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的终极皈依——行走中的顾炎武

顾炎武，这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而广为人知的学者，年青时从事反清斗争，失败后游历了半个中国，晚年定居在陕西华阴华山脚下。他是江苏昆山人，晚年为何不回故乡，而愿终老于华阴呢？是怎样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何等一批人物，挽留住了他漂泊不定的脚步，让这位终生与清廷不合作的大知识分子、坚定的前朝遗民，寻找到了生命与精神上的归宿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顾炎武那颠沛流离的一生。

顾炎武像（1613年—1682年）

1家庭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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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初九日，今江苏昆山千灯镇人。他的一生，跨越明清两代，从出生到32岁，他是明朝子民；从33岁到去世，他是明朝遗民，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身份，不与清政府合作。所谓遗民，宽泛的来讲，是指一个朝代灭亡后留下来的老百姓，精确来讲，是指不仕新朝，与新政府不合作的人。他一生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呢？明亡前，作为一名富家子弟，他没从事过什么具体实际的工作，主要是读书；明亡后，他有过几个月短暂的从军生活，参加过抵抗运动，之后做过六、七年的生意，据说还以这种商人身份为掩护，从事过一些秘密的联络工作，说不上有什么突出的反清复明的实际举动，大抵是与和他一样的遗民相互通气，保持联系；45岁之后，他远游北方，足迹遍及西北、华北，专心从事学术活动，遂成一代大家，晚年定居陕西华阴；70岁那年，他因病死在山西曲沃，后归葬老家昆山千灯镇，今天在千灯镇有他的墓与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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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小名藩汉，谱名绛，学名继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又作炎午。顾家在南朝梁、陈时出过一个大文人叫顾野王，家有亭林湖之胜，人们就把那地方叫做“顾亭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地名就被朋友们加到了顾炎武的身上，所以，很多人又把顾炎武称作为“亭林先生”。此外，他还用过圭年、蒋山佣等名字。中国人取名，大抵都有含义，顾炎武也不例外，比如他名“炎午”，极有可能是和南宋末年的王炎午相映射的，王炎午，南宋庐陵人，临安（今杭州）陷落后，王炎午变卖家产以充军饷，做了文天祥的幕僚，文天祥死后，王炎午不仕新朝，致力于诗文创作，其人生经历与顾炎武有众多相似之处；又比如“蒋山佣”这个名字，蒋山即神烈山，是南京明孝陵所在地，明亡后顾炎武曾多次凭吊明孝陵，还曾在神烈山下住过一段时间，他用这个名字，含有怀念前朝的意思，表达了他的遗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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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前，在江苏昆山，甚至在江东地区，顾家都是一个大地主家族。顾炎武的高祖、曾祖和祖父三辈中，出过四个进士。他的曾祖顾章志先是做过几个省的按察使，最后做到应天府尹、南兵部右侍郎，赠右都御史；他的本生祖父顾绍芳做过经筵讲官、翰林院编修、管理制诰，这都是当时比较显赫的官职。虽然在顾炎武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家底还是很厚实的，这从顾炎武后来能一下子典出去800亩地即可看出。

顾炎武一出生就过继给了继嗣祖父顾绍芾、继嗣父亲顾同吉家。嗣祖父顾绍芾虽只不过是一个监生，但他很有修养，诗歌和书法水平都不错，早年随父亲亲历了江西、广西、山东、南京等地，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政治斗争内幕，他很关心时局，坚持手抄邸报（政府公报）达十四、五年，成25大册。他给顾炎武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著书不如抄书”，这是顾绍芾给顾炎武的遗训，从顾炎武一生的治学来看，他始终都没有超越这个藩篱；其二、研究“实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开始，顾绍芾就无意让顾炎武去参加科举考试，只是后来架不住别人的劝说，才勉强让他去学习科举文字。顾炎武13岁中了秀才，但后来数次考举人，均告失败，27岁那年再次失败之后，决定彻底放弃科举，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学。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几年时间里，顾炎武取史书、地方志书、名家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札录材料，汇为40多帙，为他后来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著作准备了基础资料。顾绍芾还很有忧患意识，他曾指着庭院中的草根对顾炎武说：将来你要是能吃到这个东西，就很不错了。他在顾炎武还小的时候，就教他学兵书，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些实际靠谱的学问。

继嗣母亲王氏是在价值观上给顾炎武影响最重大的一个人。王氏的未婚夫顾同吉早卒，她主动来到顾家，侍奉舅姑，抚养继嗣儿子长大成人。她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妇女，爱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常常给幼年的顾炎武讲方孝孺、于谦等忠臣烈士的故事。顾家发生家产纠纷之后，她和顾炎武迁居到了昆山和常熟之间一个名叫语濂泾的地方。1645年，常熟被清军攻陷，王氏闻讯，绝食十五日而死，临终前叮嘱顾炎武“勿为异国臣子”，顾炎武一生都没有违背继嗣母亲的这一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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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顾炎武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有理想，有抱负，好结交朋友，但不滥交，而是挺有原则，只和自己有相同价值观或者有相同爱好的人来往。

大约在17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社会团体——复社，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探讨学术、谈论政治的团体，顾炎武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他的终生好友归庄。他和归庄当时被人称为“归奇顾怪”，原因是归庄喜欢写一些奇怪的诗词，而顾炎武据说是小时候患过痘，视力有些偏斜，当然主要还是说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和很多人不一样，有点另类。后来他还和江南的一些复社成员成立了一个“惊隐诗社”。北游之后，他在北方又结识了一帮朋友，虽然没有成立什么团体之类，但也自有一个“圈子”，大多是和他一起坚持气节的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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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个人生活算不上幸福。他19岁结婚，妻子姓王，出生于江南望族，是继嗣母亲王氏的侄女，婚后未有生养。顾炎武和妻子离多聚少，顾炎武北上之后，她一直孤身在家。她比顾炎武早两年去世，当时顾炎武在山西汾州，闻死讯后，为她写了五首悼亡诗，其中有“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样的句子。顾炎武先后纳过四个妾，第一个和第三个为他生过孩子，但都早夭。这几位妾在他晚年的时候都相继离他而去，其中第四个是他嫁出去的，原因是自己年纪老了，不想耽误人家。由于没有儿子，顾炎武在60岁这一年，立同族子衍生为嗣子，衍生相随他多年，直至他病逝。

顾炎武纪念馆：位于江苏昆山市亭林公园内。建于1990年，占地面积5亩，建筑面积760平方米。2005年重新修缮并布馆。纪念馆陈列着有关顾炎武的生平事迹、他的主要著作及专家、学者的部分论文，有古今名人对顾炎武的评价，有当今书法家颂扬顾炎武所写的碑文，现在顾炎武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参加过什么样的抗清斗争？

顾炎武是以参加过抗清斗争以及终生与清廷不合作而知名的，但他究竟参加过哪些抗清斗争？是否亲自上前线杀敌？失败后是否继续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武装组织？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是有不同说法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南明王朝说起。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王朝灭亡，同年五月，清军入驻北京，清王朝建立，江山易帜，但这时清军并没有统一全国，在南方，明王朝皇室成员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抵抗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政权、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等，不过这些政权都很弱小，加之内部矛盾重重，腐败不堪，实际上并没有给清军造成多大威胁。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永历帝在缅甸被擒，南明王朝宣告覆灭。

1645年的春天，昆山县令杨永信曾推荐顾炎武到南京的弘光政权里去担任兵部司务，顾炎武也非常兴奋，做了积极的准备，一口气写下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四篇政论性文章，号称“乙酉四论”，水平如何姑且不说，倒是很有些摩拳擦掌的意味。可当他于这年的四月底到达南京后不到十天，清兵已于5月9日渡江，弘光皇帝仓皇出走，五天后清兵便已占领南京，弘光政权宣告瓦解。顾炎武随同弘光兵备副使退守苏州，五月底，苏州再次兵败，顾炎武就回到了常熟和老家昆山。七月初，清兵攻破了昆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屠杀了近四万人，顾炎武的三弟和四弟都惨遭屠杀，生母何氏被砍掉一只手臂，成了终身残废，后一直由顾炎武的幼弟奉养。

以上这段时间，就是顾炎武的从军经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定参加了苏州的抵抗活动，至于在昆山有没有参加抵抗，历来就有争论，但后来有日本学者经过详细考证，顾炎武也是参加了昆山抵抗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抵抗当中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他没有亲身杀敌，顶多做了一些后勤服务和通风报讯的工作。他曾用诗记载自己的妻子为守城将士缝过征衣的事情，他所做的，估计也是类似于此的工作。昆山之战中，他后来说自己曾在常熟语濂泾陪伴继嗣母亲，遥闻炮声，也可见并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有可能只是做了一些联络工作。

昆山之战后，对于抵抗，顾炎武甚至变得有些消极了起来。1645年的秋天，当福建隆武政权的唐王受人推荐，授予他兵部职方司主事的官职，并在第二年春天特派了使者秘密到昆山请他赴任之际，他却借故推辞了，只是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全然没有了第一次被授官时的兴奋。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他看出了南明政权根本成不了气候，也许是出于自身的怯弱，当时凭一腔热血和文人的热情想要参加抵抗，但一旦看到根本抵抗不住，就放弃了实际的行动。他后来主张在遭遇大难的时候，“殉之”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办法，逃走等待时机也未尝不可，当然就是完全的托词了。

顾炎武的生活以1656年为界（那年他43岁），大抵分为两个阶段，1656年之前，他一直在长江南北一带活动；自此后25年，几乎一直在北方活动。这两个阶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一直在不停地行走，结识了很多人。有论者据此认为顾炎武是在从事秘密工作，即联系各地的仁人志士反清复明，这种说法缺少史料证据，有些想当然的推断。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之所以远走北方，并不是为了到北方去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而仅仅是为了私人纠纷中的避仇。如果真要反清复明，就不会去北方，而应去南方找南明永历政权。他联系同道中人不假，但他所交往的人，尤其是在北方结识的人，大多也是和他一样的遗民，他们之间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行动纲领，拿什么来反清复明呢？他们在一起，顶多也就是互相砥砺，保持遗民与清廷不合作的立场，更多的时候，却是在探讨学问。在他所交往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是清朝的官员，他总不至于是在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吧？ 1662年，南明王朝彻底覆灭，他更是连反清的念想也没有了，从此开始专心著述，总结“亡天下”的教训。

清王朝在平定了天下之后，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安抚笼络的措施，康熙不仅派人祭祀了明崇祯皇帝，还于1678年开设了博学鸿儒科，征召遗民中的精英分子入朝做官，顾炎武的一些朋友接受了征召。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的反清复明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亲戚朋友都“投入”到了“敌人”的队伍，“敌人”似乎已经消失。

顾炎武画像：此幅画像为明末清初画家禹之鼎所画，禹之鼎应该是见过顾炎武本人，所以，应不致离其形象太远，画像中的顾炎武看起来十分消瘦疲倦，但眼神坚定。

3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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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炎武一生的遭遇来看，大多数情况下，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清王朝，而是身边的小人！他一生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其冲突的真正原因，不是出于主义、信念之类，而是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纠纷和利益之争。

先来说第一次牢狱之灾，这还要从前文提过的“家难”说起。顾炎武的继嗣祖父去世之后，他的从兄顾维、从叔顾叶墅和他发生了家产之争，从叔和从兄都不想让顾炎武继承过多的家产，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纵火的闹剧，烧了他的房子，迫使顾炎武搬了家。这件事情对顾炎武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首先是心灵上的，顾炎武直到晚年写信给顾维的时候，还用十一条斥问指斥他。其次是财产上的，顾炎武虽然也分到了一部分家产，但在几次“家难”闹剧中，他也亏了不少钱财，加之后来他交友甚广，耗资颇多，经济上更是紧张，为了维持一家数十口生计，不得已把八百亩地抵押给了当地的另一个大地主叶方恒。顾、叶两家本来有点儿亲戚关系。按理说，叶方恒应帮顾炎武渡过难关，但事与愿违，典押之初，叶方恒即压价签约，价款仅及所值的一半，迫于困境，顾炎武只得接受。尽管如此，叶方恒还是迟迟不肯付款，后经顾炎武多次请求，两年过后才讨回一部分款项，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付清。到了清朝后，顾家已经一蹶不振了，叶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了。这时候，顾炎武家原来的一名名叫陆恩的家仆世奴又卷入了进来，他的卷入和对顾炎武的反目成仇，让这件财产纠纷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里有必要说说明清之际的“家仆世奴”，他们不是古代的奴隶，也不是中古时期的农奴，他们本身也可能是自耕农，甚至是小地主，为了逃避税役，宁愿投靠在缙绅地主家下挂名为奴仆，当然他们也要对主家承担一定的义务。顾炎武把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之后，他的一些家仆世奴也随地到了新的主家那里，陆恩就是这么从顾家到叶家去的，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叛逃过去的，这里面不存在背叛不背叛的问题。

陆恩对顾炎武做了些什么呢？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他拿到了早年顾炎武写给南明政权的一封信。顾炎武曾把这封信糊在一本《金刚经》里面，托一个和尚带去。信里写了什么重大内容呢？不得而知。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陆恩买通那个和尚，拿到了那封信。陆恩想告发顾炎武吗？也不是，只是准备进行讹诈，捞一笔钱财。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小人得志的因素，顾炎武原来是他的东家，现在不是了，而且家里遭了难，而他的新东家有钱有势，免不得有些得意，再加之顾炎武可能也没给他好脸色看，所以想整一整顾炎武。陆恩拿到这封信的时间大概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他曾多次暗示过顾炎武，但顾炎武没有太理会，也就是说敲诈没有成功，于是陆恩恼羞成怒，这才扬言要以“通海”（即私通南明政权）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害怕了，觉得这件事情这么拖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从南京赶到昆山，带了一帮亲友，把陆恩沉到水底给淹死了。

打狗得看主人面呀！顾炎武弄死了陆恩，叶方恒不干了，他和陆恩的女婿一起把顾炎武抓了起来，囚禁在陆恩女婿家里，逼迫顾炎武自杀。后来经过归庄等人的调停和营救，这才把这件案子挪到了当地的司法机关，初审定为“杀无罪奴”，要坐多年牢。这还是不行呀。顾家又动用关系，把案子挪到了松江府，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了干扰，方便顾炎武的亲友上下活动，进行营救，最终被审定为“杀有罪奴”。这年的秋天，顾炎武被保释出狱，听候判决。从五月案发到秋后得释，顾炎武入狱三月有余，第二年春天，从轻结案，什么事都没有，也就是说，陆恩白死了。

这样的判决结果，叶方恒是不能接受的，主要是他觉得伤了面子。所以，即便是顾炎武后来到了南京之后，他也不依不饶，纠集了一些人，袭击顾炎武，将其从驴背上打下来，致使顾炎武头部受伤，几乎丧命。顾炎武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再这样纠缠下去，恐怕会越来越危险，于是，他决定远走北方避仇。

世事难料啊！顾、叶两人当时是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孰料十七、八年之后，也就是在1673年，在山东济南、泰安，两人又和好了。在顾炎武游历北方期间，叶方恒中了进士，那时正在山东济宁担任一个管水利的官职，顾炎武则在山东济南通志局帮助修志。叶方恒曾登门拜访顾炎武，并送去了绸缎等礼品。顾炎武虽然没有相见，但和叶方恒后来还是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叶邀请他一起同游泰山，顾炎武虽然没有同去，但也回信表示了感谢。顾、叶和好，一方面是由于归庄在其中的调停，归庄和叶方恒关系也不错，当年在顾炎武被叶方恒关押起来的时候，就曾写信对叶方恒进行过规劝，顾远游之后，又多次调解顾、叶之间的矛盾，叶方恒也接受了，所以归庄之后曾写信给顾炎武，说这边没事了，你回来吧；另一方面是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都是当朝的大官，叶方恒和他们都有来往，并且还指望他们提携，所以对顾炎武主动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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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第二次入狱是在他56岁的时候，从1668年的三月到十月，他在济南府蹲了七个月的监狱。他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其起因也是出于主家与家奴之间的恩怨以及田产方面的纠纷。

这件事情须从顾炎武的山东之行说起。顾炎武远走北方的第二站来到了山东即墨，即墨有个黄家，是缙绅之家，顾炎武在他家盘桓了一段日子。黄家祖上有人在明朝做过御史，这件案子的主角之一黄培在明末做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的堂弟黄坦和侄儿黄贞麟却已经在清朝做官了，一个时任浦江知县，一个时任凤阳府推官。本来好好的，可是正如顾家发生过陆恩事件一样，黄家也发生了“奴变”。

黄家的一位家奴黄元衡本姓姜，投靠之后随了主家的姓，祖孙三代都是家奴世仆的身份，可是到了黄元衡这里，发生了变化，黄元衡中了进士、入了翰林、做了大官。他做了大官之后，就要求归宗姓姜。主仆之间在改姓这件事情上有过什么纠纷的细节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反正黄元衡最终改姓成了姜元衡，并决定整一整黄家。黄培好作诗，且多触时忌，被人举报，姜元衡则落井下石，罗织了“黄培诗案”，将黄氏一门十四人一并告发，其中包括黄坦和黄贞麟。“黄培诗案”历时两年，但最终黄家并没有被告倒。

姜元衡一看没有把黄家告倒，很不甘心，于是又抛出了《忠节录》一案。《忠节录》是一本关于明朝一些忠节之士的小传合编，是另一本名叫《启祯集》的书的一部分，《启祯集》除了收录了《忠节录》里的内容之外，还收录了那些忠节人士的诗文，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回事儿。该书编于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刊行，编者为陈济生，是顾炎武的姐夫，但是姜元衡控告此书是顾炎武在黄家刻印而成的。为什么说是在黄家刻印的呢？因为在里面的一篇《黄御史传》里，说了刻印的事情，这里的黄御史就是黄坦的父亲。为什么牵扯到了顾炎武呢？因为在里面的一篇《顾推官传》里，出现了“晚与宁人游”这样的句子，加之顾炎武又曾在黄家住过，于是就这样把顾炎武给牵连了进去。姜元衡上告后，济南府对顾炎武做出了“咨行原籍逮证”的通告。

姜元衡与顾炎武并不相识，为什么要对顾炎武下黑手呢？这其中有一个幕后推手——谢长吉。谢长吉本是山东章丘的一个大地主，顾炎武到山东后和他结识。谢长吉为了做一笔生意，曾向顾炎武借了一大笔钱，以一千亩地作为抵押，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意亏了，没有钱还顾炎武。当他听说了姜元衡罗织的《忠节录》一案之后，认为这是一个赖账的好机会，如果把顾炎武置于死地，他欠顾炎武的钱就用不着还了，抵押给顾炎武的地也就可以拿回来了，于是，他和姜元衡勾结起来，竭力撺掇姜元衡把顾炎武给牵扯进去。

但人算不如天算，姜元衡和谢长吉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关节：早在几年前，就有人以讹诈为目的，告《启祯集》一书为逆书，后经钦定为诬告，告发者受到了处罚。现在姜元衡告发《忠节录》，就相当于给《启祯集》一案翻案，也就相当于说皇帝错了，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告发成功。顾炎武和他的亲友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在北京，赶紧和亲友们商量了以下对策：其一，翻出《启祯集》旧案；其二，咬定“晚与宁人游”一句中的“宁人”不是自己，因为没有说明姓嘛；其三，委托各路亲友活动，打通关节。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就主动到济南投案去了。

从结果上来看，他的这些对策达到了预期目的。《启祯集》案一翻出来，姜元衡就先软了一半；在审案过程中，顾炎武始终咬定书中的“宁人”不是自己，谁也没有办法来证明；亲友们的上下活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三个外甥都是当朝部长乃至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徐乾学1670年中探花，官至刑部尚书，徐秉义1673年中探花，官至吏部右侍郎，徐元文年纪最小，却早在1659年即中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他们为了营救舅舅，出力颇多。地方官员很多本就是原来明朝的官员，在感情上他们是同情顾炎武这样的人的，现在又加上徐氏兄弟从中斡旋，在审案时自然有意庇护顾炎武。顾炎武另外一些同是遗民的朋友，也在营救他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对这些朋友的帮助，顾炎武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后来他特别感激了一位叫李因笃的陕西人。关于李因笃，后文将有细说，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由于准备周密，最终顾炎武取得了胜诉，不但如此，他还想反告姜元衡诬告。但由于姜元衡是当朝官员，谢长吉也是一方土豪，最终作罢。但谢长吉的一千亩地是彻底归顾炎武所有了，他将这块地委托徐乾学代管，每年的收益也归徐氏兄弟，算是他的一种感激方式吧，直到七年之后，这块地被转卖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即顾炎武怎么会有一笔价值一千亩地的钱借给谢长吉呢？他曾经经历过“家难”，家产颇多损耗，后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经商及变卖老家田产所得！前文粗略提过，昆山之难后，顾炎武有十一、二年的时间，以南京为中心，在江南、江北活动，一是联络同道中人，二是有六、七年在做生意，从他的一些诗文和其他一些记载来看，他做过布匹生意和药材生意，尤其是药材生意，可能挣了不少钱，战乱年代，做药材生意往往获利可观。他可能把做生意挣的钱，在江南又置了些产业。刚开始北上的时候，他的手头是比较拮据的，但四年后，他回过一次江南，除去拜访旧友外，估计还处理了财产方面的事情，于是后来才会有钱借给谢长吉。民国学者章太炎甚至认为顾炎武在山西做过票号生意，放过高利贷，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至少从顾炎武以田产做抵押借给谢长吉钱来看，确是一种借贷行为。这段经商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他一直是标榜要自食其力，不愿意依靠别人的，这也就是后来二十多年他可以不事营生，到处行走，得以埋首学问的原因。那种行走是很花钱的，更何况他还要刻书，还有仆从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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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以上所说的济南牢狱之灾前，顾炎武还差一点卷到一起著名的文字狱——庄廷钅龙《明史》案里，这起案件也是由于小人从中作祟造成的，侥幸的是，他躲过了这一劫难。

清顺治七年（1650年），苏州、无锡、昆山等地的一些复社成员成立了一个“惊隐诗社”，其主要成员包括顾炎武、归庄、潘柽章和吴炎等人，他们以故国遗民自称，绝意仕途，相与遁迹山林。后来顾炎武避祸北上，潘柽章和吴炎则和湖州一个名叫庄廷钅龙的人来往密切。庄廷钅龙是个瞎子，他的邻居朱国桢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收集了很多明朝资料，准备编成一本书，但没有编完就死了。后来这些资料被庄廷钅龙得到，他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编《国语》的做法，私自编了一本《明史》，并把潘柽章和吴炎列名为参阅者。顾炎武早年和庄廷钅龙也打过交道，但认为这人不怎么样，没什么水平，就没有多来往，这本《明史》他也看过，认为冗杂不足道，所以拒绝了列名其上的请求。庄廷钅龙死后，他的父亲把这本《明史》刻印了出来，这下子出麻烦了。庄家是一个大户，书刻印出来后，一些人看到里面有一些对清朝不利的言论，就不断前来敲诈，其中包括一个因贪污罪坐过牢的前县令吴之荣，他在一些小官吏的唆使下，前来敲诈庄家，但庄家没有理会他，还准备和他打官司。吴之荣就把庄家私刻《明史》的事情向更高一级的官府告发了，那些官员庇护庄家，同样没有理会他。吴之荣不肯罢休，遂上京城告发并获得了成功。康熙二年（1663年），朝廷下令把庄家一家人连同列名于书上的人全部处死，共计七十余人，其中就包括潘柽章和吴炎，庇护庄家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受到了严厉惩罚。顾炎武因为没有列名，没有受到牵连。

庄廷钅龙私刻《明史》案以及顾炎武的两次牢狱之灾，可以反映出清初士林的现状：士人之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自于直接与政府的对抗，而是因为自身有财有田，周围的利禄小人意图牟利不成，乃借官府之手杀人。许多来自前明的清朝地方官员实际上也是同情这批有气节的人的，大多时候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所以这些有气节的人才能逢凶化吉，只是事情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些地方官员也无能为力。

顾炎武手札：从一个人的手书的札记、信件等，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书法水平，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顾炎武并不以书法名世，而且世间流传的他的一些书法，尤其是对联，均较平庸。这帧手札则不同，洒脱有力但不张扬，内有神气，是他性格的写照。

昆山市千灯镇顾炎武故居：顾炎武故居在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顾炎武故居和亭林祠堂以及顾炎武墓和顾园，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昆山市政府拨款对顾炎武故居进行了修复；2000年顾炎武故居被昆山市委、苏州市委宣传部命名为“昆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千灯镇人民政府投入巨资对故居、祠堂和墓再次进行全面修缮；2005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顾炎武故居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各厅内陈列有顾炎武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顾炎武墓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内有一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刻碑12块，记述顾炎武事略。其中一块书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

顾炎武墓：顾炎武到底是葬于山西曲沃还是昆山千灯，历来就有争论，过去有学者认为昆山千灯镇的顾炎武墓只是一座衣冠冢，但近来有学者经过详细考证，顾炎武死后的确是葬在了昆山千灯，文革期间，顾炎武墓遭到了破坏，遗体还被挖了出来，此图即为昆山千灯镇上的顾炎武墓。

4北方的精神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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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名满天下，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他确实有学问。他在音韵学上和实学上的研究，以及他重视田野调查的治学方法，都为当时人们所推崇。

其二，他有“圈子”。早年他参加复社和惊隐诗社，这些朋友替他做了不少宣传，后来到了北方，他又结识了一帮朋友，这些人中有的是官员，更多的是民间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人物，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砥砺气节。通过这些朋友的“忽悠”，顾炎武的名气更大了。自45岁一直到去世，他主要在北方生活和活动，即和他南方的朋友“圈子”散了以后北方还有一个“圈子”有关。

顾炎武起先到北方，主要是为了避祸，后来这场灾祸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好友归庄力劝他回去，但他始终没有回去，连原配夫人去世都没有回去，是他不思念故乡吗？显然不是，晚年的时候，他是有过回乡“一睹丘垅”的愿望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回去。他在给徐氏兄弟的信中，谈到了一个客观原因：那是在他决定定居陕西华阴的时候，徐氏兄弟不赞同他的这个做法，拟定在家乡购置田园，迎他颐养天年，但顾炎武拒绝了，理由是回老家生活，其生活成本是在华阴的五倍，他负担不起。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托辞。事实上，他是认为在家乡，甚至在整个南方，世风已变，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同道中人，没有了精神寄托。而在北方，他有一帮有气节、重情义、还有学问的朋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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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北方主要是在山东、北京、河北、山西和陕西等地活动。在北京，主要是去拜谒明十三陵，表达对前朝的怀念；河北则是路过之地，逗留时间不多；山东是他北上的第一个地方，他也一度打算在此定居下来，还在章丘置了田产，但由于后来遇了一场官司，认为这里终究不是久居之地；晚年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山西和陕西之间往返，因为在这里，有着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几位朋友：山西的傅山，陕西的李因笃、王弘撰和李颙。

在山西，他和傅山有过很密切的交往。傅山（1606—1685），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医学家，今山西太原人，字青竹，后改为青主，梁羽生在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将傅青主描绘成为一位武艺高强的侠客、无极门掌门。明亡后，傅山出家当了道士，因为穿一身红衣，所以又称朱衣道人。傅山年轻的时候是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领导了一场营救老师的学生运动。当时，傅山在山西按察使袁继咸办的学校里读书，深得袁的欣赏。袁继咸后来与阉党发生冲突，被抓到北京投进了监狱，傅山为之奔走千里，三次入京，组织起同学和山西的一班士人，进行游行抗议，到处诉冤，最终救出了袁继咸。

与顾炎武一样，傅山在多次科场失意后，便绝意仕途，研究起了学问。傅山出家做道士，但并非不问世事，而是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通过行医等方式，做过一些抗清的联络工作，不过也仅此而已，他并没有抗清的具体的、实际的举动，也不愿意去那样做，理由是要侍奉母亲。尽管如此，在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傅山还是因为反清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这一年，南明王朝的一位名叫宋濂的总兵准备在晋豫边境起事，起事之前，秘密见了傅山两次。后宋濂事败被抓，供出了与傅山联系的事情，傅山因此进了监狱。在狱中，傅山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个出家人，不关心时事，同时虽然承认了是有一个姓宋的找过他，但他听说这人不是一个好人，两次都没有见他。恰好这时宋濂被处死了，一下子死无对证，加之审理案件的很多官员都是明朝遗官，有意回护傅山，案件就这么拖了下来，最终不了了之，傅山在蹲了两年大狱之后，最终被放了出来。

傅山下狱后，一干好友和门人商议营救之策，他的母亲却说：“道人儿应有今日事，……不必救也!”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顾炎武与傅山第一次见面是在康熙二年（1663），这一年顾炎武51岁，傅山58岁，两人一见如故，除了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外，两人还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精通音韵之学，所作诗文，亦都伤世感怀。自此后，两人曾在山西、陕西各地多次见面，彼此之间多有诗词唱和，顾炎武数次谈到了他对傅山人品、学问的钦佩，他曾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还把傅山比成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

在对待清王朝开设的“博学鸿儒科”上，顾、傅两人更是坚守住了自己的遗民立场。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正月，清王朝下令开设“博学鸿儒科”，这是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一种考试科目，始于宋高宗时期。康熙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特开此科，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推荐民间有本事、有学问、有名气的人，通过特设的考试，到朝廷里来做官，主要是进入翰林院修《明史》。最终，被推举的达上百人，顾炎武和傅山均在被推荐之列。“博学鸿儒科”一出，在民间知识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拒绝，有人暗自高兴，有人最初虽然拒绝，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应诏。

推荐顾炎武的人是内阁学士叶方蔼，此人即是叶方恒的兄长，后幸得徐氏兄弟的劝阻，没有进入荐牍，对此顾炎武是深感庆幸的。即便如此，还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传来了要请他去修《明史》的消息，顾炎武也是断然拒绝，他写信给叶方蔼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也！”事实上，早在康熙十年夏，清王朝就曾有意诏顾炎武来修《明史》，当时的劝说者为徐乾学的老师、翰林院院士熊赐履，顾炎武当场亦是断然以死拒绝。

与顾炎武一样，傅山也是拒绝“博学鸿儒科”的，不过他没有顾炎武那样幸运，没有做大官的外甥从中斡旋，虽然一再称病不能前往，但拗不过地方官的多次请求，最终还是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傅山坚决拒绝参加考试。但既然来了，考不考试都没有关系的，清王朝“破例示恩”授予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职。据说初授之时，康熙还觉得官职有点小，和傅山在文学界的地位不相称，于是下旨封了个“内阁中书”的官职，又念其年迈，可以不留在京城坐班，而是可以回去，由地方官照顾。授官之后，就得到午门谢恩呀，这更是傅山不能接受的，他绝食七日，坚决不从，急坏了建议给他授官的官员，他在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之下，强行把傅山驾到了午门之外。傅山看见午门，泪流满面，这时有人强迫他下跪，傅山由于身体虚弱，一下子仆倒在了地上，有人赶紧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就这么敷衍了一通后，傅山得以被放归回老家。回乡之后，有人就他这次进京被授官之事挖苦他，傅山也不争辩，只是冷眼旁观。

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傅山去世，享年79岁。遗命不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而以“朱衣道人”入殓，葬于太原西山。第二年，康熙派人祭奠傅山之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二十五年后，傅山入了太原三立祠，声名更隆。客观来讲，傅山这种声望的得来，一方面是他自己有人望，另一方面也是和清王朝的怀柔政策分不开的。到了清末，张之洞巡抚山西，设立四征君祠，又把傅山请了进去。辛亥革命之后，出于发扬民族主义的需要，又在1917年和1918年这两年间，建立了傅公祠。至今在山西太原，还有多处傅山的纪念地，并且规模不小。

3

顾炎武在山西有傅山这样的朋友，他曾打算在山西找个地方定居下来的，但最终还是没有，主要是发生了一件他认为不可忍受的事情。有时候他也是一个比较情绪化、比较较真的人。

这件事情得从一个名叫戴廷栻的人说起。戴廷栻，山西祁县人，是傅山的老同学，其父是明朝官员，曾做过户部员外郎，他在晚年也在山西曲沃做过一个管文教工作的官。他曾于顺治初年在老家祁县建了一个读书阁，名叫丹枫阁，是一班朋友比如傅山等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在经济上给过傅山等人很大的帮助，傅山招待朋友的酒水钱，大部分就是由他出的，甚至很多活动，都是由他出面串联组织的，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戴廷栻和顾炎武关系也很好，他曾为顾炎武在祁县构筑书房，康熙十四年、十六年顾炎武还在此处住过。事情就出在这里，顾炎武在他家丢了500两银子，原来是（至少顾炎武认为是）戴廷栻的儿子偷去捐了一个小官。这件事情的真伪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不过，笔者认为不太可能，戴廷栻很富有，他的儿子捐个官，还不至于偷别人的银子。但顾炎武一直揪住这件事情不放，要求戴家还钱。他的好朋友李因笃曾劝他算了，他却反过来教训李因笃，大意是：这件事情老弟你能管就管，不能管就不要管，不要被别人拿去当拖延不还钱的掩护。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结束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顾炎武肯定是耿耿于怀的，他不想定居于山西，大概也和这件事情有关。同时又让人感慨：顾炎武一生的许多纠葛，全是出于钱财方面，简直就是一种宿命，他虽然有些挣钱的本事，但恐怕在金钱方面，也有些敏感和计较。

北京不能去，山东不能呆，山西也让人不愉快，于是，陕西就成了他乐意前往并愿意居留的一个地方，因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少有。”又因“华阴绾彀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这从地理和人文两方面，说明白了卜居陕西华阴的原因，华阴的地理位置，我们前面已说过，这里按下不表，单说人文条件。在顾炎武眼里，陕西人是有气节、重承诺、好钻研学问并且有情有义的。他口中的陕西人具体来说就是李因笃、王弘撰和李颙。

4

在陕西的这几位朋友之中，顾炎武和李因笃关系尤笃。李因笃（1632—1692），陕西富平县薛镇韩家村人，号天生，八岁能做文章，十一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被人称为神童。清王朝建立后，李因笃绝意仕途，成为清王朝的不合作主义者。十八岁的时候，他外出游学，后来到代州（今山西代县），被代州知州陈上年聘为塾师。陈上年和他“有同骨肉”，同时亦视他为“畏友”。在陈上年处的八九年间，李因笃得以专心研究学问，同时和傅山等人建立了联系，赢得了很大的名声。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在探访完傅山之后，慕名到代州造访李因笃，由此二人订交，时年李因笃32岁，顾炎武51岁。志同道合的二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为了忘年交。这年秋天，两人携手同游关中，考察了潼关，游历了华阴华山，在此，顾炎武又结识了王弘撰，顾炎武晚年定居华阴，最早即起念缘于这次游历考察。后两人又到了西安，渡渭河过李因笃家，又去游乾陵，并到周至拜访了李颙。此后20年间，两人或诗文唱和、或互访同游，这其中，李因笃三千里救友之义举，尤其令顾炎武感念不已。

在前文所叙的顾炎武济南牢狱之灾中，入狱之前，顾炎武即致书给李因笃，此时因陈上年已调离了代州，李因笃回到了老家富平，接到顾炎武的来信之后，即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托人情、找关系，竭力为好友辩诬伸冤，此后又赶到济南探视狱中的顾炎武。李因笃每天为顾炎武送饭，并且不放弃任何机会，积极为其打通关节。时值盛夏，又因奔波劳累，李因笃中暑病倒了。所幸的是，顾炎武的案子有了重大转机，于是他返回关中养病。临行前，顾炎武怀着温暖的心情，写了一首赠别诗，称赞李因笃是患难中的良朋益友，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顾、李的交往，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博学鸿儒科”中，李因笃也在被推荐之列，他不但参加了考试，而且还被授予了”翰林检讨“的官职。因为这件事情，李因笃一度被他的朋友排斥于“遗民”之外，顾炎武更是给他写信：说您现在高就了，就不要挂念我了。好在第二年，李因笃以家中老母无人奉养为由，先后上书陈情三十多次，终于获准回到了富平老家，也由此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之中。自此以后，李因笃致力于讲学，先后在西安关中书院，自己的家中开坛讲学，一度还在老家建立了一个“镜波园”，和顾炎武、王弘撰、李颙和傅山等在此探讨学问，吟诗唱和。

公元1681冬，顾炎武病卧山西曲沃，致书写诗给李因笃。李因笃恰好也病了，加之大雪阻隔，不能亲去探视，遂让儿子带着他的五言赠诗赴曲沃看望和服侍顾炎武。1682年春，顾炎武去世，十一年后，李因笃也因病逝于富平，享年61岁。去世前，友人前来探望，李因笃拉着他的手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又抚摸胸口说：“无一字不以此中刻画出。”

李因笃一生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等。李因笃在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的造诣颇为肯定。

笔者于2010年九月中旬专程去陕西富平探访李因笃的遗迹，见到了李因笃的后人李启智老人，老人领我们去看了李因笃的故居，三进院落，房子却是后来重盖的了，只有院中地上的一些青砖，还是400多年前的古迹，李启智老人就住在其中一进院里。又去探访了李因笃墓地，在一块玉米地里，墓早已不存，毁于文革之中，如今只有一块墓碑斜卧在地头荒草间，上面字迹可辨，上书“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因笃墓”几个字，实际上毫无保护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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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诸友中，王弘撰不仅是顾炎武精神上的朋友，而且还在生活上给了顾炎武很大的照顾，顾炎武晚年定居于华阴华山，实际上就是住在王弘撰的家中，并且是住在王弘撰读书的“读易庐”中，一住就是四年。顾炎武死后，王弘撰把“读易庐”改名为“顾庐”，以表达对顾炎武的深切怀念。顾炎武曾这样评价王弘撰：“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在顾炎武的心中，王弘撰不仅有学问，而且非常讲义气，性情潇洒旷达，喜欢结交朋友。

王弘撰（1622-1702），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明诸生，家境富裕，父亲曾担任过明王朝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弘撰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不仅精通经学、史学、音韵学和诗文，研究《易经》，而且在书画、金石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的书法作品，至今还是收藏界炙手可热的藏品。

明王朝灭亡后，王弘撰同样绝意仕途，“博学鸿儒科”中，他以老病为借口归隐，采取的方式是和顾炎武一样的“以游为隐”。有意思的是，顾炎武作为一个南方人，行走于北方，他作为一个北方人，却漫游于南方，一生之中，甚至在晚年时，他还多次游历江南，最远到了福建。《山志》是王弘撰的一部笔记体著作，他游历四方，到处探求金石碑帖，其撰写条目，多为亲眼所见，考证严谨，可信度很高。他的这种田野调查，和顾炎武的治学方式也是一致的。

王弘撰视顾炎武为诤友，《山志》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王弘撰为人豪爽，常常与前来拜访的人宴饮，每当这个时候，顾炎武都会皱起眉头，很不高兴，待客人走后，必对王弘撰说：可惜，一天时间就这么虚度了。王弘撰后来也接受了顾炎武的劝告，惜时如金，研习不倦。王弘撰59岁的时候，纳了一位妾，顾炎武亦作诗规劝。

王弘撰描述顾炎武治学的严谨认真：“四方之游，必以图书相随。手所抄录，皆作蝇头小楷，万字如一。”这种严谨，也影响了他自己。

顾炎武去世前一年的秋天，王弘撰去浙江嘉兴拜访一位朋友曹秋岳，曹秋岳见面就感叹：顾亭林之死，实在是太可惜了。王弘撰回答说，顾亭林没有死，就住在我家里呢，我来看你的时候，他也正启程去山西。顾炎武第二年去世后，王弘撰还在南方游历，闻讯后悲痛不已，准备启程前往昆山吊唁，后得知灵柩还没运回昆山，没有成行。此后，王弘撰三次写诗怀念顾炎武，后两次写于亲自探访顾炎武墓之后，是时，他也已年近古稀。

在《山志》中，王弘撰撰写了“顾亭林”条目，对顾炎武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以游为隐”这句概括顾炎武一生的话语，即出自于此。已故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先生认为，这是关于顾炎武的最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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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因笃与王弘撰相比，顾炎武与李颙的来往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自幼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二十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在当地县令的大力推举之下，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都称他为“先生”。李颙曾到江南讲学，门徒甚众，一时之间，名满海内，后又主讲于关中书院，与河南孙奇逢、浙江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儒”，又与李因笃、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主要著作有《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

顾炎武与李颙相识于他第一次游关中之时，随后两人又有过多次来往。两人在学问方面有相互不认同的地方，但却绝对是君子之交，对李颙坚持不受“博学鸿儒科”、以死相抗的举动与精神，顾炎武是极其佩服的。在拒绝“博学鸿儒科”上，李颙可以说是表现最为激烈的一个人。他先是称病拒绝，后地方官强迫抬他上京，刚走没多远，他就拿出刀子来准备自杀，地方官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放了回去。李颙七十六岁时（公元1703），康熙西巡到了陕西，传旨召见李颙，李颙虽然进献了《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两本书，但拒绝召见，说是病了，不能去。康熙又传话说：既然你不能来见我，那我去看你吧。李颙回答：你要来，我就死。康熙只得作罢。李颙性情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顾炎武如此评价李颙：“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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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七岁到去世前将近四年时间，顾炎武主要居住于陕西华阴，同时活动于陕西潼关、山西运城、曲沃一带，他之所以把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托付秦地，实在是由于“秦人”的为人处事深深感染了他，让他找到了最终的精神寄托，是共同的价值取向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相信他一定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安宁。

顾炎武于公元1682年在山西曲沃去世，他的死和吴三桂等人的“三藩起事”有一定的联系。“三藩起事”自1673年开始，到1681年以失败结束。三藩起事给了很多明朝遗民以幻想，以为可以推翻清朝统治，重新恢复明王朝，一个名叫顾祖禹的知识分子还跑去参加了耿精忠的队伍，顾炎武虽然没有这么天真，但心里肯定是起了波澜的。“三藩起事”失败后，他在写给李因笃的一首诗里就曾很隐晦谈到过这件事情，大意是说现在什么念想都没有了，全完了。这件事情不仅仅在精神上给了他打击，而且在生活中也给了他具体的影响。“三藩起事”中，当时甘肃提督张勇拒绝了吴三桂的拉拢，坚决支持清王朝。张勇多次派自己的儿子张云翼拜访顾炎武，有一次告访居然是在半夜，一方面是安抚，另一方面也带有监视的意思，这从顾炎武后来复张勇信中谈及自己绝无“讲学聚徒”之意、绝不是“奔走天下之人”，即可看出。后来，他干脆离开华阴，于1681年八月到山西曲沃去了。

顾炎武到曲沃第三天就病倒了，在友人韩宣以及曲沃一干官绅的关照之下，休养了几个月后得以痊愈。1682年正月初八，他出门答谢这些官绅的款待，上马失足坠地，旧病得以复发，第二天凌晨阖然去世。从这些症状来推测，顾炎武大概是死于心脑血管病。去世后，他的一位堂弟特地从江苏赶来，和嗣子顾衍生一起把灵柩扶回了老家昆山。

李因笃墓：李因笃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号天生，陕西省富平县薛镇韩家村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关中三李”之一，康熙年间荐博学鸿儒科，被授翰林检讨，后辞官归乡。李因笃在音韵学方面颇有研究，被顾炎武引为知己，其诗歌创作师承杜甫，对杜甫诗歌的平仄格律做过深入研究。李因笃身上有侠气，好友顾炎武遭小人陷害入狱，他有过疾驰三千里救友的义举，他的这种举动，是陕西人重义气的最真切的表现。

笔者曾于2010年9月特意造访李因笃的故居，其故居位于陕西富平薛镇韩家村，不过今天已经看不到当年的遗迹了，门口原本是一对石狮子，院内原本有照壁，但都毁于文革期间。

李因笃的后人李启智老人带领笔者找到了李因笃的墓地，可惜的是墓地已不存，如今只有一块残缺的墓碑斜倾于田间。因为要拍照，李启智老人拔去了墓碑前的杂草。陕西的历史名人太多了，对于李因笃这类不是那么太出名的人物保护不够，比如整个华阴县没有任何顾炎武的纪念遗迹，仅仅是文献上证明顾炎武晚年曾定居于此。这种现象值得有关部门注意。

李颙所著《二曲集》：李颙(1627年～1705年)，陕西周至人，号二曲，著名的明朝遗民。李颙以理学闻名，提出了“悔过自新论”，被称为“海内大儒”；李颙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并称为关中三李。著作包括《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等。

5顾炎武之为人

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里，顾炎武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也。”同时他一再告诫自己“不堕为文人”。大概在他的心里，是很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的，但观其一生，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少年时期，他和复社的同仁们热心于谈论政治，也是出于文人的热情和年轻人的激情，并没有真正投身于政治的准备和实际行动；满清入关之后，他参加过抵抗运动，但也没有投入过过多的战斗，没有像史可法一样怀着必死的勇气慷慨赴难，在斗争进入低潮之后，还很容易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思想；在受到屈辱的时候，他选择的也是忍气吞声地苟活，清王朝建立初，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严颁剃发令，所谓“留发不留头”，顾炎武选择的是剃发留头。这件事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一生都不能忘记，耿耿于怀，多年后还在诗文中讲述，一方面是在做一个体面地解释，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了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因此，他绝不是一个英雄，尽管他很想成为一个英雄，但往往事到临头，却又选择了退缩。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不入仕”、和清政府保持不合作来作为个人的道德底线，并以此激励同道或被同道激励。

顾炎武是有着相当的现实感的。他的后半生一直没有卷入到与清王朝的直接对抗之中，相反，他在朝廷中还有很多朋友，一部分固然是前明遗官，但也有一部分是清廷新贵，他和他们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对于三个外甥做官，他是不反对的，理由是他们出生在清朝，并非遗民，所以不存在着有无气节的问题。他去北京，过去宁愿住在庙里也不住外甥家里，至少是想在形式上和他们划清界限，不过在遭遇济南牢狱之灾后，他意识到了朝中有人好办事的好处，从此以后每次到北京，就住在了外甥家里，直到清王朝开博学鸿儒科之后，从此再不入京。他还写信叮嘱、告诫外甥们在官场上应该注意什么，并说这些话都不是能和外人说的。他的弟子潘耒，是其好友潘柽章的弟弟，潘柽章因庄廷钅龙《明史》案惨遭杀害后，坚称不为人师的顾炎武收潘耒做了学生。潘耒应试博学鸿儒科，一开始顾炎武很反对，还拿潘柽章的遭遇来提醒潘耒不要忘了这档子仇恨，不过当潘耒做了官后，他也就接受了事实，还给李因笃写信，大意是你和潘耒都同朝为官了，以后请多多照应他。在他的心里，潘耒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当朝的官是可以的。

以上种种“权变”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生存的智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够传承文化的前提，因为只有人在，文化才能得到保留。这是他们的一种使命，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也是活下来的最大意义以及一个体面的理由。

清王朝曾两次请顾炎武参与编撰《明史》，都被他拒绝了，但他实际上很关注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本人坚决不去参加具体工作，但史馆中的人如果来请教问题，尤其是潘耒等人来请教，他则会提出一些建议，谈及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文章和见解，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他的后辈弟子。比如，徐元文在奏疏中论科举，与顾炎武在《生员论》和《日知录》科举条中的议论大体一样；又比如徐乾学，就直接用顾炎武在北方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名文《钱粮论》做对策，并且力倡此论，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同僚，要求大家都读一读。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用王弘撰总结的话说是“朝野倾慕之”，此话虽有夸张，但至少说明了当时就在政府中有一定影响。所以，清代学者赵翼如此总结顾炎武：“其身虽不仕，其言则可用。”这个看法还是很准确的。

在个人性格上，顾炎武有他狷介和“狠”的一面，比如他杀陆恩，说明他是一个敢下手的人；他很珍惜朋友，但朋友如果伤及了他所认为的原则，他也很不留情面不依不饶，甚至翻脸不认人，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他认为戴廷栻的儿子偷了他银子的事情，他就一直耿耿于怀。还有一件事情，也颇能说明他的这种性格，济南牢狱之祸后，他决定不放过姜元衡和谢长吉。这时，他的一位山东好友张尔岐出于好心，劝他算了，再纠缠不一定还会出什么事情呢。顾炎武很是生气，好好把张尔岐奚落了一通，大意是：听说君子不搞宗派，您是山东人，就替山东人说话，这不就是搞宗派吗？言下之意，你张尔岐就不是君子。这话够偏狭的！

6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做学问的方式是与众不同，也是让人钦佩并羡慕的。概括起来就是：不断行走，做田野调查。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对后世的启迪自不必说，即便是对他自己而言，也是意义非凡。如果说，他初到北方，仅仅是为了消极避祸，那么后来的这种行走，却有了明确的学术目的。好友归庄总结的好，他说如果老兄你不避仇，不破家，也就仅仅是江南一个有钱的文人而已，哪能像现在这样身行万里，名满天下。顾炎武的大部分著作撰写于北方，如《日知录》、《音学五书》、《山东考古录》等，而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虽然在北游前即已动笔，但修改补充、最终成书，仍然是在北方。

行走，是顾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态，更是他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他的这种行走，绝不同于现在小资作家们所谓的“行走文学”那般写意浪漫，也没有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在路上》这部小说里描写的那般放诞无忌，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探索学问的乐趣。刚开始，他是一个人在走，后来有了点钱，雇了三个仆从照顾生活，朋友又送了他两匹马和两头骡子，可以驮书和行李，境遇改善了一些，但仍然还是很辛苦，一年之中，往往有一半的时间都宿在旅馆里。读及顾炎武自叙的这段文字，笔者为之动容，眼前浮现出了这么一幅图画：一位瘦弱的老人，满面沧桑，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虽然已经很疲倦了，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坚定的光芒。

为做《天下》这本杂志，笔者近几年也经常出差，奔波各地，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工具，加之正年轻，还经常觉得疲倦，亭林先生以老弱之躯，大多徒步行走，身涉万里，登危峰、下深谷，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呀！

当然，也自有乐趣所在！他绝不是为走而走，而是在进行细致的学术考证和探究：每到一地，必与文献相互对照，如有疑义，反复参考，直到搞清楚为止；必记录当地山川风俗和疾病利苦；必亲手抄录看到的可读的东西，甚至为之高兴得睡不着觉；必寻访退伍老兵，了解当地关隘变迁情况，拜访当地的贤达之士，与他们相互切磋，交流心得。这样的旅行，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同时纠正了自己著作中的很多错误。

当代学者陈平原先生谈到了行走对于顾炎武的影响，在他看来，虽然很多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但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只是在书屋里做学问；更没有顾炎武那样强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学问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是的，姑且不说顾炎武的学问到底做得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他这种做学问的方式，的确是提升了他的生命质量。

行走，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行走，还是一种救赎方式！

没有必死的勇气，让顾炎武内心充满了痛苦，虽然他为此做了不少的解释，但终究不能释怀，自己骗不了自己啊！所以，他几乎是在以一种自虐的方式，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以此来减少良心上的谴责，从而获得些许心灵上的安宁。明朝遗民当中，有不少人都是这样子的，比如傅山，有很多年都住在一个山洞之中，生活清苦到了极点，他也是通过折磨肉体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痛苦。他们一个以游为隐，一个以出家为隐，心灵上是有共鸣的。

7顾炎武之为学

1

顾炎武是大学者，梁启超称他对晚明的学术发起了革命性的变革，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两百多年的中国思想界。

顾炎武“革”了谁的“命”呢？“革”的是自中晚明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之“命”；他开辟了一种什么学问门派呢？他开辟的学派叫“实学”。

什么叫“心学”，就是强调人的良知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教育，一个人只要自己心里怀着做圣贤的理想，并努力去实践，就是对国家天下有意义的人了。这话在原理上说来没错，但晚明的士大夫们只是空谈这种基本上属于道德修养的抽象原则，推崇的是对于这种原则反复唠叨的王阳明《传习录》之类的学术著作，这种“语录体”的学术著作滥觞于孔子的《论语》，鼎盛于朱熹的《朱子语类》，是宋、明时期一种主流的学术文体形式。

顾炎武倒不是反对“义理”、“良知”这类“理学”和“心学”的基本价值观念，甚至也不太反对他们的“语录体”文风（尽管他偶尔讥讽一下这种文风的复沓与乏味），在他看来，这种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几句话就应该讲清楚了，如果一个学者一辈子絮絮叨叨地反复唠叨这么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浪费生命了。他认为，真正做学问的人，应研究对于治理天下有实际作用的学问，例如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水利河漕、漕运盐铁、职官选举、人才军旅和地理方舆等。用现代学科分类的话说就是：“心学”、“理学”说到底只是一种“道德哲学”，那更多的是一个个人实践的问题，几句话就能说明白，余下的只是躬行实践而已，犯不上反复絮叨。一个学者真正的使命是研究对于治理国家、造福万民真正有用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工程管理、军事技术等等。按现代学科分类的方法，顾炎武的“实学”包括政治学（含政治制度与行政管理），地理学（含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经济学（含财政学、货币金融学和部门经济学）、水利学、工程管理学、军事学等多学科。

顾炎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他留下的学术著作中，包罗万象，涉及到了他所想研究的各个领域，直到今天，真正治这些方面学问的学者，依然能从顾炎武那里获得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学术营养。有清一代，他的学术思想更是深刻地影响了真正的知识界，清中期的颜元、李塨的“实学”，晚期魏源，林则徐的“经世致用”之学，无不深深打上了顾炎武思想与方法的烙印。更后来的青年毛泽东，也是把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奉为圭臬的。

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顾炎武却没有朱熹和王阳明的名气大，这倒不是因为顾炎武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比朱、王二人低，而是由中国特定的官本位文化造成的。朱熹，王阳明都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学说，都曾被皇帝定为御用的国家意识形态，挟官方正统哲学之势，声名远扬。而顾炎武一介布衣，且终生与当朝的皇帝持不合作态度，能苟活下来，已属不易。他的学说，是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薪火相传的，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其实就笔者的阅读经验而言，顾炎武的知识面与见识，要比朱熹强一些的。

2

顾炎武能创立“实学”这一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在科场的挫折有关。说来奇怪，顾炎武是个很聪明的人，博闻强记，但在科举考试上却连连失利，考了十四次，结果竟然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到了27岁，他绝了科场入仕的念想，全力以赴地做他的“实学”研究，不到十年时间，就收集、阅读摘抄了构成他后来两部学术巨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基本资料。

这么聪明、勤奋的人，却考不中科举，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种事例还不少，如清代的龚自珍，蒲松龄、洪秀全等，是这些人的智力形式太偏、入不了科举的道？还是科举制到了王朝末世，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起初遴选人才的性质？以后我们当找机会专门讨论。

3

顾炎武留下的学术著术中，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一部是《日知录》。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员奏折、私人笔记的摘抄，资料性很强，但较少他个人的观点；后者则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题，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种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加以系统的论证，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风格，他自己本人也说：“平生之志与业”尽在《日知录》中。简单地说，《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资料性见长，《日知录》以思想性见长。

不过，《天下郡国利病书》更能代表顾炎武的“实学”风格。顾名思义，这种书是探讨天下各地“天时之利，治理之病”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各地区地理变迁、治河工程与政策、财政税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是与实际治国密切相关的学问，以致于梁启超称之为“政治地理学”。但这种学问有个缺点，一旦时过境迁，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过的某些方法、政策或制度，就全没有意义了。比如他谈及到江苏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到今天，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经不存在了，对他记载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无从评价了。所以，梁启超称这类学问“日益刍狗”（越来越没有价值）。没办法，这就是“实学”的局限性，它只是针对一时一地的当下情况提出的操作性建议，当时如果用了，就很有用，一旦当时没采用，时过境迁确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就比如一本过时的地图册，不会再为人们提供最新、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样。所以，尽管《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棒，但其所谈的去病兴利之法，在今天看来，着实已无大用，只对研究历史地理的专业学者有些参考价值。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为得到一套《天下郡国利病书》费尽周折。陕西省图书馆未能查到清代的刊刻本，上网查资料，得知解放后，只有江苏昆山顾炎武研究会将此书点校，以简化字横排，共编了六册，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遂与该研究会的王顺保老师联系，但王老师告知，这套书只印了1000套，已赠送相关的领导和专家，研究会现已无书，无奈，又在淘宝书店搜索，好在真有有心人，通过一家民营书店，购得了一套该书的复印本，方得一睹此书的内容。

4

真正好读、也容易得到的是《日知录》。说这部书好读，是因为文笔并不古雅晦涩，而且其思想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有些东西简直就像今天的一位知识分子在发牢骚，读起来有亲切之感。

比如他描述明末的情况：无官不索取贿赂，而人人都想当官，其实就是奔着能受贿去的，“无守不盗窃”，即所有守职的官员无不盗窃公家资财，就像各大户人家的僮仆占东家的小便宜一样。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这些官员都是读过书、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在他们十年寒窗苦读时，激励他们的目标无非是“千钟粟、黄金屋”，一朝考上当官，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欲望了吗？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建立像汉代那样的“清议”制度，让士大夫们顾及自己的名声，因名而弃利；另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严厉的惩罚制度，最好是诛连到贪官的子孙。为此，他搜寻了各朝各代严厉打击贪官污吏的案例。证明：只有对贪赃的官员处于极刑，而且不准贪官的子孙（哪怕是隔了十几代，换了一个朝代里的子孙）都不能再做官，才能遏制贪腐行为。

在陈述他的这些观点时，他留下了不少过瘾的经典段落，比如他在陈述明末亡国的原因时，说明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即在位官员和作为“后备官员”的读书人）丧失了廉耻观念，“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犯礼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①读着这么铿锵有力的段落，想着当代某些贪官的“情妇门”、“日记门”，觉得真是警策！

但得实事求是地说，当我们慷慨激昂地与他共鸣一番之后，往往会陷入无奈的沉默。他描述的现象是真实的，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天真而无用的。当一个朝代，到了要他这种在野的乡间知识分子，替当朝者提出“以名制利、以刑致廉”这种人人都明白的大道理、笨办法时，那个朝代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一个朝代到了寡廉鲜耻、礼义丧尽的地步，并不是那些当朝者的知识上有什么缺陷，而是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最邪恶的欲望的能力了。这时，已无任何理性和方法，能遏制那些失控的欲望，只有等待另一种健康的力量来消灭、取代这些已经腐朽的人。处于这种时代，一个书呆子还费劲扒力地引经据典，提出什么治理贪腐的方法，实在是可怜可笨，殊为不智。真正有见识的人应该成为一名革命者，接受从马克思、列宁直到毛泽东提出的革命逻辑才行。顾炎武的时代也有革命家，李自成就是，可顾炎武对这些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的观念中，这些人是“乱臣贼子”，和那些贪官一样，从这一些点上来看，顾炎武是缺少见识的人。在五、六十年代，对顾炎武的研究中，常批判他的 “地主阶级局限性”，是有道理的，用我们的今天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批判他的“见识不够透彻。”

但顾炎武对日常生活经验是有见识的，他经过商、理过财、管过家，对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而且，他本人那种知识分子的天真使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幽默。比如，他举过两个治家的例子，一个是说宋代有位姓张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问这老人，这么一大家子人，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的，那老人不说话，一口气写了上百个“忍”字，意思是以隐忍求和谐。顾炎武对此评价说，“居家御众，当令纲纪法度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奚（儿媳妇与小姑子闹矛盾），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这不仅九代同堂，恐怕一天都过不了！在他看来，这个段子纯属扯淡。他认为另一个段子更为靠谱，说的是明朝太祖朝，浦江有位郑氏老人也是几代同堂，明太祖问他是如何和谐相处的，郑姓老人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就是不听女人的话就行”。顾炎武评价说，这才是真格的事，可为行之百世！

5

总结一下，顾炎武的学问在今天看来，有三个特点：

1.他关于地理、经济、治河之类的“实学”，可以为今天的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但对治国理政的实务，已经缺少现实的价值了。

2.他关于政治制度以及治国方法上的一些见解，如后来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地方分权论”、“屯田论”之类的，虽然真切感人，但失之天真迂阔，他毕生没有当过官，没有过任何治国安邦的实际经验，他的看法，和一切民间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共同的弱点，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弱点，也造就了他的学说能传承下来的原因，这些人总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自己苦口婆心的说教，能打动那些已经利令智昏的当道者。

3.他的人生经验很丰富，既有理想主义的人格，又有充分的现实感，这使他关于寻常生活的哲学认识充满智慧，虽隔数百年，读来仍亲切感人。

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由江苏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编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共六册，这是目前国内该书唯一的点校横排本，非常难得，本刊辗转多处才买到一套复印本，希望它能够再版。

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出版情况，亦可看出中国学问界对学问其实是关心不够的，如果真的关心、真的热爱学问，何以亭林先生如此重要的著作到如今才仅有一套点校本呢？

顾炎武研究会设于昆山市顾炎武纪念馆内，定期编有《会内通讯》，及时发布顾炎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根据《会内通讯》编撰出版了《顾炎武研究文选》。

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联系电话：0512-57531745

8矛盾中的坚定

终其一生，顾炎武是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的人：他想反清复明，却无赴死的勇气和实干的作风；他坚持名节，洁身自好，终身保持了忠于前朝的“遗民”立场，对自己的亲友，如那些到清廷做了大官的人却只有默许。他的学说中也深刻地体现出这种矛盾，比如那段影响深远的“天下”与“国家”之辨便是如此。这段话的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责”。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的来由。在这段话中，顾炎武把改朝换代当作亡国，把丧失了人类社会基本秩序、进入“人将相食”的无政府状态，称之为亡天下。但事实上，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执政者，已经腐朽到没有能力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时，才开始被颠覆的，也就是说“亡国”与“亡天下”在实际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的。具体到顾炎武所面临的时代，是明朝统治者腐朽无能，已经导致了“人相食”的惨景之后，李自成等人才造反成功，使“大明”这个“国”亡了的。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也携带了与大明统治者同样腐朽的“文化基因”，所以，他们建立的“大顺”、“大西”等新的“国”依然救不了“天下”，所以，才有所谓“番邦夷狄”的满清人，挥师入关，入主中原“救天下”，而且人家也真正救了天下，确实又建立起了具有礼义廉耻的文明秩序，如果按照顾炎武的逻辑，他应该追随、支持能“救天下”的清朝皇帝康熙才是。可顾炎武的理论与行为是互相矛盾的，他陷于自设的名节之中，始终保持着对那个已经亡了的“国”的忠诚，始终保持对救了“天下”的“新国”的疏离与不合作，这时他已经只是对自己的人格负责而不是对天下负责了。

顾炎武是个聪明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矛盾，因而也更执着地坚守着自己分裂了的人格与行为。就其个人荣辱浮沉而言，他已经铁定了心要做前朝那个“已亡国”的殉葬品，对此，他有怨无悔；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想贡献，他期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对后来治国平天下的人有所帮助。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写道：“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之求”，对门人谈及自己的学说时，他希望后来“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实际上，当时的“王者”已起，那就是康熙皇帝，这位雄才大略的“抚世宰物者”。对此，顾炎武当然心知肚明，他是以个人的幸福生活作为牺牲，奉献给了前朝那个他从名节上理应忠于的“已亡之国”，又将自己的全部著述和心血，奉献给新朝这个已经救了“天下”、但自己却不能与之合作的新“王者”。这是怎样的一种分裂与痛苦啊！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他为什么始终行走、停不下来的原因了，实在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静想，一静想还怎么在这种分裂中保持完整的人格形象？

不过，他并不孤独，支持他的有祖国辽阔的山河、有秦人硬朗的风骨、有知音者始终不渝的互相激励，正是这些伟大的力量使他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形象屹立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上，忠于旧主，不负天下，这是顾炎武留下的最有意义的价值，为此，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到位：“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是的，这种人可为百代之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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