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浚】北京：植物园即将保不住，园内十名青年给毛主席写信

俞德浚，别名俞季川，1908年2月1日出生于北京，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担任国内“植物学领域第一人”胡先骕先生的助教；负责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植物分类的实验教学工作，并在胡先骕任所长的静生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

1932年，俞德浚时任位于四川省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主任期间，与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等人首次考察了川西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峨边、雷波、马边等山区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植被和风土民情；1935年，他又到云南西北部的德钦、丽江、怒江、独龙江等地考察，采集到植物标本2万余号。

在高黎、贡山、独龙江一带进行考察时，俞德浚雇请贡山县独龙族农民孔志清担任向导和翻译，发现孔志清热爱学习后，遂教他学植物标本采集制作技术；1938年又推荐保送他到大理政治学校读书，像亲人一样在经济上支援他。

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志清成长为少数民族干部，并被选为独龙族人民代表；1964年，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师徒重逢，此后友谊延续30余年。

1983年，植物学会50周年庆祝会，植物引种驯化组成员合影：盛臣桂（前排右1）、陈封怀（右3）、俞德浚（右4）、冯国楣（左3）、张玉英（左2）、张洁（左1），黎盛臣（二排右2）、余树勋（左1）、王龙华（后排中）

1939年至1947年，俞德浚先后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云南大学农学院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任职；1947年，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进修和作客籍研究员时，看到这两个植物园收集的世界各国植物5万种以上；其中很多种类来自中国西南部，中国的杜鹃、百合、樱草，以及众多的花卉、灌木都在英国土地上茁壮生长。他当时无法把它们引种回国，只好把种子小心翼翼地藏掖在行李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甫一成立，就开始筹建北京植物园。“先进国家有植物园，我们也得有，而且研究经济植物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还是普及植物知识的场所。”1950年下半年，俞德浚作为高级人才，被从英国皇家植物园召回，任北京植物园第一任主任，带领手下4人，筹建北京植物园。

“以印月桥为界，西边是植物园，东边是动物园。植物分类研究所与西郊公园合办植物园。”1951年，西郊公园4.6公顷土地借用给植物分类研究所，用以建设苗圃，俞德浚希望把全国及全世界所有植物种类都引种栽培到这里。

1953年，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为“植物研究所”，植物园人数也增至12人，35间土温室在西郊公园落成。发展刚见成果，令人措手不及的消息袭来——西郊公园要收回借用的土地，从山西采集的梨树品种、山东的苹果品种、栽培试验成功的牧草、杜仲、蓖麻等植物，必须尽快搬家。

“大家都是年轻人，来到植物园工作不到一年，干得正起劲时，土地却被收回，才能无处施展，就想到了给毛主席写信。”在俞德浚的支持下，植物园的10名青年工作者，用毛笔工工整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很快得到批复：加快园址选定。

“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个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收集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植物资源，布置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区，以供试验研究、教学实习和广大劳动人民及国际友人参观。”1954年12月，北京市政府同意在卧佛寺附近划定8000亩，在颐香路以南划定1800亩，作为北京植物园永久园址的规划范围。

“按照规划，南边的南辛村20号200亩土地是院方引种、驯化植物的实验区，成活的植物将移植到北边市方负责的对外开放展览区。”从那时起，北京植物园也形成了“南园”、“北园”分治的格局。

此后，这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开始繁荣起来：这里栽下了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带来的礼物，一棵从佛陀成道的圣树上繁殖出来的菩提树小苗；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赠送的油橄榄树苗，在这里开枝散叶；日本园艺家大贺一郎用在日本发现的中国古沉船上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莲种子培育出的“大贺莲”，也在这里生根发芽；喜好兰花的朱老总，也把他心爱的十几盆兰花也搬了来……

从此开始，俞德浚为发展我国植物园事业，跑遍了祖国各地，他多次到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桂林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海南植物园等处，参加各园的建园规划和园址选择等工作，为我国植物园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7月14日，俞德浚去世；这位北京植物园初创者的骨灰，被安葬在“南园”水生展览区北侧，继续和他热爱的植物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