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损国格”：一个被意外激活的陈年条款

　　始于1981年

　　文 / 书航 2025.7.13

　　Danylo "Zeus" Teslenko，1987 年出生，是乌克兰一名前职业电竞选手，且已婚。网传其于 2024 年 12 月在自己的粉丝群中曝光了一段视频，声称自己与一名中国女生发生了性关系。该女生后被指为大连工业大学的一名李姓在校生。

　　近日，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处）网站发布了一则《关于拟给予李某某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鉴于你 2024 年 12 月 16 日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是：“学生有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因此退学的唯一依据就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

　　该款内容为：“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这条“有损国格、校誉”的规定，怎么听都不像是近期修订校规时会新增的措辞，它很可能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此社长就去搜索了一下。

　　“有损国格”始于1981年

　　国务院曾于 1981 年 10 月 20 日发布《涉外人员守则》，后于 1992 年 2 月 9 日发布了新修订的版本，为所有涉外人员（包括共产党员）规定了 10 条外事纪律。其第一条就是：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考虑到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普通中国人才有机会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大概可以认定为《涉外人员守则》是相关说法的最早来源。

　　《涉外人员守则》的其他条款，如“警惕和抵制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不同外国机构和外国人私自交往”、“顾全大局，发扬风格”等，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

　　若在今天 100% 严格执行这些条款，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也不可能拥有全球 GDP 第二的国际地位，更不用提欢迎外国人来华 China Travel。

　　当然，社长赞同条款中如“维护民族尊严”等核心精神依然需要遵守，但具体的用词和描述，恐怕必须与时俱进。

　　很难准确形容《涉外人员守则》的性质，毕竟你说《小学生守则》是什么性质？违反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在体制外，没有后果，法律是唯一有强制力的行为准则。但现在你看到学校以这些陈年规定，决定是否开除学生的“生杀大权”，充分说明了校园是体制内的一部分。

　　也有其它网友发现，“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这个条款，不止出现在《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里，还一字不动地出现在全国各地多间院校的违纪处分规定中，似乎是从一个模板中拷贝过来的。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当这些规定的精神被用于实际“执法”时，其用词就绝不能模糊，必须精确，以便于执行。这让人联想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过程中，那条因定义模糊而引发法律界争议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条款。定稿明确规定处罚范围为“在公共场所或强制他人穿着、佩戴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服饰、标志”，严格限定了该条款的适用情境，既覆盖了此前社会上引起争议的具体案情，又避免其被扩大化，沦为“口袋罪”。

　　萧规曹随过程中，经历数十年的条款很可能无法“预测”到其字面意思已经发生改变。以这样的思路，那么校规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的表述，恐怕也不是性或者恋爱关系的意味，而单纯是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在内的行为，是“交往”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不应该想歪了。

　　即使十多年前，“有损国格”的定义也不一样

　　在实际执行中，“有损国格”这种说法可大可小，给予了执行者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事实上，评判标准往往取决于行为是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如果一件事只在小范围内发生，未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让涉事单位变得路人皆知，自然不至于动用此条款。很不幸，"Zeus" 一句 easy girl 把问题提升到了本来不应有的高度。

　　但是许多今天看来已是平常之事，在过去确确实实有可能被视为“有损国格”的行为。

　　就最简单的一条，原来李宁在奥运会上发挥失常，会收到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此后刘翔因跟腱问题退赛，还被无数人追骂。那可是 2008 年而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如今，即使是国球乒乓出现重大失误，大家也能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成绩早已不再与“振兴中华”这样宏大的概念捆绑。

　　那时候国人对外交往的情绪真可谓“又卑又亢”，展示光明面时“亢”，感觉丢丑了就“卑”。2008 最迟到 2011 左右是这种全民情绪的落日余晖，正值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前后，官方大力宣传“讲文明树新风”的待客之道，甚至要求出租车司机学英语。全国上下都在为外国人营造友善、便利的环境。

　　那时国产汽车还是个笑话，国产手机的代表还是山寨机。在那种氛围下，人们对不同肤色的人种抱有好奇心和朴素的迎宾礼节，是普遍现象。主动与外国人交流学英语，或者“学英语”的中国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并不少见。社长当时也在读大学，去青旅大堂跟背包客邂逅，办一张有蓝色小房子 logo 的国际青年旅舍会员卡，梦想着有一天能在纽约或巴黎的什么地方出示。

　　（当然所谓白人大于黑人之类的种族糟粕，也跟那个年代有关；搞种族歧视也违反了《涉外人员守则》。）

　　如今十五六年过去，情况已大不相同。社长当然不否认仍有少数人的思维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南京一个街道办在2020年初为外籍居民提供“暖心服务”，还有丢自行车找洋人帮报案的地狱笑话。但所见更多的，是那些能自信地去海外游玩、留学、工作、追星等等，并骄傲地在异国他乡展示中国面貌，讲好中国故事的年轻人。

　　最近社长就“亲历”了一件事。6月20日有人在韩国看组合TWS开演唱会，结束后舞台上抛洒下大量碎纸条。她捡起一张，发现上面竟然是中文，而且是一份地方党报的片段。

　　社长在小红书看到这个帖子，根据纸条上的字搜到了当天的报纸，并将截图发在评论区，然后小红书的消息通知就爆了。

　　彩色的纸越看越红，是吧？

　　在这种互动中，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并非抱着“我们终于被外国人看上了”的荣幸心态，而仅仅是为中国文化输出到海外这一戏剧性场面感到有趣。这不正是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的正常心态吗？这才是中国人（包括中国女人）的大多数。

　　处罚是否恰当，是否合乎程序正义？

　　客观上……大连工业大学的确因为这件事，被某些网民“蛐蛐”。当然就好比早年山东大学陷于所谓“学伴”风波一样，很多上升到学校的传闻，都跟 DeepSeek 出品一样充满了幻觉和臆测。实际上哪能所有事情都跟电视剧一样哪儿都充满了巧合呢？

　　如果因为迎合了国内某些“非自愿单身者”的心态，一旦有女生与外国人发生类似事件，就立刻给女生本人泼脏水，给她所在的学校扣帽子，那么校方当然会因“声誉受损”而感到困扰。但这不是被国内舆论绑架的结果吗，有什么必要认真回应？搞得好像是校园文化如此似的。

　　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事女生愿意主动公开此事，主动被贴上“easy girl”的标签。视频被非自愿地上传到网络，女生本人首先是受害者。当然，她当时的男友也是更大的受害者——他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知女友出轨，但这种被公之于众的方式，无疑是最差的一种。这还会让他在网络恶意言论中，额外被贴上“缺乏性魅力”、“拴不住女朋友”等标签，呼应十多年前“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奇葩说辞。

　　既然在这件事中，中国人女生和她当时的中国人男友都是受害者，那学校不去处理始作俑者，那个泄露视频的外国人，也就算了，反而“胳膊肘往外拐”，只拿自己能拿捏的学生出气。这是否也显得学校未能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甚至有些无能？

　　社长并非认为学校对该女生应该完全不作为。从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校规有其它条款，确实可以考虑处罚。但以“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为由，恐怕会给外界留下持续的话柄。

　　在严格执行普通法的地方（例如香港），如果控方适用的法条错误，法院最终可能判被告无罪。这是非常严重的程序问题。程序上的不当，可能导致真正的正义无法伸张。

　　这里可以参考香港著名男团 Mirror 在 2022 年红馆演唱会发生的严重事故。表演中一块悬挂的巨型屏幕坠落，砸中两名舞者，其中一人脊椎重伤，至今高位截瘫。事后，政府部门以“串谋欺诈”罪名起诉了工程承办商等三人，但最终这三人都被法庭判处无罪。

　　法庭的判决理由是：控方想起诉的罪名“串谋欺诈”，其成立条件是必须证明被告是“故意”犯错。但在审查所有证据后，法官认为这些人只是能力不足，又菜又蠢，缺乏主观故意。而港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官员，也因为疏忽大意放过了一些低级错误，连串把关失效才造成事故发生。因此，三个被告的罪名不成立。至今该事件除民事赔偿外，尚无任何人被成功判刑。

　　假设港府的起诉理由是“过失犯罪”类别，是不是三个人就会入狱？有没有可能定“串谋”是觉得过失犯罪刑期较短，想要重罚，结果因为证据不足弄巧成拙呢？这都无从得知。但这个案例说明，即便要处罚一个外界判断是明显犯错的人，也必须“师出有名”，以一个更合适、更恰当的理由和方式来执行。

　　如果校规中的某个条款本身就贻笑大方、严重过时，那么即便它看起来完全符合适用情景，整个处罚的正当性也必将受损。就算女生确实有错，对其使用错误的处罚方式，只会留下长久的争议，而无法让所有人信服。

　　最后，上述这些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违纪处分规定里面，还能看到诸如“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这种明显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初期制定的陈年条款。从各种意义上讲，这些规定恐怕还是尽早清理了比较好。

题图 / 孔夫子旧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