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坡：深切怀念宫乃泉将军

深切的怀念 难忘的记忆

李 坡

我认识乃泉同志是在1938年皖南新四军军医处工作时期。当时，军医处沈其震处长常去港澳一带为我军筹措药品器材，军医处日常工作均委托宫乃泉主任负责。我到军部后，被分配为医务员，开始在云岭门诊部工作，以后又在南堡村和小河口医院工作。那时，乃泉同志虽然是机关领导同志，可是他经常抽出时间参加门诊和到医院病房查房看病。他精力充沛，工作深入，关心群众的疾苦。有时他来看门诊时，驻地周围群众也找来看病，他都热情接待，认真为他们检查治疗。遇到有危重病人或是急诊，他就立即组织抢救或亲自做急诊手术。许多被治好的群众，对我军感激不已，说从来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下级医务人员对乃泉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他那精湛的医疗技术是很敬佩的，大家都尊称他“宫大夫”，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根据党屮央的东进方针，为统一江北指择，发展敌后抗战力量，率领军特务营及一批干部开赴江北地区。当时，军医处确定我和郭光华同志首批去江北工作，并随同部队做好首长及所属分队的治疗保障工作。当乃泉同志跟我们谈话确定任务后，我很是激动，深感这是组织上的信任，责任重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接着就投入了紧张的出发前准备。这次行前准备，都是乃泉同志亲自安排的。他对我们此行任务十分重视，尤其对我们今后远离上级业务部门领导，独立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得很周到，对我们个人也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这次恳切的交谈和谆谆嘱咐，真是语重心长，感人肺腑，至今记忆犹新。行前物资准备也很充分，除我们随身配用的急救背囊和枪支外，还发给常用药品器材4箱。为了便于我们夜行军，随军携行，连驮载毛驴、鞍架都准备齐全，并教我们试行装卸，直至熟练妥当为止。领导的这种细致的负责精神和工作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更使我们感到温暖和鼓舞。当时乃泉同志还风趣地说：“这像是送闺女出门! ”这话至今言犹在耳，此语此景，令人铭记难忘。

乃泉同志于1939年秋，带领了一批干部，也从皖南到达江北。在他负责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和二师卫生部的工作期间，为了搞好伤病员的救治工作，他十分重视医院的建设。他在当时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强调师和旅（分区）医院应提高医疗水平，设立较正规的病房，负责重伤病员的收治任务；所属各分所和部队卫生分队，则负责一般轻伤病员的收治。这样就把一个有分工的医疗后送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使轻伤病员尽快治愈出院，重伤病员的医疗得到了重点保证。我们直属医院在淮南地区时，先后在古城、大柳郢、小朱营等处开设。这期间我一直是在宫乃泉部长领导下工作，亲眼看到他为伤病员日夜操劳，辛勤地工作，十分钦佩他的办事认真，勇挑重担的精神。战时农村到处遇到破坏，没有房子我们就自建简易病房，没有病床就用门板、竹笆等就便材料自己搭。在物资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由于乃泉同志积极与供给部门联系，使休养员的被服得到特殊的照顾和供应。

那时，医疗上的药品器材奇缺，1940年初我曾被派往上海敌占区采购过一批药品。乃泉同志想方设法，除了通过各种渠道筹措采购和争取外援外，尤其重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广泛采用代用品和中草药。如自制桔梗、甘草、樟脑等酊剂合剂，自制各种药片、注射液、石膏绷带等，还请铁木工制作托马氏架各种副木、消毒器、蒸溜器、便盆等各种医疗卫生用具。同时，经常对部属强调药品材料来之不易，必须节约使用，一个棉球、一滴酒精都不可浪费，材料要反复洗涤消毒多次启使用。他每到一处检查工作，发现有随便乱扔敷料、棉球现象，总是十分严肃地进行教育，讲清道理。

他在医疗工作上，更是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尽管是在战争环境里，也要遵行一套严格的合理的医疗制度。他常说：“我们要对伤病员的生命负责！”在工作中他如发现对病人不负责任，技术操作不按规定，医疗作风粗疏，那是从不放过的。他教育医务人员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医德和作风。乃泉同志本人也严于律己，对规定的各种医疗制度都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每天都准时查房巡诊，还经常做手术，亲自给重伤员交换敷料。他严格消毒无菌操作，他自己的操作都起到了示范作用。他爱护伤病员的观念是很强的，对重病和手术后病人，十分重视，每晚必去查看，并向值班人员交待医嘱，对病人确实做到认真负责，关心备至。

有一次，乃泉同志从徐海东副指挥休养处急诊归来，天已很晚，由于身体不适，加上过度疲劳，亟需休息，这时正遇上从部队送来一名重伤员，经值班医务人员检查，是胸腹贯通枪伤，内脏有出血，伤员陷于休克状态。他得知此情况后，顾不得休息和其他同志的劝阻，连夜又投入了抢救。经他精心手术，使伤员终于脱险。当他结束手术时，天已拂晓，我们看到他面色苍白，已是精疲力尽了。

1941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同志来到淮南，参加我军的医疗救治工作。罗生特医生是个泌尿外科专家，乃泉同志和这位国际友人团结共事，相处融洽，给罗生特同志留下极好印象。他在工作中注意发挥外国专家的技术专长，生活上给予尽可能的照顾，还经常用英语相互交谈，使罗生特医生很快地熟悉了环境，了解情况，并对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有了进一步认识。后来在乃泉同志的帮助下，罗生特医生学会了不少中国话。那时，由于泌尿外科病人较少，乃泉同志就请罗生特医生帮助看其他科的病人，罗生特医生总是欣然从命，还笑着说：“只要病人需要，我乐意服从您的分配。”有一次，一个病人患有两侧重症腹股沟疝，伴有肠绞窄急腹征现象来院急诊，需及时施行手术，为了抢时间，乃泉冋志请罗生特医生同时上手术台，罗生特医生高兴地参加了，因而缩短了手术时间，避免了肠坏死，成功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一个知名的外国泌尿科专家，能以病人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什么大材小用，能做的手术他都做，什么病都看，有求必应，这种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服务的精神是极为感人的。

1942年，罗生特医生被通知北上，当和我们临别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这里工作，宫大夫对我帮助很大。我能跟尊敬的宫乃泉部长和同志们一道工作，感到非常愉快！你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里的生活很有意义，离开你们使我感到无限留恋！这就是罗生特医生热情友好的由衷之言。

乃泉同志一贯重视卫生干部的培养训练。在战争环境里，情况虽然多变，但干部培训工作从不间断。为保障部队健康，解决卫生人员不足，提高干部素质，培养技术人材不遗余力。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深受部队欢迎，也经常受到军政领导如张云逸、罗炳辉、邓子恢等首长的表彰。1940年10月，经邓子恢、罗炳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乃泉同志从到江北后，在组建江北指挥部军医处的同时，就办起了第一期卫生干部训练班，任命曹维礼同志为班主任。指挥部十分重视和支持，从部队抽调优秀学员参加学习。1940年夏，刘少奇同志由乃泉同志陪同视察医院工作，并在古城卫生干部训练班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形势报告，使教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对军医处的工作和乃泉同志办训练班亲自任教十分赞扬，并连声说，这个班办得好，以后要继续办下去。乃泉同志在贯彻这一指示中不但坚决，而且高度自觉。

因为乃泉同志在对部队卫生建设方面确有远见卓识，他鉴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把卫生干部队伍的建设摆到重要的位置。他既重视抓学校培训，也重视抓在职学习，提倡边工作边学习。战时由于敌人的封锁分割，部队比较分散，卫生部常通过发行《医务生活》、印发教材和业务书籍，供部队卫生人员学习。乃泉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辛勤写作，发表了大量翻译文章和著作。有时部队卫生干部，在医疗中遇到疑难问题常在信中向他请教，他都有向必答，亲自复信。1944年我在淮南西分区卫生部工作时，就多次从通信中得到他的教益。有一次，我就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实例（属于战时神经官能症理论和临床方面的问题）写信求教。乃泉同志接信后鉴于内容带有普遍性，就亲自撰文并在《医务生活》上作公开答复。他对部属的帮助就是如此热情认真，因而深受大家衷心爱戴，他在战争年代组织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培养了大批卫生干部，不少已成为医药卫生战绩上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他在山东济南不辞劳苦的筹建过白求恩医学院。

全国解放后，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团结知识分子、培养人才，提高医学科学水平方面，作出了新的成绩。在朝鲜战场他参加了震惊世界的反细菌战调查。为了适应现代战争卫生勤务保障的需要，他深谋远虑，积极主张并组织经过战争的卫生领导干部，分批进大专院校学习和深造，并创办卫生勤务师资班和在军队医大设立海医、航医和卫生勤务等科系。他兼任过上海医学院院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在总后卫生部任副部长期间分管科研训练工作，他为军队医学院校建设，为培养人才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献身于人民医药卫生、医学科学教育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数十年如一日。

乃泉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他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下，1958年受到错误处理。十年动乱中又被强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给他在政治上精神上造成很大压力，但他毫不动揺对党的信念。在下放西藏军区和沈阳军区期间，他仍然积极工作。1975年初，他因患心脏病从沈阳回到北京就医，我们得知如此情况，曾和张祥同志共同去信，劝慰他来南方住院疗养，因南方气候较暖对他的病情治疗可能有利，不久他回信说，组织上通知他最近要开展运动。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是要不断加强自我改造，回单位参加学习为好，不打算再住院治疗了，并感谢我们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见到他的回信深受感动，从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白，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高尚品质，和他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受到委屈而无怨尤，始终以党的事业为念的崇高精神。

但万万没有料到，时隔不久，他就在北京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使许多熟知他的同志无限悲痛。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看到“四人帮”的垮台，未能看到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大好形势。假若他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1979年4月，沈阳军区后勤部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为宫乃泉同志遭受的错误处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8月，总政治部又批复总后党委，同意撤销1958年和1962年两次错误处理意见，恢复名誉，恢复其原职级待遇，消除了影响。如乃泉同志地下有知，定会感到宽慰。当此消息传来，令人感到无比振奋，正气得以伸张，更加激励人们为“四化”建设的斗志。真可谓：溶却冰山化春水，留得丹心照汉青。拨乱反正明是非，党的政策暧人心!（1982年4月）（选自《忆宫乃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