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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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公众号
《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
发展中国家要追赶现代化进程，不得不尝试将西方几百年的串联式变革进程浓缩在几十年的社会急剧变动之中。这种并联式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广泛性、剧烈性，决定了后发国家比早发国家遭遇更多的社会动荡风险，需要具备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在后发国家产生的最直接、最强烈的社会动员作用，就是其丰裕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刺激了后发国家民众对富足生活的渴望。这种社会动员是广泛和迅速的，以至于任何一个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缓解两极分化，都将面临难以承受的社会普遍不满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
在迫切需要政府在社会建设和社会财富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之际，迷信“弱国家强社会”的西方话语，将植入多元权力制衡机制作为国家建构的重心，不可避免削弱了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社会协商能力，妨碍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及产业政策来引导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导致“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的悖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形成了单一化的畸形经济结构，由此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抗。西方民主体制不仅无助于增强政府打破畸形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能力，反而使国家的政策导向长期处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周期性振荡之中。
西方民主体制的固有弊端，是政党竞争和轮流执政，诱发政党政策的短期化，甚至形成“否决政治”效应。就此而言，后发国家以植入西式民主体制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基本路径，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意味。在现代国家建构初期，在最需要强化国家整合能力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民主体制，恰恰导致国家政治资源、政治精力空耗于选票争夺和政党攻讦，而无法聚焦于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建构，进而逐步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和渗透能力。
当广大后发国家启动现代化时，西方国家早已凭借资本、技术、金融、军事及话语优势，建构起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往往只能通过出售廉价原材料或粗加工产品维持经济运行。要摆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性地位，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困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难以想象的。现代国家的能力结构同国家自主性息息相关。只有在能够摆脱特定利益群体操控、支配的前提下，国家才有可能基于普遍利益制订和实施公共政策，进而通过扩大公共利益，逐步增进国家制度的权威性。一旦国家行为严重受制于特定社会势力或外部势力，就会陷入自主性缺失与国家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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