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这个名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绕不过去的污点。他曾经是中共在台湾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可惜最后却因为生活腐败、道德沦丧,选择了叛变投敌。这不仅让无数革命同志牺牲,还严重拖慢了台湾解放的步伐。他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人性的警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人,从他的早年经历讲起,一步步看到他是咋走到叛徒这条路上的。
蔡孝乾1904年1月22日出生在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家里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祖籍福建晋江。他爹蔡涂常年在外跑生意,家里就靠他妈林氏撑着。可惜林氏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小时候的蔡孝乾每天早上得先给妈煎药、收拾家务,才能赶去彰化公学校读书。因为这,他经常迟到,被老师罚站。后来老师早上去他家一看,才知道这孩子每天忙活这些,挺孝顺的,在当地还挺有名。
1918年,14岁的蔡孝乾从彰化公学校毕业,考进了台中厅教员养成所,拿到了教员资格。第二年他开始教书,先在彰化第二公学校,后来又辗转到埔姜崙公学校、花坛公学校三家村分教场,最后1923年在和美公学校新庄仔分教场当了主任。他教书挺有天赋,用流利的日语讲课,学生都挺喜欢他。
1921年,蔡孝乾加入了林献堂搞的台湾文化协会,开始接触反殖民的左翼思想。1924年春天,他靠着家里和协会的资助,跑去上海大学读社会学系。那时候上海大学可是中共办的革命大本营,瞿秋白、任弼时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他在那儿学马克思主义,参加工人罢工、学生运动,还加入了中共共青团。他在上海台湾青年会很活跃,组织了不少抗议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1925年12月,他牵头搞了个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站在会场中间,慷慨激昂地号召台湾青年为民族解放奋斗。
1926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继续在台湾文化协会搞左翼活动。他给协会的报纸写文章,笔锋犀利,专门批判日本殖民当局,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4月18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他当选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回台湾建支部、搞秘密集会。可没多久,日本当局加大了抓捕力度,同年8月,谢雪红等人在上海被抓,他只能偷渡到福建厦门,化名杨明山,在当地女子中学和石码中学教国文、历史,顺便暗中联系革命同志。
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剿共”,蔡孝乾日子不好过了。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罗荣桓把他弄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在列宁师范学校教书,给年轻干部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主编《红色战士报》,写文章鼓舞苏区军民士气。1934年1月,他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掷地有声,还当选了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同年10月,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来了,蔡孝乾跟着红军开始长征。这一年多,他跟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饿了啃树皮,冷了裹破布,硬是挺了下来。可惜他老婆刘月蟾和一对双胞胎在长征路上失踪了,他只能一个人走到陕北。1935年10月到了陕北,他当了反帝联盟(后来改成抗日联盟)的主席,组织反日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孝乾去了八路军总部,随军上前线。1938年,他当了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专门搞对日军的心理战。他日语好,写传单号召日军士兵投降,还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文章,指导怎么搞敌军工作。1940年,他调回延安,干宣传和教育工作。1941年10月,他在延安参加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年底还成了同盟常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重建党组织,派蔡孝乾当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7月,他偷偷潜回台湾,联系谢雪红等老台共成员,重建地下网络。他在台北开了秘密会议,分派任务,发展党员。到1950年,台湾省工委已经有差不多900人了。可惜,这时候他的生活作风已经开始跑偏,为后来的叛变埋下了祸根。
蔡孝乾1946年7月回台湾后,完全扔掉了苏区时期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整个人堕落得一塌糊涂。据国民党特务谷正文回忆,他在台湾那几年,生活腐败得离谱,公款随便花,天天泡在高档场所,跟革命者的身份完全不搭边。
他每天的开销大得吓人。早上他开车去台北最贵的波丽露西餐厅,吃西式早餐,喝咖啡、吃奶油面包和煎蛋。中午换个地方,吃鲍鱼、鱼翅这种高档菜。晚上跑去永乐町的戏院看歌舞表演,身边总有歌女舞姬陪着。他私吞了1万美元的地下工作经费,当时换成新台币得几十万,用来买豪车、名牌衣服和金表。他还跟台湾的富商混在一起,参加酒会,收人家贿赂,说什么将来“解放台湾”后能罩着他们。
更恶心的是他的道德问题。据张志忠在狱里气得拍桌子骂,蔡孝乾居然诱奸了自己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还把她当情妇。马雯娟是他老婆刘月蟾的妹妹,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被姐姐接回家住。蔡孝乾利用姐夫的身份接近她,每天开着车接送她上下学,车里还放着巧克力、丝巾之类的小礼物哄她。他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教她怎么用刀叉,还带她去酒会跳舞。小女孩没啥防备,被他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两人背着刘月蟾搞起了不正当关系。
刘月蟾死后,蔡孝乾更没底线了。他在台北租了个小洋房,把马雯娟安置进去。房子装得豪华得很,丝绸窗帘、地毯一应俱全,他给她买旗袍、珠宝,带她去舞厅、夜总会玩。两人天天花天酒地,他还挪用更多公款满足这种生活,革命的事早扔脑后了。
1949年7月,《光明报》泄密事件暴露了台湾省工委的活动,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抓了。审讯的时候,他一点骨气都没有,很快就招了,供出了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一大堆干部的名字,导致400多人被捕。他后来跑了,带着马雯娟躲到嘉义农村,寄住在姓林的医生家。可乡下那简陋日子他根本受不了,两个月后又跑回台北,准备去西餐厅吃大餐,结果刚坐下就被特务抓了回去。
1950年3月,他第二次被捕。谷正文看他好享受,就给他好吃好喝,还把马雯娟弄到狱里陪他。蔡孝乾彻底服软,又供出一堆地下党员名单,连特派员朱枫都没放过,台湾地下组织几乎被一锅端。
1950年3月,他在狱里正式投降国民党,彻底背叛了信仰。后来他被编进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干情报和分析工作。1956年,他升到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待遇不错,住豪宅,有专车和警卫。可国民党对他不放心,一直派人盯着他。他不爽过好几次,要求撤掉警卫,国民党说这是“保护安全”,还在他家附近放了两只狼狗,变相限制他行动。
蔡孝乾在国民党那边虽然混得不错,但一直活在怀疑里。他干的情报工作大多是表面文章,没啥实际作用。晚年他写了《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两本书,想给自己叛变找点理由。他在书里贬低中共成就,说什么苏区欢迎会是“夸大白区黑暗,吹嘘苏区光明”,淡化自己过去的红色经历。可这些东西被学者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拍马屁,昧着良心说话。
他的叛变给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带来灭顶之灾。400多人被抓,1800多人受牵连,台湾省工委基本瘫痪,解放台湾的计划也被拖后腿。谷正文后来评价他,说他那“浮奢个性”是地下工作失败的关键,跟张志忠的硬气比,他根本不配当共产主义者。
1982年10月8日,蔡孝乾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78岁。他这辈子算是完了,历史把他钉在耻辱柱上,腐败堕落的标签甩都甩不掉。
参考资料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 《记录 见证 档案中的福建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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