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袁隆平看望华国锋：没有华老支持，就没有杂交水稻的今日

“华老，我特意来向您汇报！”2006年6月9日10点，北京西皇城根9号院的葡萄架下，87岁的华国锋抬头笑答：“你来我就放心了。”这一声问候，把两位老人拉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场有关粮食、有关命运的接力。

院子里阳光正好，袁隆平看到成排葡萄藤，立刻想到自己在海南育种时的烈日——同样的光，同样的汗，但此刻更多了一份从容。他握住华国锋的手，脱口而出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没有您当年顶着压力给的绿灯，哪有今天的杂交稻。”老人微笑，只摆摆手：“国家需要，咱们都得冲。”

时间的指针很快被拨回1953年。那年，22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心里有点不服气：同学们进城，他却跑到洞庭湖边的农田。但没过多久，他在试验田里发现那株“鹤立鸡群”的高杆稻，兴奋得连夜翻资料。也就在这一年，华国锋初到湖南，跑县下乡查看秧田，心里琢磨同一个问题：怎样让老乡们吃饱饭。

1966年，袁隆平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给《科学通报》，文章送到国家科委。聂荣臻批了“要保证试验经费”几个字，可基层风雨飘摇。1968年5月，他苦心收集的700多株雄性不育秧苗被拔得干干净净，只剩五棵“孤苗”漂在古井里。他蹲在井口，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

就在这种时刻，华国锋注意到这位在稻田里埋头钻研的小伙子。1970年6月，湖南召开“农业学大寨”科技交流会，华国锋亲自点名袁隆平发言。会上，袁隆平直言项目陷入瓶颈，语速又急又低。听完报告，华国锋说了两句：“困难正常，坚持要紧。”他说得不多，却当场拍板：划拨试验田，拨专项经费，安江农校可直接向省里要物资，不用层层跑批条。

有意思的是，政策一落地，杂交稻研究立刻迎来转机。同年11月，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南红农场找到那株后来赫赫有名的“野败”。他把种子裹在手帕里揣进怀里坐火车回长沙，一路上不敢合眼。三年后，“三系”法正式定型，第一代籼型杂交稻亩产突破650公斤，科研站里有人激动得跳进水沟。

产量提高只是第一关，种子供应才是真麻烦。1975年冬，湖南省已连做四轮扩繁，仍远远不够。农业部多次催报数据，却迟迟未批大规模推广。陈洪新和袁隆平北上求见有关部门，连续碰壁。饶是如此，两人还是在寒风里写下一封4000字的呈报信，送进了华国锋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12月22日下午三点，小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华国锋、陈永贵、沙风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不育系每百亩能出多少种子？”“南繁北种需要多少运输车？”三个小时后，华国锋当场拍板：调拨150万元专项资金，选15台解放牌汽车在海南、两广和湖南之间建运输车队；农业部立即召开13省现场会，次年春播前完成技术交底。袁隆平把会议纪要压在箱底，回旅馆一夜没睡，心里只想着一句话：这回成了。

1976年春，长江以南出现大片银绿的杂交稻苗。到了1982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悬出横幅叫“Yuan Longping， Father of Hybrid Rice”。客观数字更有说服力：20世纪末，中国近六成水稻田种上杂交稻，全国人均口粮从1970年的300多公斤升到1996年的400多公斤。有人统计，杂交稻让中国每年至少多收七百亿斤稻谷，相当于在土地里拔出一个中等省份的产量。

袁隆平却没停步。1996年，他牵头“超级稻”计划，目标亩产1200公斤。很多人觉得他太贪心，他笑着回敬：“咱们中国人多，胃口也大，总得先把饭做好。”老伴回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试一试”，哪怕90岁还常往沙滩、盐碱地跑。

另一边，卸任后的华国锋淡出公众视线，但逢到粮食新闻，总会提醒秘书把资料整理好寄给袁隆平。2004年，电视里播出“感动中国”颁奖词，他打电话过去：“身体要紧，别总泡在田里。”电话那头的袁隆平有些激动：“我一天不下田就难受。”

2008年4月18日，病榻上的华国锋花了整整两小时，为《袁隆平口述自传》写下序言。四页纸，字迹不算工整，却句句真诚；他引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那一年夏天，袁隆平把序言装裱挂在办公室门口，学生们路过总要多看两眼。

再回到2006年那个午后。临别前，华国锋取来宣纸，写下“贵在创新”四个字递给袁隆平。墨香未干，纸面微卷。袁隆平郑重收好，转身时阳光照在他银白的发上，很亮。后来有人问他最难忘的瞬间，他说就是那天：“我在葡萄藤下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托付——继续让中国稻穗压弯腰，也让中国人的腰板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