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达同志坦言：他的这个有点不能否定

柯庆施出生于1902年，18岁的时候便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在那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柯庆施受邀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主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回国之后的柯庆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

从这段经历来看，柯庆施在党内的资历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所以后来比柯庆施大了整整9岁的毛主席会称其为柯老，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解放后，柯庆施在上海的治理工作上是有成绩的，这点应当予以肯定，但也正是因为柯庆施才给了张春桥机会，让后来的历史变得复杂起来。

党内唯一与列宁握手的党员

柯庆施出生于安徽歙县，其父亲柯日昌虽未做过官，但也是饱读诗书，曾在李鸿章的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管事。

后来李鸿章失势，柯日昌才回乡创办了一所小学，以此作为谋生手段。柯庆施后来能够进入南京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也多受其父亲的影响。

1921年，柯庆施受团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参会，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阵营最高领导人列宁的接见，并与其握手，在党内的历史上，仅此一次。

虽然柯庆施入党早，算得上是我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但其在早期的革命工作中并没有担任什么要职，工作重心也都是在安徽等国统区内。

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柯庆施才渐渐地靠近中央的领导核心圈子。但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却因为一些问题被审查，后来是刘少奇为其平反，毛主席亲自批示“守纪律，有成绩”，这才使得其恢复名誉。

1947年，石家庄解放，柯庆施成为了石家庄这个我党最先完成解放的大城市的市长，主持华北地区的党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柯庆施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上海市第一书记等职务。

可以说，柯庆施直到解放后仕途才渐渐地步入正轨。

解放后执政上海等地，受争议

就其解放后的执政经历来看，可谓褒贬不一。首先说好的一面，柯庆施在行政执行能力上绝对是没得说的，对于中央的决定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向来都是雷厉风行的。并且兢兢业业，事无巨细。

大到地区工业的发展方向与生产计划的制定，小到工人的生活水平、一日三餐、市内的物价水平，物资供应事情都会一一过问。可以说，是一位勤政的官员。

然而，勤政并不代表优政、柯庆施在其执掌江苏、上海等地党政工作与行政工作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1958年到1962年的时候，我国曾经进行过长达数年建设“农村公共食堂”的探索。当时柯庆施就是“农村大锅饭”的鼓吹者之一。

1961年，毛主席去往江苏考察，陪同毛主席的六人中就有柯庆施。当时作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率先发言，一路上都在讲述公共食堂的好处。比如，利于大家集体出工，节约粮食与柴草，没有贫富差距等问题。

可以说，柯庆施精准地摸到了毛主席的“脉搏”，知道毛主席想听什么。老百姓吃得饱，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缩小贫富差距，毛主席当然高兴了。

然而在当时有人就提出了反对，这人就是江渭清。

当时要不是毛主席看到了江渭清在柯庆施发言时面露难色，随后鼓励江渭清发言，可能还真的要被柯庆施的这番话给糊弄住。

当时江渭清就农村大锅饭的实际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提到了三点实际情况。第一就是农村大锅饭不仅没有节约粮食，浪费巨大还存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情况。

忽略了农村生产的特征，农户没法利用日常生活的饭菜剩余来养一些猪和鸡鸭等家畜家禽，家庭农业生产停滞，肉蛋奶的补充全靠集体公社进行采购。

第三，忽略了饮食配合与生产周期的关系，农村以往都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饮食水平是根据工作量采取的紧平衡的策略，以保证粮食能够吃一年。而人民公社完全忽略了这些问题，一味的宣传如何吃得好，但事实上，很多公社找粮都困难，宣传中的“四菜一汤”自己从来没见过。

最后江渭清认为农村大锅饭应该停止。而听完这些，在一旁的柯庆施坚持认为江苏的条件不错，农村公共食堂应该搬下去。

毛主席当场对柯庆施表示：“你不要打压他（江渭清）”。

正是因为江渭清的这次反映情况，后来中央才逐渐取消了农村公共食堂。

和农村食堂一样，柯庆施在很多工作上都被当时的一些共事的老革命家认为是目标过于激进，脱离了实际。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宁左毋右，柯庆施自然受到重用。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柯庆施善于揣摩毛主席的心思。其人曾经说：跟着毛主席就没错。

每次毛主席讲话，柯庆施都会认真地做笔记，并且会后认真做好落实。这点上其他人比不了，当年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柯庆施也是最先领会毛主席精神的人。

其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于1959年发表的文章《论“全国一盘棋”》都十分准确地正中了毛主席基于宣传的需要，毛主席很是看重。

这里多一句话，当年对于出身农村的毛主席而言，农业生产上的很多事情是骗不到主席老人家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所以需要对我们的生产建设进行正面宣传，这点很多人没有理解，但是柯庆施却是理解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柯庆施才被毛主席重视。当年柯庆施提拔原本将要调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张春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张春桥是个好“笔杆子”。

就以上的这些事情来看，柯庆施虽然在行政工作上受到争议，执政上海等地的工作未必出色，善于揣摩上意，提拔了张春桥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隐患，但其在宣传工作上确实是一把好手。

所以后来，江某等人是很希望柯庆施能够站队的。

柯庆施虽然饱受争议，但其立身却中正。在文革期间没有害过人。1978年，在中央准备对康生、谢富治等人进行审查的时候，有人提到了柯庆施。当时邓公的意见是“延后处理”。

马达眼中的柯庆施

其实对于柯庆施的为人如何，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最有发言权。

马达评价柯庆施为一个廉洁自律，不贪图享乐的干部。

在马达的叙述中，有这样一件事，可见柯庆施的品性。

柯庆施在主政上海期间，上海市政府的一位同志在春节期间去给柯庆施拜年，这名干部拿了一只金华火腿前往柯庆施家中。

然而柯庆施看到之后大怒，当即呵斥了这位同志，并将其赶出了门。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节火腿虽然算不得什么稀罕金贵的东西，但却是那个年代最为实在的生活物资，毕竟大家都饿着肚子。

后来，这名干部在离开柯庆施家中后感到十分惭愧，往后便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别看柯庆施出生在富裕人家，但在作风上绝对是经得住考验的。上海刚解放的时候，不少干部都喜欢参加“舞会”。

对于这种情况，柯庆施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柯庆施指出沉迷于舞会，会让同志丧失掉革命斗志，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在那次之后，上海市政府便很少再举行舞会。

除了这些事迹外，柯庆施在生活上也一直秉持着清廉刻苦的作风，平日生活与一般工人无二，唯一的缺点恐怕就是喜欢喝点酒了。

1964年，柯庆施因病住院，在上海华东医院被确诊为肺癌。得知柯庆施生病之后，周总理很是重视，亲自参与手术前的会议，在手术当天也一直在场守候。

手术过后，柯庆施的身体刚有好转，便担上了副总理的重任。在此期间频频到多地考察工作。

1965年3月在赶赴成都视察三线建设期间，因饮酒而导致胰腺炎，于4月9日去世。

柯庆施去世之后，党和国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陈丕显在悼词中称其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后柯庆施被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1988年，柯庆施的女儿柯友兰遵照其遗愿，向中央申请，将柯庆施的骨灰从八宝山迁回了老家歙县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