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开始整猎巫那一套。

缪斯（Muse），在希腊语中被称为“μουσα”（Mousa），是守护赫利孔山泉水的精灵，由神王宙斯和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所生，是诗歌、音乐与艺术的女神的象征，也普遍认为是灵感和创造力的来源。桑德罗·波提切利就有属于他的缪斯。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风尚正悄然诞生，那是个崇尚美与人性的时代，宗教、自然、神话，相互交融，呼唤着被中世纪压抑的情感重新回归到人类贫瘠的头脑中。西蒙内塔便是在那时出现，诱发了佛罗伦萨男子们的情欲与斗志，最终，她被美第奇家族的男子争夺，又在画家波提切利的笔下，成为了传世名画《维纳斯的诞生》中，身姿婀娜，立于洁白贝壳上的女神。

在神话里，女性是大地母神该亚，是丰饶女神得墨忒耳、婚姻女神赫拉、爱神阿芙洛狄忒，也就是维纳斯。阿芙洛狄忒嫁给了跛足的火与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却与战神阿瑞斯偷情，被赫淮斯托斯用金网罩住，交给众神审判。可奇怪的是，在神殿上，阿瑞斯被波塞冬力保，而众神使者赫耳墨斯却因被阿芙洛狄忒的美貌吸引，为她说情。随后，阿芙洛狄忒为了感谢赫耳墨斯对她的感情，与他一同云雨，生下了阴阳神赫马佛洛狄忒斯。

当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与朱利亚诺两兄弟为西蒙内塔通过马术比赛决斗，她的美貌成为了被男性争夺的筹码，是成就男性气质的战利品；当西蒙内塔成为波提切利的“缪斯”，被他画进一幅幅漂亮的洛可可式的画作里，她又变成了被“凝视”的对象，变成“圣母”一般圣洁的、想象的美好景观；当她走进《维纳斯的诞生》，成为赤裸的阿芙洛狄忒，她又转身投向了性爱、欲望的边缘，是以性为交易，以身体为报酬，是由神王乌拉诺斯的一根男性阴茎在海洋泡沫中诞生的客体。

“性与被观看”，是始终缠绕在女性性别上的重要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认为，私有制催生了男性将女性的子宫占为己有的想法，生育与性权力的嵌合又使女性的「性关系」天然地被限制在性别伦理体系（认为女性必须绝对忠诚于男性）中，一旦出现“滥情”的行为，便会遭到集体的痛斥、贬低，通过集体意志碾轧、控制女性的道德举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不如再去看看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定义，「在较低级的未来会社会中，“健壮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是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区别的早期分化」，「捕获女性成为战利品」的背后，是极为典型的「占有与被占有」，如同拥有一件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那么这件物品便不允许再被他人侵占、把握。与其说“家庭伦理”“关系伦理”是对关系双方的约束，不如说是假借平等的幌子，安放真正的锁链。

1692年，位于美洲马塞诸塞湾殖民地的塞勒姆镇因为公众对巫术、疾病、痛苦的恐慌，再加上当地牧师、政府和绅士名流的煽风点火，上演了一场波及数百人的“猎巫”运动。如果说17世纪那场荒谬的、离奇的“猎巫”是宗教信仰与政治官僚合谋的一场可怖的闹剧，那如今对一位女性的隐私侵犯，肆意的辱骂和“荡妇羞辱”，又是怎样的一出好戏。

Women is A mirror

社会“检点”问题☆

为什么总有两套标准☆

@TuTouSuo™️

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作为自然人的个体习得了符号系统，从而理解了在不同场景中如何活动、说话、把握关系的规则。由此，“符号”成为个体与社会发生连接的重要中介，也是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主体性生成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既有话语权力建构的原因。

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将语言看作是先验于主体存在的对象，认为语言会制造个人的主体意识，因此人在获得对性别的认识之前，就已经成为被性别的话语结构所捕获的“猎物”。正是考虑到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相互区分）是被话语建构的产物，所以才有了波伏娃那句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话语极其擅长躲藏在道德习俗的常识、政治法律的权威的庇佑下，作为一种潜隐剧本巧妙地为公众设置行为规则与思想边界。例如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瓦就把社会中“孩子随父姓”的习俗规范定义为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否定，是对母亲身体的压抑。「姓氏」在从礼俗上讲，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家庭地位的尊卑与权力关系的强弱而存在的。《红楼梦》中林黛玉初入贾家的那晚用膳，贾母见黛玉推让不肯坐上位，便笑道：“你是客，原该这么坐。”一句“客人”，便就揪出了一整套长期盘踞在社会文化制度中的“女儿”与“儿子”的内外区别，而这外孙与孙，又是着重凸显在那“姓甚名谁”上。

还有那男子滥情为“风流”，宝 玉对黛玉的情叫做“管它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而黛玉对宝玉的意，确要是那上辈子还泪的绛珠仙草，要一生一世离恨天般的钟情。 要去穷举这些躲藏在话语中的例子未免要说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最终女性终是如梦初醒，才惊觉、惊叹为何伍尔夫会说出：“Women have no country（女性没有家园）”。

于是问题也就自然地过渡到了另一个维度的另一重难题：当我们尝试理解并反抗这套从未以强制的形式出现的话语时，却发现人类（human）是男性，第三人称指代的普遍的个人是“他”，而茨威格写下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竟没有一颗星子，留给了女性。

这也就不难解释，那些女性面对的、在同样是关乎“性”的命题上的 “双重标准”是为何产生。它就真真切切地诞生在家庭的权力关系分配中；发生于一次姓氏的命名里；无限地流淌在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里，女性作为奴隶、作为战利品、作为商品、作为缪斯、作为圣经中的圣母、神话里的爱神时，被剥离的主体意义。所有那些通过话语的影响被赋予在她身上的高洁的想象、神圣的光环、美好的愿景，不过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完美无缺的期待，是为了获得奖杯时，光亮无暇的镜面上，投射出的胜利者的快意大笑。

这样说来，“两套标准”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它恰恰太正常、太正确，以至于就连男人们在努力地扮演一位冷静、客观、自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角色时，都自然而然地把它们作为旗帜一般高高举起，告诉所有人：“我看似在帮助女性说话，但其实我已经爱死这两套标准了。”

☆ 私人问题为何要被公共声讨？

如何才能让一场“猎巫行动”更加彻底，必须要让它从简单的私人事件进入公共视野，越庞大的体量的参与者越难以完全理解事实的全貌，当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简单的离场介入者时，真相才有可能变成某种主观的想象和难以被澄清的结果。

社交媒体拥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在让每一个观众通过碎片化的伴身性移动终端加入一场混乱的舆论，在现实空间中创造出临时的参与情境，使其看似在各种零散却又丰富的各种观点和争辩中来回穿行，最终又被不得不被无数生活的琐事拉回到其他的场景中去。

注意力的稀薄和分散使看客们开始大量地使用过去习得的社会行动经验，对女人的一贯鄙视和嫌恶最终占了上风，在这里，“厌女”于男性的表现是“一个不服从社会秩序的女人”，挑战了对男性的忠诚与对性的贞洁；而在女性那的呈现，又变成了“不自爱”“自作自受”的反感，迫不及待地将其驱逐出自身的群体范畴，以“脱轨者”的角色，划分出“她”与“我们”的楚河汉界。

这两种思想本质上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对父权制的遵从，对女性客体化的认同与追逐。

回到先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私人问题要被公共声讨？除了社交媒体极大地泛化了众人讨论的场景，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毫无间隙地相互融合，个体随时可能进入公共讨论视野，成为聚光灯下的主体，还有那低廉的、几乎没有门槛的讨论主题：性、道德、常识，只要涉及的内容专业化程度越低就越容易被众人关注。

而关注的后果，便是大量的虚假信息与谣言泛滥，真相在围观中逐渐隐匿。不过，这次事件里还有一位推波助澜的好手：新闻媒体。

真是应了那句话，流量时代，新闻人也变得面目狰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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