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从长和卖给美国港口这事，看为什么古代都要重农抑商？

3月4日，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与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出售其全球港口业务核心资产。这笔交易包括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的80%股份，以及和记持有的巴拿马港口公司90%的股权。

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巴拿马港口公司持有和运营巴拿马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两个港口。要知道，3月4日当天，特朗普刚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回顾总结自己上台以来的成绩，其中就提到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宣称已经开始做了。

特朗普话音刚落，当天晚上，长和就和贝莱德达成协议，将巴拿马港口公司双手奉上。

随后港澳办在3月13日和3月15日连续转发，香港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一篇标题是《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一篇标题是《莫天真》，其中提到，这次长河出售港口的交易并非普通商业行为。

官方着重提到的商业行为，这不仅让我们想到2015年9月12日，新华社旗下智库机构发布的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其中严厉批评了长和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指责李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助长唱空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

不久，长和集团开举办发布会做出回应，说李先生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同一时期，网上还流传着李本人回应的小文章，里面提到：“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关于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出自李先生的口中，我们不做过多的考究，但所说内容着实对应上了长和集团“在商言商”的做派。

而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长和集团又一次做了关键性的决策，这一次还是所谓的“在商言商”吗？

根据美国另一家大型跨国投资管理公司博枫集团近期对英国的一家港口管理公司做出的评估，优质的港口类基础设施的估值，可以达到20倍市盈率，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巴拿马运河附近的港口应该只会多不会少，长和出让给贝莱德的港口资产的合理估值至少应该是340亿美元，而贝莱德的报价仅为228亿美元。

事后，白宫官网上，出现了一排特朗普要将美国带回黄金时代的宣言，并大肆庆祝美国将夺回巴拿马运河，如此巧合的时间以及西方媒体的大肆宣扬，都在表明这不是一笔正常的商业交易！

李先生想让我们以商人视角看他，那么请问商人什么时候会做亏本买卖？

古代重农抑商真的耽误了中国了吗？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中华民族凭借着我们自身的聪明与勤奋推动着国家一步步向前发展，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妖魔鬼怪，披着“真理”的外衣，干着迷乱世人的勾当！

近四十年来，有那么一群公知学者，尤其那些所谓经济领域的 “专家”，不断地向全体中国人灌输着一套荒谬的迷魂汤。他们言之凿凿，说中国过去五千年都是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还煞有介事地发问，我们为何穷困潦倒？并自说自话，是因为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

他们说，这一政策致使国家不重视商业，歧视商人，让商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剥夺其科举、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他们眼中，这一传统政策成了落后、愚昧、保守的代名词，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在他们的眼中仿佛中国古典时期的遭遇的贫穷，皆是这政策一手造成。初听这番批判时，认为其逻辑自洽，很容易就信以为真，但细细想来才发现，错误的逻辑也能自洽，我们只要稍作思考，便会发现其中破绽。

试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数千年持续的积贫积弱中存活下来？答案是否定的。

纵观世界，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民族与国家的历史都颇为短暂，至少他们所铭记的历史如此。难道这些民族真的没有过去吗？自然不是，人人皆有过去，如今存活于世的人，绝非凭空出现。那些民族之所以遗忘过去，是因为他们曾经战败过，沦为他人奴役，被迫忘却自身的历史，甚至被迫认贼作父。就像如今许多人在寻根问祖时，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本认定的祖先并非真正的祖先，隔壁东瀛每次战败后就乱认“野爹”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反观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着五千年连绵不绝的记忆，这表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从未彻底败北。多数时候，我们都取得了胜利，即便遭遇少数失败，也能奋起反击，赢得翻身之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作为世间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这绝非一句空洞的话语，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民族底蕴。

既然那些经济学家所谓 “中国过去五千年皆积贫积弱” 的言论是谎言，那么关于“重农抑商”的批判，自然也不是什么真理。一个国家、一个群体，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延续至今，这足以说明我们过去所做的选择，多数是正确的。重农抑商政策，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延续近两千年，本身便证明了其合理性 。

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既然这个政策存在合理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为什么要重农抑商？以及是在何时萌生出抑制商业发展的念头。

当一个国家想到要抑制商业时，不正表明商人已然崛起吗？若商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又何需对其加以抑制？必定是商人势力膨胀，行事嚣张，才会招致打压。

旧时中国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八个大字，“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

端木指的也是一个春秋时期的人，叫端木赐。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对的，就是孔子的徒弟，七十二贤人之一。

子贡身为大商人，往来列国，积累巨富。孔子周游传道，子贡穿梭逐利。也正因如此，子贡以商人身份获得美誉，成为孔子门下杰出弟子。这也表明春秋时期，社会并不歧视商人。

那么，究竟为何要抑制商业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