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马克思主义的新议题与新挑战

本文对以下五个角度展开分析：

第一，生产资料虚拟化与剩余价值剥削的新局面。

第二，原子化与集体抗争之间的矛盾。

第三，非对称责任的制度化转嫁。

第四，阶级重构：技术特权阶级的崛起。

第五，数字时代的异化危机。

（一）生产资料虚拟化与剩余价值剥削

我们每个人产生的数据，正和机器、厂房一样，成为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并且是最关键的一种。

为什么说数据是生产资料？核心在于它能创造价值。AI就是学习了海量的艺术家、画手的数据才学会了绘图；学习了我们海量的文字和聊天数据才学会了对话；学习了无数真实司机驾驶时的油门、刹车、方向盘转动数据才学会了自动驾驶。这些数据如同锻造机器的钢铁、织布的棉纱——是生产的原始材料。

数据不仅能当“原料”，它经过算法的“熔炉”提炼，又变成了更强大的“生产工具”（智能算法），用于制造更精密的商品（AI、大数据算法、精准推荐）。这种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产方式的双重性，是过去任何生产资料都不具备的特性。

但这种新生产资料带来了尖锐的、前所未有的矛盾。

首先是所有权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数据、消费数据、社交数据，它们源于我的行为，耗费了我们时间和精力。但在注册APP时点击的冗长“用户协议”，如同旧时代地主强加的契约，悄无声息地将这份本应属于你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交给了平台资本家。

这实质是“原始积累”的数字重演： 当农民被迫失去公有土地，被赶进工厂成为无产者一样；今天，我们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都被剥夺了自己的“数据土地”，成了新经济系统里必须“贡献”数据的无产者。我们成为了新生产资料的创造者，却不拥有它。平台却依赖这份窃取而来的生产资料（我们所有人的数据）进行生产（开发、改进算法和模型），独占剩余价值。

在所有权剥夺的基础上，就是剥削的黑箱化与价值链条的崩解： 传统的剩余价值剥削相对透明——工人工作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值5小时工资，剩余5小时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数据时代，剥削变得隐蔽且复杂：我们刷短视频、点外卖、导航路线的每一秒，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训练模型、优化服务、定位客户），但我们的“劳动”——即产生数据的行为——没有被计价，我们也从未收到这张隐性劳动的“工资单”。剥削就隐藏在这些未被付费的行为和时间里。

这种“行为剩余价值”很难用传统的劳动时间进行精确度量，价值创造的起点（我们产生的数据）和价值实现的终点（资本家的利润）之间的链条变得模糊、甚至断裂。

当人工智能生成的画作在拍卖行卖出几十万美金时，调试关键词的提示工程师仅得到几块钱报酬，被抓取数据训练AI的画手们甚至分文不得；或者当工厂里的机器人取代了工人，资本家利润依然在增长。这些现象都让原有的劳动价值论在精确计量“新劳动”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把尺子，在AI和数据驱动的新生产前似乎失灵了。

更进一步地，平台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暴露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剥削循环：我们日常产生的行为数据——那些使用应用时的点击轨迹、停留时长、消费倾向等数字痕迹——被平台无偿占有后，经算法处理转化为愈发精密的控制工具。这些工具的核心功能恰恰是更深层地挖掘我们的注意力、时间和金钱，使平台受益。

这一机制导致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作为数据原材料的提供者，我们亲手参与锻造了束缚自身的枷锁，且这一枷锁每分每秒都在变得更加沉重。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我在剥削我自己。

短视频平台的运作方式最为典型，用户的每一次滑动都在为平台提供训练素材：当你在夜晚因焦虑而反复刷视频时，算法在记录你看某些内容时多停留了几秒、跳过哪些内容、何时退出应用。几天之后，系统便能识别出你情绪波动的规律，并据此优化推送策略——在探测到低落信号时密集供应高刺激性内容，在识别到疲惫时推送舒缓却不易中断的连续剧。这套不断自我强化的系统形成一种压迫性循环：用户为优化算法提供了原始材料，而优化后的算法则更具针对性地榨取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

电商平台和游戏产业也一样，当你在购物应用中反复查看一件商品却迟迟未下单，或在游戏中犹豫是否购买虚拟道具时，这些行为都会形成关键数据标记。平台通过分析这些行为细节（如在价格页面的停留时长、关闭页面又再度返回的频率等），能够精确识别个体用户的价格防线和心理弱点。随后，系统便能制定出最具诱导性的策略——比如在你月度消费高峰日推送刚好触及心理价位的“限时特惠”，或在你连续登录几天后突然弹出“专属礼包”。用户自己留下的行为痕迹，经算法转化后变成了精准刺穿消费防线的矛。

这一矛盾的本质已经超出了传统剥削范畴。它不仅涉及平台无偿占有生产资料（用户数据），更在于平台将这一生产资料转化为高效的行为干预装置，反作用于数据生产者本人。用户在持续提供燃料的同时，也承受着愈加精密的剥削手段，在丧失时间支配权和消费自主性的过程中，无形中加固着压榨自身的新生产体系。数据从源头至终点的完整流转路径，就是用户从主动行为者向受控对象蜕变的生命轨迹。在这个闭环中，创造者的能动性与被支配者的被动性成为了现代数据经济中日益尖锐的根本对立。

基于此，就是数据时代的新垄断与反抗的困境： 控制核心数据资源和顶尖算法的公司，如谷歌、腾讯、字节跳动……形成了比工业寡头更难撼动的“数字垄断霸权”。它们不仅垄断了关键生产资料（数据），更垄断了转化数据的核心力量（复杂算法算力）。

怎么办？我之前写过几篇讲AI的文章中提到过，虽然这些文章都被删了看不了了：数据公有化+数据伦理道德委员会两条腿走路。

我在那几篇文章中也分析过：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是很独特的，具有非竞争性（多人同时使用不损耗）、可复制性（低成本无限复制）和流动性（全球即时传输）。这与传统生产资料（机器、厂房、土地）的排他性本质矛盾。所以，数据是最适合第一个进行“公有制改造”的生产资料。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复杂性绝对没有“数据公有化”这几个字这么简单，因为很多关键的概念性的问题必须要厘清。举个例子，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我们产生数据的过程如何界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这就值得经济学、社会学的大学者们好好研究、甄别了。

简而言之，互联网时代、尤其是AI爆炸性发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处于一个更新发展的急迫当口： 数据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资料——它由用户行为自然产生、但被资本无偿占有；兼具原料和工具的双重身份；其价值转化过程复杂且隐蔽，难以直接套用劳动时间公式来衡量剩余价值——引发了传统理论难以全面解释的新矛盾。

这不是否定马克思的基本洞见（资本家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榨取剩余价值），而是揭示这个核心逻辑在新时代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更精密的形态。要剖析这种新型剥削关系及其内在矛盾，需要发展一种能融合数据产权、算法作用和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特点的新理论框架。

这个新理论需要回答：在数据驱动的生产循环中，价值究竟如何形成、如何被计量、又如何被侵占？这份理论的重构，将决定我们能否看清数字资本的核心秘密，也关乎解放新可能的探索。

（二）原子化与集体抗争之间的矛盾

这同样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样是我写了很多文章然后都被删了，不过今天既然说得是“2025”，我就先分析一下后现代原子化的大趋势，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当前的新局面。

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并非偶然造就了原子化个体，而是其文化逻辑、空间结构和技术秩序共同生成的系统性后果。后现代性通过三重断裂彻底消解了传统共同体纽带赖以维系的基础，而这种原子化状态深刻瓦解了集体抗争的可能性，形成了当代最顽固的政治困境。

第一重断裂发生在价值层面。 当启蒙理性承诺的宏大叙事（自由、解放、进步）在后现代解构浪潮中失去权威，个体便被抛入价值相对主义的迷雾。人们不再共享统一的价值坐标系与未来图景，转而退守各自的情感部落和微观生活圈——当今愈演愈烈的性别矛盾只是一个小投影。

消费主义进一步将公共议题降解为个人偏好选择——社会运动的目标从“工人权利共同体”缩小为“我的外卖订单准时率”。这种价值底盘的瓦解使得集体抗争既缺乏理念上凝聚共识的旗帜，也缺失情感上召唤牺牲的支点。

第二重断裂源自空间与时间的深度殖民。 全球化资本流动将生产链条打散到不同大陆，数字技术则将每个人的时间切片嵌入异步虚拟空间。流水线上的并肩劳作被外卖骑手在算法指令下的各自独行取代；大革命时代咖啡馆里的政治辩论被短视频碎片冲击成转瞬即逝的情绪涟漪。物理空间的疏离阻断了面对面的有机连接，而时间的碎片化则使得同步的集体实践成为奢侈。集体抗争需要的空间粘性与时间绵延（durée），正被后现代秩序系统性消蚀。

第三重断裂发生于技术对主体性的重塑。 当手机屏幕成为连通世界的主接口，算法便化身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隐形中枢。传统依靠工会简报传递阶级意识的方式，被精准投喂的信息茧房替代。更关键的异变在于：技术不仅改变抗争工具，更重构抗争主体本身。连续刷短视频形成的神经突触模式，不断强化即时满足的神经回路，持续弱化持久抗争所需的意志耐力。

当新一代年轻人适应了“点击即反馈”的交互逻辑，对需要数月筹备的工会运动自然产生神经层面的不适感。这种生物神经层面的深刻改造，使得集体行动不再是主体选择问题，而成为生命政治下被压制的生理可能。

这第三点就是我想展开分析的：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新形势。

互联网时代这种矛盾的核心在于：垄断资本利用技术架构和算法管理，系统性地瓦解了传统意义上劳动者团结互助的空间、时间和共同利益基础，将个体隔绝在孤立的数字牢笼之中。

与传统工厂或办公室不同，互联网时代最大特色——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设计师、内容创作者）大多处于物理空间的极度分散状态。他们不再聚集在同一个车间或写字楼，而是各自奔忙于城市的街头巷尾，或独自面对家中的电脑屏幕。这种物理上的隔绝，天然削弱了面对面交流、建立信任和共同情感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平台通过精细化的算法管理，将劳动过程切割为极度碎片化的任务单元（如抢单、接单、完成配送），并将劳动者置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下（如基于接单量和评分的排名系统）。每个个体都被迫聚焦于如何更快地完成手头这一单、如何获得下一个订单、如何避免差评以维持微薄的收入，使得他们无暇也无力去关注更广泛的共同处境。

技术手段在加剧这种原子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APP 不仅是劳动工具，更是强大的监控与规训装置。平台能够实时追踪每个劳动者的位置、状态、效率、评价，并通过算法动态调整派单逻辑、奖励机制甚至惩罚措施。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劳动者难以了解整体派单规则、评价体系的细节、具体处罚的依据），让个体劳动者处于持续的焦虑和不安之中。

当不满积累时，劳动者缺乏可靠的信息渠道和安全的沟通空间去验证彼此的遭遇、统一认识并协调行动。平台可以利用算法精准识别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如频繁抱怨或在特定群组活跃的司机），并通过调整派单率或临时性“奖励”进行分化瓦解。这就像是在每个潜在的“火种”周围预先设置了无形的隔离带。

垄断资本还擅长制造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幻觉来掩盖真实的原子化状态。游戏公会、司机群组、创作者社区等，表面上是交流互助的空间，但其底层规则往往由平台设定和控制。平台通过设置公会任务、社区积分排行榜等方式，巧妙地将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和竞争引导向服务平台目标的方向（如提升用户活跃度、增加内容产量），而非增强劳动者自身的议价能力。这使得线上的聚集难以转化为线下的团结力量，甚至可能因内部竞争而消耗掉潜在的集体能量。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大资本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与力量整合；另一方面则是生产者（无论是提供数据的用户，还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被前所未有地打散、孤立和个体化。这使得传统的罢工、工会谈判等集体抗争形式在平台经济面前显得笨拙而乏力。

于是乎，外卖骑手即使有共同的诉求，也很难在分散的状态下协调一致的停工行动；网约车司机即使通过线上群组串联，也极易被平台通过算法精准识别和分化；内容创作者面对平台算法的调整和收入下降，个体申诉往往石沉大海，联合行动又障碍重重。

这种“原子化”困境是互联网大资本维系其新型剥削秩序的重要支柱。它使个体劳动者难以看清彼此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即平台对数据和生产工具的垄断），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意志，更难以组织起能够挑战平台规则的力量。可以说，数据垄断与算法控制构成了经济剥削的核心引擎，而劳动者的原子化状态则是确保这台引擎稳定运行的政治保障。打破这种原子化，重建适应数字时代的集体抗争形式，成为反抗平台资本、争取数字时代劳动者权益和解放可能性的关键战场。

当抗争主体被后现代秩序在意义、空间、时间及神经层面全方位解构时，集体行动的危机不再仅是策略失效，更是存在可能性的枯竭。未来政治的核心课题，或许不是如何组织原子化个体，而是如何在被资本深度殖民的神经荒漠里，重新培植能够承载抗争意志的生命土壤。

（三）非对称责任的制度化转嫁

这一理论最早来源于国际贸易，而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AI时代，更加凸显了出来。

二战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反思全球化中的剥削系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数据驱动的新型剥削体系之外，还日益依赖于一套精巧的“责任转移”机制。这套机制通过全球化的供应链、技术黑箱和制度设计，系统性地将本应由国际资本承担的社会成本与伦理责任，转嫁给链条中最弱势的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基层社区、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来世代。这一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剥削关系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深度扩展。

“制度化转嫁”其核心运作逻辑建立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层级结构之上。以一部智能手机的生命周期为例：硅谷巨头设计产品并制定严苛的环保（ESG）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实际压力，通过层层分包合同，被压在了中国或越南代工厂的流水线上。为了满足苹果、三星等品牌商的“碳中和”承诺与成本控制要求，代工厂往往选择克扣工人薪资、延长工时或削减安全投入——工人微薄的日薪中，实际包含了为远方资本巨头承担的部分“环境责任”成本。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3年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约73%的ESG相关责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底层的生产者。这实质上是资本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将生态代价、社会成本等“负外部性”，强制性地转移给缺乏议价能力的群体。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榨取，在此延伸到了生态与伦理的维度。

上述是国际贸易时代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在AI时代，这种转嫁因数据的流动和算法的介入变得更加隐蔽与高效。跨国垄断资本资本借助数据的抽象化处理和算法的远程管理，成功地将空间距离转化为“道德距离”，切断了其获利行为与相应责任之间的可见联系。剥削不仅发生在劳动过程之中，也发生在责任归属的错位与剥离之中。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社会运行的当下，算法与大数据已成为资本与权力主体系统性转嫁责任的核心工具。这种卸责机制通过技术黑箱的不可解释性、系统设计的复杂性以及话语建构的“客观中立”假象，将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伦理义务与法律后果转嫁给弱势群体或社会系统，同时规避自身的主体责任。这种操作在平台经济、司法系统和公共服务中均有典型体现。

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我们就会看到如下情景：算法系统本身正在成为责任转嫁的新工具和合理化借口。当网约车平台发生安全事故，平台方常将责任推诿给“算法失误”或“个别司机行为”，仿佛算法是一个独立于人控制的“黑箱”存在。同样，当由AI驱动的信贷审批系统产生歧视性结果（如对特定种族或社区拒贷），科技公司倾向于归咎于“训练数据偏差”或模型的“技术中性”，而非审视背后的设计逻辑与利益导向。

再比如外卖品台：骑手的收入水平并非完全由自身努力决定，而是受制于平台算法的动态调控——订单单价、奖惩规则、派单逻辑均由算法实时调整。平台通过算法制造收入波动，使多数骑手难以稳定达标，最终将社保责任转化为“骑手个人能力不足”的问题。

更隐蔽的是，平台通过法律手段将骑手身份定义为“灵活就业者”或“个体工商户”，切断传统劳动关系，使社会保障失去法定基础。骑手需先自费参保才能获得补贴，低收入者因经济压力往往放弃，平台借此既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又实际推卸覆盖成本。算法在此成为重构劳动关系的技术杠杆，将系统性保障责任原子化为个体风险。

再比如，数字支付平台在反洗钱和金融风控领域的表现颇具代表性。各国监管机构为打击犯罪、维护金融稳定，普遍对银行和支付平台施加严格的反洗钱及了解你的客户义务。然而在现实中，平台并非通过强化自身审核能力履行责任，而是大规模依赖自动化算法决策模型来处理海量交易。

于是，当系统基于预设规则（如大额交易、特定地域交易、高频交易特征）自动冻结用户账户时，用户常陷入困境：其账户被锁的原因常晦涩不明（仅告知“系统触发风控”），申诉渠道则设计为冗长的线上表单和机器人客服闭环。在这种“算法卸责”之下，用户被迫自证清白，提供大量隐私信息以解除锁定。更关键的是，平台利用其用户协议中的“风险控制条款”进行法定豁免，将法律责任巧妙转嫁。

凡此种种的“不对称转嫁”与“算法卸责”的策略，巧妙地将社会伦理与法律责任问题，转化为一个看似客观的技术问题，从而规避了资本作为系统设计者与受益者应承担的主体责任。技术黑箱不仅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如前文所述），也成了稀释和转移伦理责任的“漂白剂”。

这种制度化的责任转嫁，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矛盾：资本追求无限积累的内在动力，必然要求将尽可能多的成本（环境、社会、健康）外部化。当传统的空间转嫁（将污染工厂迁至南方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和法规限制时，资本便转向更隐蔽、更依赖技术与制度设计的责任转移模式——将责任分解、下沉、抽象化，最终落在最无力承担也最难发声的群体肩上。

这不仅是空间上的剥削延伸，也是时间上的剥削预支：通过透支环境、压榨底层劳动者、推卸技术伦理责任，资本实质上是在窃取未来世代的发展权利与社会整体的稳定根基来维持当下的利润。

这种非对称的责任分配格局，是数据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压迫与全球不平等的又一关键面向，它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关注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配，也必须剖析责任与代价的制度性转移机制。

（四）阶级重构：技术特权阶级的崛起

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并未完全成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和挑战。

在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深度互构进程中，社会权力结构正经历断裂性重组，催生出一个凌驾于传统阶级分野之上的技术特权阶级。该集团的出现不是单纯的经济地位提升，而是权力来源与运作机制的质变——其核心资本形态由实体资产转变为数据主权、算法架构权与算力分配权构成的三位一体垄断。

这个新型统治阶层的权力运作方式具有高度寄生性与隐蔽性。表面提供“连接服务”的互联网经济模式，实为系统性侵占用户行为数据的收割装置。当我们在社交媒体滚动信息流，或在电商平台反复比价，这些行为产生的数据痕迹被实时捕获、清洗、标签化，汇入科技巨头的私有数据湖。这些数据经深度学习熔炉的锻造，产出高度敏感的认知图谱——包括个体的心理弱点、决策模式、价格敏感区间等关键参数。

正是利用这些源于用户的原料，新兴的技术特权阶级反向建构起针对性的行为干预工具体系。当算法识别到你处于情绪低谷期，即刻推送即时满足型内容深化沉迷；当系统判断你的消费防线出现动摇，便释放精准定制的促销信号完成收割。用户在生产行为数据的同时，也源源不断为其专属牢笼添砖加瓦。

这种循环创造出自增强的剥削闭环：用户数据持续优化算法操控精度，不断升级的算法则更高效地攫取时间与金钱资源。在游戏产业尤为赤裸，玩家的充值犹豫时长、副本重复次数、装备浏览轨迹都被转化为成瘾模型参数，最终设计出穿透心理防线的诱导机制。生产者（用户）与剥削工具（算法）的同源性，导致反抗的自我消解——我们抗争的对象正是由自身行为铸造的枷锁。

正如上一点中所提到的：技术特权阶级更借“算法中立”神话瓦解责任伦理。这导致了系统不公被包装成技术理性的必然结果，一切道德责任都推给了算法结果，而技术特权阶级继续享受精英、大牛、专家、时代引领者的光环。

该阶层的阶级壁垒呈现出鲜明的知识垄断特征：深度学习模型的不可解释性、云架构的专业壁垒、超算中心的资本门槛，这种门槛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通过“努力”就能了解掌握的。当普通劳动者对算法决策茫然无措时，技术精英却通过内幕化信息套利——如对冲基金工程师利用电商数据流预判消费趋势获利，这种信息不对称构建起金融炼金术般的财富转移通道。

还有一个潜在的趋势：基因编辑与神经科技领域的技术神权化倾向，当硅谷精英定制后代基因或植入认知增强芯片时，生物层面的阶级分化正悄然启动。

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看，新兴的技术新贵阶级与传统的统治阶级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一方面技术新贵依赖传统资本输血扩张（如软银愿景基金对初创企业的催化），另一方面借颠覆性创新蚕食传统领域——移动支付瓦解银行网点优势，流媒体击溃影视发行体系。

但是，它们的对抗性是有限定的，在应对劳动权益议题时，二者又形成战略同盟：零工经济模式既满足资本灵活用工需求，又为科技平台节约社会保障成本。这种动态平衡使技术特权阶级在权力结构中获得枢纽地位。

因此，未来的阶级斗争必然迎来新局面：即数据无产者与技术寡头的对抗。数百万外卖骑手在算法调度下奔忙却无法触及数据控制权，内容创作者的传播命脉受制于平台推荐黑箱。原子化个体面对的不再是具象的资本家，而是抽象的技术利维坦——它化身为手机里的订单提醒、账户中的信用评分、屏幕上的信息瀑布流。技术特权的本质，是将人类行为的数字化投影异化为统治主体的倒影。

（五）数字时代的异化危机

技术特权阶级利用其掌控的数据与算法权力，通过特定的媒介形式（尤以短视频为核心）和内容分发机制（以信息茧房为形态），构建了一套精密的社会工厂。这座工厂不再生产有形的商品，而是系统地重塑、异化人的内在世界——包括情感结构、认知方式、时间体验与社会连接，将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深化升级为全面的“生命异化”。

短视频的本质是数字资本捕获与规训注意力的终极机器。 其设计逻辑并非源于人类美学或交流需求的自然演化，而是算法工程师洞悉神经奖赏机制（如多巴胺分泌）后编制的行为诱导程序。15秒至1分钟的时长设定、无限下拉的滑动模式、精准推送的刺激内容（猎奇、情欲、简化冲突），共同编织了行为主义的强化闭环：用户在轻滑指尖间获得即时快感，快感褪去后引发微渺的匮乏感，匮乏感驱动下一次滑动的循环。

用户本应是媒介的使用主体，在短视频的推荐算法中却沦为算法实验鼠，在预设的神经刺激陷阱里消耗生命时间。 其成瘾性的最大特质，导致无产者恢复劳动能力的时间被平台资本无声窃取时，这是对闲暇时间更深层的殖民与异化。

更深刻的异化在于认知能力的剥夺与公共理性的消融。推荐算法依据用户的历史行为构建兴趣图谱，持续推送立场固化、情绪激昂的简化叙事，由此形成“信息茧房”。身处茧房中的居民如同楚门世界的主角：所见皆是算法编排的“舒适真相”，对房外信息则逐渐失去接收能力甚至滋生排斥。个体认知逐渐萎缩为刻板偏见的孤岛。

在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中，复杂的历史冲突被压缩为“英雄VS反派”的二元符号，深刻的政治经济议题被降解为猎奇故事会。这种碎片叙事瓦解了社会议题的整体图景与历史纵深感，民众对公共问题的理解被压缩为情绪化的标签立场（如“跪族”或“小粉红”、“圣母”或“殖人”），公共讨论退化为身份群体的情绪碰撞。个体被算法剥夺了作为公民的理性判断能力，沦为标签化情感能量的载体。由此，人的类本质——作为社会性存在参与公共生活的潜能——被短视频算法碾平为情绪应激体。

当“Z世代”用户的自传体记忆由短视频拼接而成，其神经突触的连接模式被迫适应跳跃刺激节奏，自然弱化了处理复杂文本、进行长时深度思考的能力。研究发现，高强度短视频用户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显著降低——这正是理性决策与意志控制的关键区域。当学生面对15页文献感到阅读窒息，或面对现实社交陷入表达失语时，并非源于意志薄弱，而是其神经生理结构已被媒介生态重构。 数字资本正在借由短视频这类“神经塑型装置”，生产适应碎片信息消费、长于情绪冲动、短于深度思辨的新型人类。

于是，人类被异化为适合平台资本运作的神经接口，从生理上适配算法推送的运行逻辑。

最终，异化的终极形态显现为自我实现的消亡。用户被海量短视频中精心挑选的奢华生活、戏剧化成功、精致外貌持续冲刷，由此滋生“被比较的焦虑”（Comparison Anxiety）。用户对自我身体的感知与现实产生断裂。在算法打造的虚拟剧场中，个体生命经验被数据标准持续否定，真实的饥饿或喜悦被数字幻象覆盖。

年轻人因无法达成滤镜容颜而陷入整容依赖，打工者为购买“网红同款”名牌借贷度日，用户真实的痛感、饥饿感、疲惫感，被算法批量制造的数字幻象屏蔽于自我觉察之外。当人无法感知真实自我的存在边界，无法确认自己切身的欲望或需求时，人与其自我本质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隔绝状态——这正是数字异化中最彻底的形态：存在性的异化。

这种异化危机的制造者——技术特权阶级——恰是最大受益者。用户的认知窄化保证其持续消费浅层内容；情感操控提升广告转化率；存在性焦虑转化为对虚拟符号（消费主义爆款、NFT、游戏皮肤、数字身份标志）的饥渴购买；神经适应性削弱大众对算法强权（如隐私侵犯、信息操纵）的反思能力。短视频平台并非中立的信息集市，而是技术寡头以人类神经资源为生产资料、认知能力为加工对象、存在意义为最终商品的巨型数字炼钢厂。当亿万用户的注意时长、情绪波动、认知模式、甚至自我认同均成为生产线的标准流程，异化不再是经济剥削的副产物，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根基本身。

马克思提出的“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在数字时代升维为“人与其意识、情感、神经乃至存在价值的异化”。在这座由数据铸就的圆形监狱中，被囚禁者正用自己坍塌的认知砖块，为看守者建造越来越高的权力堡垒。

（六）总结

这五点的内在逻辑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并被资本垄断占有（第一点），这一根本变革为后续一切矛盾埋下伏笔。掌握了数据控制权的技术资本巨头，借此精心设计平台经济的架构与算法规则。这种架构天然促成并强化了后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现象（第二点）——数字个体被算法隔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和劳动轨迹中，物理空间和虚拟连接的碎片化，使得传统工人阶级团结抗争所依赖的组织基础（如集中化的工厂、工会）被系统性瓦解。原子化既是技术统治的手段，也是其期望的结果：分散的个体无力对抗强大的平台资本。

数据与算法让资本力量的空前集中，于是形成了新兴的技术特权阶级崛起（第四点）与劳动者的原子化分散，形成了巨大的权力落差。这种落差为非对称责任的制度化转嫁（第三点）铺平了道路。无论是环境污染的真实代价（转嫁给全球供应链末端的工人和社区）、社保福利的空洞化（通过法律和算法将风险转嫁给原子化的零工），还是技术伦理失误的后果（如算法偏见导致的社会不公），资本及其盟友（技术特权阶级）都能够借助复杂的制度设计（法律、合同）、技术黑箱的不可解释性以及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巧妙地将本该自身承担的责任和成本，精准地倾泻到权力结构中最底端、最分散、最缺乏保护能力的群体肩上。责任转嫁成为维系其利润和统治的润滑剂。

更进一步的危机是：这种生产资料占有与权力结构，不仅作用于经济和物质层面，更深刻地在改造人类自身。以AI、短视频、精准推荐算法为代表的技术应用，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最大化吸引并占据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这种服务于资本目标的技术应用，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数字异化危机（第五点）：人类的专注力被碎片化，认知能力因茧房而窄化，情感体验被算法规训，连对现实的理解和自我身份的认同也被数字景观所扭曲。人们越是沉浸于这些平台以寻求连接与满足，却反而在生产着进一步奴役和异化自身的数据原料，越发丧失主体性、批判性思考和真实的公共连接。这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劳动异化，发展至对人类精神世界、神经塑型与社会连接的全面异化。

因此，2025年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新议题和新挑战，其核心便是：如何理解并批判这种以数据垄断为基石、以算法为统治工具、在原子化社会中实现责任转嫁、并最终导致人类深度数字异化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传统的工人运动形式遭遇挫败，剩余价值在非物质劳动中的计量变得模糊，剥削关系在责任转嫁的迷雾中隐藏得更深，而统治的核心力量已部分转化为掌控数据、算法和认知技术的科技寡头。

马克思主义的持久生命力正在于其对不断变化的剥削与控制形式的深刻剖析。对2025年及未来的分析要求我们：必须发展新的理论工具，以剖析“数据剩余价值”、“算法治理”、“注意力剥削”、“认知异化”等新现象；必须寻找新的集体行动可能，跨越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区隔，重建被原子化打散的社会团结；必须重新审视并重构“所有权”概念，不仅是对实体生产工具，更是对个人行为数据、算法逻辑乃至在线公共空间的民主化诉求；必须直面技术伦理的真空，确立算法透明、责任归属与人类主体性的最终优先权。

马克思主义在2025年的战场，已经从前工业时代的工厂转移至无处不在的服务器机房、算法黑箱以及智能手机屏幕里。挑战艰巨，但理论的锋芒仍将指向那个不变的核心问题：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外壳之下，如何终结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实现人对其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乃至自身本质的真正解放？答案的探索之路，或许就从厘清这五大交织缠绕的新议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