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红姐”事件，直男的巴甫洛夫反应

这几天，“南京红姐事件”把网络搅了个底朝天。

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是一个35岁的中年男人，男扮女装、混迹在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上诱导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甚至还偷拍传播，最后被曝光了。

这事光从字面上看就够劲爆，再看网络上的讨论，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一传开就火了？为什么有些‘被骗’的男性，明明知道‘红姐’是个男的，依然选择继续？

仔细想想，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性丑闻，它把我们社会深埋的性别观念、性压抑和人性的尴尬都照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对“男性性欲”的部分，一下子暴露得赤裸裸——只要符合“女性符号”，比如假发、妆容、裙装，有些男人根本不在意对方是不是“真的女人”。甚至事后发现对方是男性，也并不觉得多么崩溃。

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写道：“男人的性欲并非动物的本能，而是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条件反射。”

当时看这段话我也一愣，总觉得有点过于激烈，可今天再看，“南京红姐”事件仿佛就是活生生的注脚——一个本质上是“男性”的角色，只要披上了“女性的符号”，就足以激发直男的性欲。

这说明很多人的欲望对象，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而是一套被文化灌输出来的“女性象征体系”。

性欲并非纯生理冲动，它高度依赖“视觉—文化—心理”这条链路。

在这个链路中，“裙装”比“真实的她”还重要。

有些人说这不过是几个“直男”被骗的笑话，可我不觉得。这里藏着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性别教育和性欲认知上的空白。

很多人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过自己的性欲，他们只是沿着“女体=刺激”的路径走。

比如这次“南京红姐”这事最让人不安的，是它让很多人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欲望些什么”。

咱们从小接受的性教育，大多是回避和模糊的。

长大了，信息倒是多了，但又杂又乱，什么“AV杂志、男人就该征服女人”“看到大长腿就该硬”这些土味认知，哪有几个人去真的反思：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符号？换句话说，是“她”，还是“她的外壳”？

鲁迅先生曾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这句话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欲联想文化。

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一件衣物，便能让人联想到整个性的想象链条。社会文化通过不断强化‘女性符号=性欲’的关系，逐步消解了个体对‘人’的识别，甚至连‘女性’的主体性都被消弭。

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鲁迅对这一层的批判，本质上是在说，我们的想象力和性欲已经被一种文化模式固化，不经过大脑思考，迅速跳跃到性行为上，直接进入了欲望的领域。

“南京红姐”就与鲁迅的批判如出一辙——社会文化通过不断强化“女性符号=性欲”的关系，逐步消解了个体对“人”的识别。

他不是凭空出现的怪胎，他揭示了性欲背后的文化符号和我们长期以来的性欲认知的匮乏。

比如在大街上看到“身姿摇曳的长头发、身材妖娆的背影”，很多男的不自觉地就陷入幻想，甚至不去看她的正脸，目的只在于满足自己的性欲幻想。

这就说明了社会对性欲的教育不再是关于“人”的教育，而是“符号”的教育，我们的欲望已经被这一层符号驱动所控制，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冲动。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里讲得特别犀利：“男人的性欲，是在去除女人的主体性之后才成立的。”

也就是说，那些真正能引发性欲的“女人”，并不是有思想、有声音、有主体的女人，而是那些被“抽象化成符号”的形象。

回看这次事件，会发现，它确实解释了很多人的“被骗”的原因。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被“人”吸引，其实只是被“意象”控制。这种控制很隐蔽，不张扬，但极其强大——一个短视频里的假声音、假脸、假滤镜，就足以让一大堆人情绪起伏，甚至幻想连篇。

这就是“性欲是被社会构建出来的”最直观的例子，也是社会对性别的强制塑造，人类对社会的反噬。

说到这儿，其实绕不开一个更沉重的问题：这事是不是也侧面说明了，中国男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性压抑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是。

一个大叔靠“裙装+假发+滤镜”混迹社交平台三年，居然能让不少成年男性动心，甚至发生关系，再加上背后的偷拍、传播，这整个事件的能量得有多强？

强到能击穿常识，颠覆“识别力”，甚至让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这背后是“长年累月压抑之后，对任何性刺激都毫无免疫力”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不是受害者“被骗”，而是被骗的那些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是“配合完成了这场戏”。这点也不是网上简单一句“来都来了”就打发了的。

为什么这么多中年男性，在面对“一个疑似女性”的主动靠近时毫无防备？因为那根本不是“她”在靠近他们，而是他们自己在靠近那个虚构的温柔乡。

回到上野千鹤子的那句话：“男人的性欲，是在剥除女人主体性之后成立的。”你看这句话是不是现在听起来不那么“偏激”了？它说的是文化，是条件反射，是我们整个社会如何通过影视剧、短视频、广告、色情内容一步步教会男性“你该对什么兴奋”。

而这一套东西，其实早就把人的判断力训练成了机器——只要信号对，就触发，不需要确认对面是“谁”。

但更深的一层，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本身就极度扭曲和错配。

我们总以为男性是“喜欢女人”的，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喜欢的只是“女体”——那个具象的、被欲望训练出来的符号。

他们真正渴望的，并不是一个有主体、有情绪、有边界的“女性”，而是一个“听话的身体”，甚至更狠一点说，是一个把“妈妈的温柔”和“兄弟的默契”合在一起的幻想角色。

所以有些男人找一个小女生，把她当孩子一样教，把自己当她的“领导”，用责任和包容来规训对方；有些人和同龄女性相处时，永远在争吵和分裂中自我挫败；还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找一个“可以给自己母爱”的女性，却发现，真正的女性根本不给这套情绪。

这才是真正的荒唐——不是阿红的伪装，而是整个社会在性别期许上的双重骗局。一方面，男性把“懂事、配合、共情”的角色强加在女性身上，另一方面，女性为了生存，也在演“好女人”，演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大多数男性期望的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是“陪伴、共鸣、共同奋斗”，

是“贤妻扶我青云志”。

而现实中大部分女性喜欢的是一种冲动感，是刺激、拉扯、没逻辑的偶然，是情绪的冒险。

换句话说，她们喜欢的那种爱，和男性幻想中的爱，根本不是一回事。

造成的结果就是男女在关系里其实都很累——彼此都在幻想里找出口，却发现，出口根本通不了彼此。

所以说“南京红姐”不是一桩简单的案件，而是这个时代的一道心理投影。它照出了我们对性别的误解，对欲望的疏忽，对孤独的回避，也照出了那种最根本的、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清醒的人”的追问。

这可能也是我们最该保留的问题了：在一个被图像、算法和幻象支配的时代，我们还有能力真正去辨认“一个人”吗？我们能不能在符号之外，看见真实的对方，也看见真实的自己？

如果不能，那还会有更多的“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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