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围剿保密局上海站，三条线索三场博弈智斗，一场比一场精彩

没有任何预兆，吴淞口的渔船没有回来。

没人怀疑，一艘载着“海货”的旧船，一群“混口饭吃”的船工，被肖阳盯上了。

他不是随便猜的，他是上海市公安局特别行动组组长，负责清除城内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他说：“凡是太平无事的，都有问题。”

渔船与子弹

1950年2月，寒潮未退。

海面上结冰，那艘从横沙出发的渔船，却故意走得慢，拖了一整天没靠岸。

有人报案，说有渔船被一伙陌生人劫了方向，又有人匿名丢出一句话：“船不是捕鱼的，是运枪的。”

肖阳坐不住了，他立刻调出港口记录，发现这艘渔船是“复顺二号”，注册人是个在抗战时就死了的人。

死人开的船，只能走一条路，黑的。

3小时后，公安派出3艘小炮艇，从吴淞口出发，直接拦截，对面没回应，反而往外海冲，船上一共8人，有人拔枪，开火。

抓上来的那一刻，肖阳看到了一个熟人，许经纬，曾是他老家的邻居，这个人，五年前说自己要去“投靠亲戚”，结果成了保密局的骨干。

审讯室里没动刑，肖阳坐下，只说一句：“你家后山的那口井，还在不在？”

许经纬愣住，他没想到，对方记得，两人童年在一起捞泥鳅，后来各走各路，这个情绪崩塌只用了一分钟。

他咬牙说出一句：“我们不是海盗，是‘海上反共游击队’。”

枪支、药品、油料，是给舟山的，舟山群岛当时还有两个师的残部，这条“海上线”，每月送两次，三艘船轮流跑，每艘都有暗仓、备用电台。

“站长是刘葆珊。”许经纬低声说出这个名字。

这不是第一次听到，刘葆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极少露面。

熟人描述：“像个教书先生，文弱，戴金边眼镜，但每次出门带两名贴身警卫。”

肖阳拿到了一张图，上面画着三处仓库、两套通讯密码，和一个人名：冯某，这就是“海上反共游击队”的供给网络。

那天晚上，3个仓库同时被查封，共缴获武器87件，弹药3100发，伪装成鱼罐头的无线电设备4套。

但刘葆珊，没在里面。

乞丐与电波

关愚笙是个特务，他却自愿上门来，1949年夏天，上海刚解放，他拿着自己过往的“工作记录”到公安局，说他“想改过”。

公安局没有立刻相信他，但在随后的排查中，根据他给的名单，抓到了11名特务，其中3人正在准备破坏电力设施。

但名单中有一个名字，一直没抓到：史宝和。

这个人没有户口，没有原始身份记录，关愚笙说：“他换过三次名，专门潜伏。”

最终破绽出现在一个舞女身上，她在法租界的“紫罗兰”唱歌，一次喝醉了，说男朋友最近“老跟一个小乞丐玩纸条”。

跟了三天，小乞丐每天中午准时到“五峰茶楼”门口坐着，口袋里有字条，是他传递的，但他不知道自己在传什么。

第三天，换了字条，跟着小乞丐进茶楼，没几分钟，抓住了“接头人”，不是什么头目，是个出租房管家，但背后是一整套电台系统。

通过无线电测向仪，他们终于定位到三个电台位置。

拆开电台时，还在发报，报文内容是：“4号已脱离，转至嘉兴，刘安。”这是化名，但“刘安”其实是刘葆珊。

史宝和被捕是在南京西路的老洋房，他穿着西装，正在和两个外商打麻将。

他不说话，连续48小时拒绝交流，公安没动刑，只请来那位舞女，让她坐在审讯室角落一句话不说。

10分钟后，他就开口了，“我只是传递，不是策划。”

他说出了一个细节：刘葆珊不住在上海，而是每周来一次，用假身份证，住在闸北某处，他不知地址，但知道“窗外能看见大烟囱”。

警方立刻调取城区带烟囱的建筑，3天排查，锁定两栋，一栋在拆迁，另一栋是临时宿舍，这，就是刘葆珊的落脚点。

姐弟与游街

他们先找到的是妹妹。

刘葆珊有个妹妹，名叫刘绮雯，在市内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没有案底，没有联系记录，按理说不该有事。

但有人举报，她曾在1949年底带一个“江南来的表亲”住进学校后勤仓库，住了两晚，后来那间仓库多了一个暗门，连着后墙。

她起初什么都不说，“我只是个老师。”

肖阳没问她有没有藏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哥哥，小时候是不是被你救过一命？”

刘绮雯沉默了半天，她记得，1935年，刘葆珊掉进池塘，是她第一个跳下去救的，肖阳看准这一点，开始攻心。

“你可以不说，但他要是死在你不知道的战场上，谁来认尸？”

她哭了，她招了，她说：“他现在很怕，他说上海顶不住了，想转移。”

根据她描述，刘葆珊藏身地在闸北一处临时宿舍区，靠近大烟囱，出门只戴墨镜和旧军大衣，不打电话，每周换住址。

1950年8月5日凌晨，肖阳带队。

宿舍很安静，门上挂着“维修中”的牌子，推门进去，床是热的，人却不在，桌上有水痕，窗台还有烟灰，刚走不久。

15分钟后，警车封锁周边3条街巷，他们在一家叫“咸丰理发店”的后院找到他。

刘葆珊没反抗，他穿着便衣，左手插在兜里，右手拿着一包香烟，他看着肖阳，轻声说：“你赢了。”

肖阳没回话，他只是冷冷看着他说：“要不要我们安排你坐辆大汽车，游街一圈？”

刘葆珊怔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公安的惯用手法，用公开羞辱逼人崩溃，他低下头，烟掉在地上，没再说话。

电台与资金

人抓到了，网还没破。

刘葆珊不是单干，他是站长，上有香港总部，下有嘉兴支队，他不是最后一环，他是中间。

审讯开始，他守口如瓶，前两天什么都不说，第三天，换了肖阳，他们面对面坐着，桌上只有一份卷宗、一支钢笔。

肖阳打开卷宗，不看他，随口说了句：“刘斌跑香港那次，你怎么解释？”

刘葆珊眼神闪了，他没料到公安知道“刘斌”这条线。

刘斌，保密局资金专员，曾于1950年3月偷渡香港，回来后带了两箱“货”，一种比电台更值钱的东西：美金。

这些钱，被拆成小包，经嘉兴游击队分发至舟山、宁波和上海各处，由冯某具体负责。

冯某是谁？刘葆珊不说，但他的文件露了马脚。

卷宗里有一张购货单，印着一个熟悉的章，是“嘉兴益民药行”的订货章，公安立刻派人南下查证。

“冯某”就是冯启中，曾任保密局嘉兴支站站长，解放前夕失踪，现在，他是“益民药行”的店主。

8月12日凌晨，嘉兴，公安破门而入，搜出地图、电台、假证件、药粉、藏毒胶囊、手雷各一枚，冯启中被押上车时还高喊：“我只是做药材生意的！”

此案至此，彻底收网。

刘葆珊最后说了一句：“我本来可以走的，是因为我信了自己那点运气。”

刘葆珊案结了。

城里不再有暗号、小乞丐、夜里闪的电波，但肖阳说：上海没那么安全，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