦片战争示意图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里，讲究“天无二日”，其他人最多只能是诸侯或是臣服的藩属国之主；换句话说，正统政权只有一个。

在对外关系上，大清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任何与其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比如，俄国当时在清廷眼里就是藩属国，与之相关的外交事务都由理藩院受理。互派使节，这根本就是在挑战大清“天朝上国”的权威。

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封建王朝都要以礼部来进行规范。如果西方使节进京不用清廷那套跪来跪去的礼，在咸丰帝看来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亵渎，更是对大清“天朝上国”地位的质疑。

他祖上的嘉庆帝和乾隆帝面对英使也有类似想法，所以才使数次接见英使之事，常因礼仪问题陷入僵局。为了维持朝廷不至礼乐崩坏，咸丰帝宁可割地也不愿接见洋人。至于国家利益，根本就无法和封建帝王的自身利益相比。

有这个想法的，不止咸丰帝一人。当前线的桂良抵挡不住英法的外交压力，打算允许“公使驻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北京官场闻之大哗！

朝野沸腾之后，桂良那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一般——两头受气：这边咸丰帝和朝野坚决不同意公使驻京，那边洋人则叫嚷着不同意他们的条件就立刻开战。

6月25日，英法专使向桂良提交了和约草案56款，并且强调：“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准改。”咸丰帝知道此事后准备决裂开战，然而前线谈判的官员们深知开战必败，再败谈判局势会比现在更加难看。

于是桂良擅自与英法专使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来了个先斩后奏，先打发掉洋人，回头再给皇上大谈不可开战的理由。

咸丰帝尚想讨价还价，恰逢桂良又哭诉英法公使怕底下清廷官员蒙蔽皇帝，导致洋人的真实意见无法传达给咸丰帝，要求他亲批“依议”。

无奈的咸丰帝只能咽下这口恶气，批示完转头就找耆英撒气，以“擅自回京”为由令其自尽。

大沽口

尽管眼前的风波总算暂时过去了，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还遗下两个问题：第一是清廷派出官员与英方商谈关税修订则例等事；第二是一年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再次派出天津谈判中的两位搭档——桂良和花沙纳，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法等国商谈修改关税则例。

为了通过这事来解决公使驻京以及开放口岸等问题(主要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又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解决方案：只要公使不驻京，一切海关关税全免，鸦片开禁，合法输入！

咸丰帝甚至认为这么好的政策一定要向洋人宣示得明明白白，“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从而“无须再赴天津申诉”，不再给他找不痛快。

为了皇上和官员们所谓的颜面礼节，居然要牺牲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实际利益，咸丰帝的愚味昏庸与在外交上的无知，甚至已经超过了叶名琛。

好在沿海官员都知道，关税是对抗太平军的生命线，于是他们集体上奏，拼死拼活勉强劝住了咸丰帝，让此事暂告一段落。

咸丰帝极力避免一年后和洋人在北京换约，但无济于事。尽管桂良听从咸丰帝的指示做出最大的努力，试图说服洋人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换约。

但1859年6月初，列强们的新任公使抵达上海后，不再与桂良多作纠缠，直接北上天津。各国公使紧赶慢赶，生怕耽误换约时间，导致清廷找到类似于“换约期限已过”之类的借口，制造各种事端，给换约造成麻烦。

而公使们匆匆忙忙赶到大沽口外时，咸丰帝却要求各国公使转道距大沽口以北15公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在洋人看来，这似乎是咸丰帝有意拖延时间，以给换约找麻烦的鬼伎俩。

清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重创侵略军

6月17日，英海军司令何伯(J.Hope)率先带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要求清军撤去拦河工事。20日，英法使节到达大沽口外。24日，英海军司令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口。

当晚，英军派出小舢板炸断大沽口防御工事之一的拦江铁链，行动成功后随即退走。而清军则在英军退走后紧急修补，重新将铁链接上。大沽口的形势一度剑拔弩张。

25日清晨，英军炮艇开始进入大沽口内进行定位，包括英军司令何伯座舰在内的7艘炮艇平行排列于大沽口南炮台前，进行威慑与施压。其他炮艇也分别针对大沽口南北岸各个炮台进行施压，还有3艘炮艇开始清除清军设置于河道内的拦江铁链等障碍物。

未进入大沽口内的英军士兵则乘坐小船和抢到的沙船，在后方准备登陆作战。清军炮台内外则是一片寂静，无一人露面，英法军队甚至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炮窗、炮口等布防情况。这让前次轻易取胜的英法联军对大沽口的布防情况更加蔑视。

下午2点左右，英军已经差不多清除完了第一道河障。半个小时后，英军炮艇开始冲击拦河铁链。这个时候，清军方面由候补知县曹大绶等人出面前往交涉。

通过之前观察到的种种迹象，认为大沽口地区清军不防极其虚弱的英法联军，认为清军这是“畏其兵势”。因此，交涉未能成功，英法联军气焰高涨，“其势甚要开仗”。

没过多久，双方开始激烈交火。相比前次清军炮手士气有余，但操练不足、射击精度严重堪忧的情况，这次清军炮手表现得出人意料。

清军的第一轮射击就准确命中了何伯的座舰，并将其本人击伤。清军普通士兵的士气更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前次大沽口作战中，清军指挥官游击沙春元阵亡后，其部纷纷作鸟兽散，这次却截然不同。

清军狠狠打击侵略者

在南岸炮台中指挥作战的直隶提督史荣椿中炮身亡后，其部不但未崩溃，更是在千总戎发接管指挥权并“亲燃大炮，对准施放”。

唯一表现出清军“光荣传统”的是北岸前炮台清军，他们在指挥官副将龙汝元阵亡后开始溃逃，但很快就被堵了回去。除去这支因为主将阵亡而溃逃的部队，其他地方清军的战斗极为奋勇。

清理完第一道河障的几艘英军炮艇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清军的阻击，这些炮艇先是拥挤在河道内，因为重重工事而前进困难，后更是被清军凶猛的火力击退。

三小时后，英军炮艇一沉一瘫(失去战斗能力)。此时的英军炮艇不是在交战，就是受创严重，或者受困于水文问题，以致无法回转拖带大沽口外运载登陆部队的小船。

在英军的主动请求下，在大沽口外观战的美国军舰“托依旺”号，打着“血浓于水”的口号，拖带英法联军的运兵船前往大沽口内助战。

又一个多小时过后，清军南北炮台相继停止开火，英军几乎每只舰船都带伤不说，更有2艘炮艇因为受损过于严重，为防沉没而抢滩搁浅。

傍晚7点20分，即清军南炮台停火约半个小时后，由水兵和少量工兵组成的英法联军登陆部队约700人于大沽口南岸登陆，意图攻取南岸炮台。

他们随即遭到清军以大小火器展开的猛烈阻击，事先由清军挖好的壕沟进一步使英法联军的攻势裹足不前。鏖战数小时之后，伤亡惨重的英法登陆部队于凌晨时分后撤。

此次战斗中，清军约有4500人参战，阵亡士兵25人、军官7人，共折损32人。工事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地方的炮墙加厚至六尺依然被击穿、击碎，火炮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示意图

英法联军的损失相对严重，英军参战1000余人，在水面战斗中阵亡25人、受伤93人，登陆战斗中阵亡64人、受伤252人；11艘炮艇，被击沉4艘，余下舰船也都负伤了。法军参战60人，阵亡4人，受伤10人。两军共计伤亡448人。

毫无疑问，清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而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其实可以追溯到一年之前咸丰帝的谋划与布局。

一年前，桂良与洋人签完《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后，在给咸丰帝请罪的奏折里，偷偷地夹了一段话：“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这段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咸丰帝和他底下的官员，脑子里都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想撕毁条约也就罢了，办法居然是将黑锅推给办理此事的官员。

为了确保一年后洋人来换约时，不再仗势压人，咸丰帝祭出了自己的王牌——因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声名大振的蒙古猛将僧格林沁，调令他前往大沽口主持防务。

僧格林沁也不负所托，开始热火朝天地在大沽口进行备战工作：

第一，集结精兵并改革大沽军制。改大沽协原设两营额兵1600人为六营3000人，以一营兵专守一炮台。并调集察哈尔官兵1000人，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官兵各1000人，京旗官兵2000人等援军，以补充防线。

第二，重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大沽口各处炮台均被联军毁坏，僧格林沁除了在原址重建5座炮台外，又在北岸炮台外600米左右的位置新建炮台1座。

新炮台比原炮台更为高大，且炮墙均被加厚为原来的两倍，并在炮台前后修建工事与兵营，挖掘壕沟以防敌军登陆包抄。为防止英法联军从大沽以北15公里的海口北塘闯入，僧格林沁还对北塘炮台进行了重建。

第三，设置拦河工事。英法舰艇使用的是蒸汽动力，可以快速通过大沽口清军火力区，使炮台难以发挥最大威力。僧格林沁便在海河河道设置铁戗、铁链等拦河工具。后来，这些工事给英法联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对清军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四，筹集火炮。大沽口原有火炮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中尽毁，于是僧格林沁在铸造大中型(8000—10000斤以上)铜铁炮的同时，又从京师等处抽调大小铜铁炮，加上沿海省份捐购输送充实防线的西洋铁炮，大沽口炮台的火力已经强于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了。

第五，实弹训练。僧格林沁除将新近扩充的兵丁与战技相对娴熟的京营进行混编之外，更让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弹操演。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以鸟枪、抬枪作为考验应习之技”，并奖赏打放有准头的士兵，尤以火炮操演为重，如“某炮台某炮相准击之”就赏给炮手一串钱或一两银不等。

经此操练的清军，相比前次战斗中无畏但无战技的状态，一跃成为相对堪用的精兵，在之后的战斗中爆发出了相当的战斗力。

除了对大沽口军备的整顿之外，僧格林沁还采用示弱策略，比如：反复要求英法联军改道北塘；派官兵伪装乡勇应对洋人；不让英法联军观察到大沽口炮台的详细布防情况；待联军开始清障后，才安排候补知县等人要求会面……

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是官位不显但能量极大的人，甚至曾帮忙挽救过晚清名臣左宗棠的性命。此时，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军营中帮办文案，“随同布置一切”，对军务和僧格林沁的筹划“极为熟悉”。

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整体经过的概述，他这样写道：“僧邸于夷人之就换和约，则设诈以诱而击之。”

因为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的轻易取胜，英法联军对清军的战斗力蔑视到了极点，可以说骄狂到不可一世。僧格林沁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郭嵩焘在日记里如是说道：“僧邸之幸胜夷人，忿兵也，骄兵也。”

除去利用洋人轻敌的心理，僧格林沁更是故意示弱，让洋人相信大沽口防御极为虚弱。郭嵩焘形容其布置为：“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遣一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

就这样，僧格林沁成就了这一晚清对外战争中昙花一现的胜利！而且，让咸丰帝喜出望外的是，洋人不知是被重创到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抑或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在大沽口惨败后，率舰队转而南下的英法公使，居然没有如他之前担心的那样窜扰其他地方。

因此，他又打算用传统御夷手法，“剿”完再“抚”，并且同意了美国公使进京换约以示“天朝”宽容。可想赏个甜枣给洋人的咸丰帝，态度软化却欲“抚”不成，英法公使不断放出口风说要狠狠地报复回来！

大沽口炮台

实际上，换约只规定了时间，并未规定要经过的路线，英法方面非要自行规划路线暴露出了其以势压人的强权本质；英法不顾清廷改道北塘的要求，而坚持要从大沽口通过，显然是不尊重清廷。

因此，马克思在1859年9月发表《新的对华战争》中指出， “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就向中国寻衅了……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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