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讽刺毛主席不会打仗的凯丰，他最终的人生结局如何？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以往战术的错误，急需作出战术调整策略。那时中央军委分为两大派系，分别是以拥护博古为首与支持毛泽东的两个阵营。

虽然两大阵营的目的是一致的，在战术方面却发生了分歧，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博古主张继续向湘西方向挺进，毛主席则认为这条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宜走敌人薄弱地带贵州方向。

随着战局形势的变化，大家在湖南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之后，朱德和周恩来等人都赞成毛主席的主张，决定挥师贵州，但是博古和李德等人却并不认同。

1935年初，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将敌军远远抛在了后面，获得了短时休整的机会。1月15日，一场攸关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遵义召开，成为党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红军失利

从古至今很多胜利的战争都是与战术息息相关的，因地制宜的战术甚至还能扭转风向、反败为胜。以博古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主张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战场上非常激进。

国民党中人才济济，将帅之才也非常多，很快便识破博古等人的战术，于是一路上对红军穷追猛打、围追堵截，致使尚在摇篮中的红军就面临着巨大的损失。

同时，也使得红军之前辛苦建立的根据地毁于一旦。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是，被国民党给围困之后，又从冒险主义变成了逃跑主义，原本的战略转移成为了搬家行动。

红军的行军速度被严重拖垮，国民党的追兵很快就追了上来。所以形成了红军一边逃跑还要一边突围，整个阵营有着覆没的危险。湘江战役后，中央本来打算去湘西跟红2和红6军团会合的，但由于敌人追得太紧，不得不放弃。

毛主席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后发现，如果按照原计划去湘西，那只能掉进国民党设下的包围圈，到时候肯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所以去湘西简直是自投罗网，唯一的选择就是前往黔北贵州地带。

那里是国民党的军事薄弱区域，且贵州地区山高密林，容易藏身且还能轻易摆脱敌人的追尾，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毛主席的提议是为了保全红军最后的血脉，但博古、李德这些人却不这么认为。

直到中央的红军占领了黎平，双方阵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才决定去川黔地区去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后红军兵分两路往黔北行军，并连续占领了七座县城。

在猴场那里再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加强了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直接剥夺了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其实这个结果并非临时决定，而是早有迹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诸多领导就意识到了王明“左倾”思想的错误领导。而他的这种思想统治了党整整四年，在这段时间内，红军可谓是损失惨重。

所以党内很多领导人对这种思想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已经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甚至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诸多正确主张却得不到支持和重视，延误了战机。

湘江战役的失败直接将这种不满情绪推向高潮，大家都觉得红军接连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采纳毛主席的正确战术方向。因此大家都一致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改变战术策略。

在占领遵义后，中央军委领导人就借着暂时休憩的机会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我党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将红军的发展方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不过正史中对遵义会议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主要是因为里面涉及很多敏感的话题，所以不便公开。

正史上无法详细赘述的事情被一些领导人写进了回忆录中，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实际情况。陈云在1977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敏感的信息。

据说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曾有个人讽刺毛泽东不会打仗，此人便是凯丰。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阵营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不过单从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能看出，这场会议绝不简单。参加遵义会议的人都是党史上赫赫有名的，时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他也是中央“三人团”的成员，另一位成员是周恩来。

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另外，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凯丰等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其他参会人员还有林彪、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等人。这些人组合起来就是一部厚重的党史。

会议当中博古作为负责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做总结报告，不过他并未觉得自己的战术有什么问题，还在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指挥做辩解，将皮球踢给国民党兵力太过于强大。

周恩来依照博古的报告作了补充，他与博古相反，深刻的认识到了之前战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此次周恩来是要跟博古反调唱到底了，双方之间显得有些剑拔弩张。

随后轮到张闻天发言，他直接针对博古的报告说“没有实事求是”，搞得博古有点下不来台。紧接着是毛主席进行重要发言，他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还对博古推卸责任的态度不满。

随后王稼祥、朱德还有刘少奇等人都进行了发言，朱德等人都是军事型的将领，他们在战争中曾多次与毛泽东合作，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才华是相当佩服的。

因此会议上他们也都支持由毛主席主持军事工作，不过作为其他参会人员，他们的立场也只不过是补充。最后的决定权还得落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人手中。

而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支持直接让天平向毛主席倾斜，毛主席发言结束后，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又狠狠的打了博古的脸。因为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曾一起参加革命、到苏联留学。

两人的选择也证明博古已经失去人心，民心之所向是毛主席。而就在博古被怼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给他说话了，此人就是凯丰。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用不着了！”

对于凯丰的言论，引发了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不过毛主席却很平和，并未说什么。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在众望所归之下成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中央“三人团”且拟定朱德和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首长，同时还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革命主张，就此党和红军翻开了新的篇章。

凯丰的结局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跟毛主席抬杠且选择站在博古那一边是有原因的。因为博古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追随者和执行者，同时两人对凯丰还有知遇之恩。

凯丰从小就能接收良好的教育，所以接触新思想也比其他人要早。19岁那年他便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又加入中共青年团并远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去深造。

在这里凯丰认识了王明，他是学校的老师，两人的相识也让他们日后的革命道路紧密不可分割。1931年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凯丰也得到了他的重用。

王明让凯丰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宣传部长一职。瑞金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凯丰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二次人大会议上，他又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凯丰的仕途与王明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一直对王明的提携与知遇之恩铭感于心。后来博古取代王明的职位，他依旧选择走王明“左倾主义”的路线，对凯丰也同样重用。

遵义会议后博古倒台，凯丰的仕途也随之黯淡下来。所以他拥护博古事实上并不是维护真理，而是愚忠罢了。虽然他批评毛主席不会打仗，但实际上他自己更是“门外汉”，只懂得纸上谈兵。

凯丰曾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理论知识，但在实战当中太过于迂腐，不懂得变通，且一味的追求王明的思想政略，导致革命失败。

遵义会议后，凯丰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刚开始他并不认可，但随着革命路程的推进，历史也一步步的验证了毛主席正确的思想理论。

此时的凯丰也从反对变成了支持，还成为了毛主席的坚定拥护者。毛主席也并没有因为他在会上的打击而对他有戒心，反而还是继续重用凯丰，根据他的优势让其负责宣传工作。

在工作中，凯丰也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党的各项政策当好“歌唱者”。后来还去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也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还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位，他在岗位上呕心沥血，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结语：

革命的成功就是在错误中不断的自省，直到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召开让党灰暗的前程迎来了一线曙光，这道光就从毛主席的复出开始。

虽然凯丰曾执迷不悟的去拥护那些错误的思想，不过好在他看到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作出卓越成绩后能及时醒悟，调转方向与大家一起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最终他也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