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安置踢皮球？法院判决：法定责任在县不在镇！

2020年，广东惠州赖某某等五位香港籍居民的房屋被纳入水环境整治项目征收范围后，一场关于“谁来负责补偿”的拉锯战悄然上演。

当五位权利人向惠州市某区政府递交《全面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申请书》后，收到的却是冰冷的推诿：区政府以《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条为据，声称“乡镇政府才是具体实施单位”，自己无需担责。

直至2024年8月，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判决书刺破迷雾：法定职责不容下放，补偿安置的主体责任，终究在县级政府。

1、香港居民的维权困局：当地方政府推卸法定职责

赖某某一家五口虽于2008年迁居香港，但其在惠州某村集体土地上遗留的五栋房屋仍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2020年1月，区自然资源局发布征收预告，这些房屋被划入水环境整治项目范围。由于对补偿标准存在争议——其中三栋房屋被仅按“重置成新价”评估，远低于市场价值——权利人始终未确认测绘报告，也未签订补偿协议。

2023年7月，赖某某依法向区政府邮寄履职申请书，要求其履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补偿安置职责。区政府却以内部“交办通知”回应：将申请转至镇政府和自然资源局，并宣称“补偿工作应由镇政府实施”，自身无直接责任。更甚者，其在庭审中辩称：“要求行政机关对超出职责范围的申请答复，是增加行政成本”，暗示权利人诉求无理。

2、法律责任的刚性边界：为何县级政府无法推责？

区政府抗辩的核心依据——《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条——在更高位阶法律面前不堪一击。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补偿等费用”。

最高法对此早有定论：即使市县政府通过规范性文件委托乡镇、街道办参与征收，仍属于行政委托行为，法定责任主体不变。

在（2019）最高法行再199号裁定中，最高法强调：“不能因此免除市、县政府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市、县政府仍为法定义务主体”。

2025年新颁布的《汕头经济特区征地管理条例》同样佐证此原则：区（县）政府是组织实施主体，镇街仅“协助开展事务性工作”，且补偿安置协议需以区县政府名义签订。“具体实施”不等于“责任转移”，地方政府混淆概念实为规避司法审查。

3、香港居民的权益保障：户籍变迁不影响财产权

区政府试图以权利人“迁入香港”为由淡化其权利，此举违背法律平等保护原则。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补偿权益归属依据是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与权利人户籍身份无关：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房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所有者所有。即使涉及村民资格认定，司法实践亦强调综合考量实际关联。

在长春孙某琴案中，法院指出：户籍迁出并非否定成员资格的唯一标准，需结合土地承包关系、居住情况、集体贡献等综合判断。赖某某的房屋权属清晰，政府以权利人居住香港为由推诿补偿，显属违法。

4、法院裁判的破局之力：司法纠偏厘清职责归属

面对区政府的辩解，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粤13行初78号判决中作出三重否定：

否定“职责转移论”：地方性规定不得架空《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赋予县级的法定职责；

否定“内部交办即履职”：转交镇府处理不等于履行自身法定义务；

否定“无答复必要性”：无论补偿争议实质如何，区政府必须作出书面处理决定。

判决最终责令区政府60日内对申请作出处理，实质是要求其启动补偿安置决定程序。

这一裁决与最高法“法定职责不可免除”的立场一脉相承，彻底堵死责任下放的漏洞。

5、被征收人维权路径：如何破解“踢皮球”困局？

本案暴露的“一户多宅”认定争议（五栋房屋如何适用“一户一宅”）仅是表象，深层矛盾在于程序失范。依据《汕头经济特区征地管理条例》，协商不成时区政府应直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而非放任争议僵持。

被征收人需把握三关键节点：

及时书面申请履职：如遇协商僵局，立即向县级政府邮寄书面申请，固定证据链条；

拒绝“以拆代征”：未签协议不等于放弃权利，对强拆行为坚决起诉；

善用复合救济：对补偿决定可同步提起复议、诉讼，并申请专业律师介入。

如惠州惠东县80岁李婆婆案所示：通过诉前调解联动机制，镇政府拖延四年的宅基地置换承诺最终落地。

司法程序是打破推诿的最有效杠杆。法律职责的归属，从不因一纸“交办通知”而转移。惠州的判决书背后，是汕头条例中区县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的钢印，是最高法裁定中“委托不等于免责”的朱批，更是长春法庭上那句“户籍非唯一标准”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