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一名卷烟厂厂长受毛主席接见，其妻纳闷：毛主席是你什么人？

“老王，你真敢往中南海闯？”1950年6月12日，北京站检票口，同事压低嗓音问；“是亲人，总得见。”王勋轻描淡写，拎起皮箱便走。那一年，他的名片上只是“江苏东台合营卷烟厂厂长”，却出入菊香书屋，成为当月警卫日志里最意外的访客。消息传回南京，厂里工人议论纷纷：普通厂长凭什么直接见到最高领袖？真正的答案，连他妻子徐寄萍都没弄明白，于是才有了文章原标题里那句发自肺腑的疑问——毛主席是你什么人？

把镜头往前推五年。抗日胜利的钟声刚落，华中野战军急需军费接续内战，传统筹粮办法难以为继，王勋临危受命，挂着商人外衣接管卷烟厂。半年净赚几万元，这在通货膨胀汹涌的1945年简直像魔术。有人猜他走了不择手段的门路，真相却是：他靠亲自跑码头、议价烟叶，再用战时擅长的“分散转运”技巧，边卖烟、边把利润快速兑成布匹、药品，随夜色押回苏北前线。当年东台一带流传过一句玩笑：“老王的烟，抽一支顶半颗子弹。”这不是夸张，而是后勤官兵对他工作的直接肯定。

为什么偏偏是卷烟？有意思的是，烟草携带轻、利润高，且不列入国民政府严格管制清单，正适合秘密输送。懂这一行的人太少，王勋却精通，因为更早之前，他就不是普通人。1909年，他在湘乡毛家堂屋呱呱坠地，族谱上写着“毛泽全”。那时毛泽东16岁，已在寻找救国道路。年幼的泽全是堂弟也是“尾巴”，逮着机会就听“三哥”讲外面的世界。家人记得，这孩子最大的爱好是削杆当枪，一边跑一边喊“打土豪”。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全跟随工农革命军辗转多地，湖南、湖北、广东一路走，越走越了解危险。当身份暴露可能殃及亲族，他索性在延安登记为“王勋”。“王”字干净利索，去掉“毛”字那一撇一捺，也像是割断旧日藩篱。他自请到供给部门，不拿枪，却天天与粮布药盐打交道。前线需要子弹，后方也需要棉衣，后勤同样是战场——这是他对“革命分工”的朴素理解。

1938年至1945年，王勋先后负责华中、华东多个兵站的物资统筹。淮海战役时，华野炮弹消耗惊人，他却能在三天内调来粤赣交界的私盐换成的大米，保证部队体力。史料里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主动要求保密，多数报表只写“供给部王××”。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考察干部档案，竟发现“卷烟厂厂长”与“野战军部长”体现在同一份履历，颇觉错愕。

时间来到1950年夏。公文写完，他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独自站在中南海门口报出姓名。警卫员一度迟疑，却还是把条子递了进去。几分钟后，意外的批准下来。菊香书屋内，主席放下手中文件，快步迎上来拍肩：“延安后你躲哪儿去了？改名倒爽利！”一句调侃，道尽兄弟情。两人寒暄未久，王勋自知公务繁重，不再逗留，夜色中告辞。离京前，他买了几包桂花酥，想给妻子一个惊喜，没料到回家后迎来的却是一连串问号。

徐寄萍并不知道丈夫还有个“毛”姓。她只见过他忙碌的背影，听过他抱怨后方运输的艰苦，却从未听他说起堂哥的事。那天，王勋边拆包裹边说“我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妻子先是愣神，继而脱口而出：“毛主席是你什么人？”一句话把他问住。沉默数秒，他才吐出实情：“堂哥。”徐寄萍眼里闪过震惊与自豪，又隐约担心：亲属关系会不会给工作带来麻烦？王勋摇头，他最在意的是怎样做事，而非借光。

不久，中秋将至，中央办公厅发来电话，邀请王勋一家去菊香书屋吃家宴。那是徐寄萍第一次正面面对毛主席。她紧张得直搓手，被主席一句“随便坐，都是一家人”化解拘谨。席间没提政治，只谈家常和湖南腊肉的味道。主席送给孩子一本《新华字典》，封面写着“好好读书”。场面温馨，却没人敢多议，毕竟身份特殊，公开报道里不会留痕。

1957年春，王勋调任内蒙古自治区轻工业厅，彻底离开烟草系统。临行前，他去中南海告别，主席握手时说：“北疆苦寒，多照应自己。”这成了两人最后一次长谈。此后十四年，王勋偶尔进京开会，总在西苑机场远远望一眼，却不再叨扰。那是他们共同的默契：公是公，私是私。

王勋晚年写过几页回忆，只言片语，没有浓墨。最常写的一句是：“供给就是生命线，人在，线不断。”他没把自己当特殊人物，更不愿拿亲缘换特权。那段岁月告诉我们，战场前后方彼此成就，英雄不都冲锋陷阵，有人默默养兵千日。若把光环聚焦在堂弟与主席的血缘，其实反而模糊了重点——真正让人敬佩的，是他在暗处支撑宏大战略的朴实行动。

卷烟厂早已改制，东台老厂房的外墙砖块仍留着当年烙印的“供给部42号”红漆字样。行人很少知道背后的故事，可那层风化的颜色提醒后来者：一支香烟、一匹布料，也能改变战局。至于“毛主席是你什么人”这句追问，答案或许可以更简单——革命同仁，血脉至亲，亦是各守岗位的普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