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历史与现实昭示中国主权无可争议

中国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南海历史浩如烟海，却承载着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始终是南海诸岛的主人，并且是唯一的主人。这一事实植根于中国人民的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也植根于中国历朝历代不同方式的管辖和管理南海诸岛。

进入近代，即使面对外部列强的觊觎、瓜分和蚕食，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以主权者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近代国际法意义的措施与行动，来维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1933年法国侵占南沙“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外交交涉以及官方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和地图等方式，重申和坚守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国渔民在实地采取了一系列抵抗法国侵略的行动。而当时，现在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均尚未独立。

1939年，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侵占西沙和南沙群岛，收复上述岛礁也成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重要使命。1943年，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就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所占岛屿、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等问题形成共识。中美英三国又于1945年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根据上述宣示同盟国外交政策和战后安排的国际法文件，中国于1946年着手启动接收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进程，到当年12月顺利完成并向世界各国宣布。此后，中国官方拟订并公开发行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完成了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国际法程序。对于法国以安南名义派军舰驶往西沙群岛永兴岛、以及独立不久的菲律宾企图染指南沙群岛的行为，中国政府都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明确、有力的交涉。这一系列举动，体现了中国以主权者的名义维护对西沙和南沙的主权，并庄重向世界宣示中国已经完全收复了南海诸岛。

这段历史还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恢复对其行使主权，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之际重申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中国历届政府一直持续维护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南海诸岛主权和相关权益的维护，是历史的延续，是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是持续不断的、一贯的。

20世纪70年代以前，菲律宾国内一些激进分子曾数次图谋占领南沙群岛，但菲律宾政府并未对南沙群岛提出明确的领土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通过正式照会、官方表态等方式，以及教科书、官方媒体等明确承认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

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先后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是引发南海争端的直接原因和始作俑者。同一时期，现代国际海洋法极大地扩展了沿海国的海洋管辖范围，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众多的海洋管辖权主张重叠的实际案例，南海也不例外。这种海洋管辖权主张重叠海域的划分问题，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争端相互叠加，使得当前的南海争议更加复杂和难解。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维护南海诸岛主权，事实上就是在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是在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而非破坏或颠覆国际规则。当前南海争端的本源和实质，不是中国在改变现状，而是一些国家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了非法领土要求，并武力侵占了部分岛礁。

区域内外国家勾连，推动南海争议日益复杂难解

南海问题本是一个地区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和海洋争端，但伴随着冷战结束和国际格局的演变，美国、日本等国热衷于在南海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菲律宾、越南等部分声索国则将推动区域争端国际化视为固化其南海非法权益并单方面推进其南海海洋主张的重要手段。区域内外国家相互勾连、里应外合，从外交、法律、军事、认知叙事等不同层面推动南海争议日趋激烈、日益复杂难解。

第一，自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已经将南海当作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主要抓手。美国表面上声称对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实际却言行不一，导致“逢中必反”和“选边站”南海政策的奇怪现象，支持其他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的非法领土要求，从未谴责这些国家违背《联合国宪章》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和侵权。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尽管美国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很多调整，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贯的政策和做法并未出现大的变化，从目前情况来看，基本上是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延续。

第二，南海声索国针对中国的侵权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海上各类突发事件和纠纷摩擦此起彼伏。目前最突出的是菲律宾，我感觉存在三个危险倾向：一是在仁爱礁、铁线礁、黄岩岛等地制造事端，图谋新占岛礁，扩大争端，冲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核心条款（不在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采取居住的行动）的效力，动摇南海保持总体稳定的根基。二是对美国开放军事基地，引进中导系统，试图破坏台海和平，不仅绑上别国的战车，而且将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置于危险境地。三是幻想将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强加于中方，压缩谈判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空间。

第三，“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面临较大挑战。目前“准则”草案已完成三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一些核心分歧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未来陷入困境的可能性不能低估。目前的问题在于，域外势力和个别声索国在南海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干扰了“准则”磋商的积极势头，削弱了“准则”磋商的政治意愿。这些都集中反映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拿非法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说事。“准则”磋商是为了制定大家都能接受的地区规则，而“裁决”这一人为闹剧和非法炮制的怪胎，却不断被一些域内外国家奉为圭臬，是“准则”磋商进程中必须排除的一道障碍。

对“裁决”的批驳不能止步，必须持续

明天（7月12日），非法“裁决”出台就整整9年了。9年来，南海形势从动荡不安到总体趋缓，又发展到今天的内部各行其是、外部干扰不断，这一系列过山车式的起伏，证实了“裁决”是域外国家反复炒作南海问题和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有效工具，是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南海动荡不安的祸根。

“裁决”出炉后，中国学界以集体和个人形式先后撰写了几份批驳报告。但近年来“裁决”的负面效应仍在不断外溢。国际舆论场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涉南海言必称“裁决”，且常以“裁决”作为攻击中国“不遵守”国际法治的“反面典型”来歪曲事实。可见，南海仲裁案“裁决”余毒未消，更是随时可能引发南海动荡的“定时炸弹”。由此可见，对“裁决”的批驳不能止步，必须持续。

第一，仲裁庭对菲律宾所提事项没有管辖权，越权裁判。菲律宾提出的15项诉求，即便经过重重包装，本质上仍直接或间接涉及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或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适用事项，或在中国2006年按《公约》第298条规定提交声明排除适用《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围。故而，对于上述两类问题，仲裁庭无权管辖。仲裁庭一意孤行地对菲律宾提出的所有诉求强行裁判，公然践踏国家同意原则、破坏《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当然不可能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第二，仲裁庭的组成明显不公正。菲律宾利用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期间提起南海仲裁案，时机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目的就是让柳井能够指定仲裁员。柳井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介入颇深，在南海问题上几无公正性可言。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柳井罔顾仲裁员的地理分布合理性原则。整个仲裁庭的5位仲裁员没有一位来自东亚或东南亚，全部来自西方，唯一一位加纳籍仲裁员门萨常居英国。这些西方背景的仲裁员不了解南海争端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也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

第三，“裁决”本身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漏洞百出，甚至严重偏离《公约》自行“造法”。最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菲律宾15项诉求并未提及的太平岛地位以及南沙群岛整体性的问题，仲裁庭无视基本事实，越权强行认定包括太平岛在内的整个南沙地区没有一个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地物，完全是从先入为主的结论倒推的自编自演，哪有一点国际仲裁庭应当具备的起码的严肃态度和专业精神？

南海曾长期享有和平，只是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带入南海以后，这里的安宁才遭到破坏，被卷入国际地缘政治斗争的漩涡，甚至一度陷入战火。站在现实的十字路口，我们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和管理争端、构建地区共同的规则秩序、促进惠及各方的海上务实合作、建设南海命运共同体，还是任由争端不断蔓延，再次被域外大国的介入所裹挟而持续升温，甚至重回动荡？这可能是所有地区国家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作者是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是作者在7月10日举办的“南海：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