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产阶级的残酷，与劳工的驯服

美国的劳工运动

在欧洲大陆，工会长期以来是推动全民医疗保健与普遍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在美国，资本家阶级的独特残酷性，却催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劳工运动——它常常将自身局限于仅仅充当私人保险的提供者，而非广泛的社会改革倡导者。

作者：玛雅·阿德雷斯

编辑：阿K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工会历来对推行广泛的纲领性改革议程表现出异常的谨慎。这种差异在20世纪初尤为显著：当法国总工会（CGT）采纳革命工团主义路线，主张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时；当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与主要工会结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其纲领旨在为工人阶级争取普遍福利时；甚至那些明确非革命性的运动，如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在此期间形成了独立的劳动党，致力于在国家层面推进工人利益。

然而，在美国，类似的进程并未发生。1894年放弃独立的劳动党运动后，美国劳工联合会转而优先为自身成员进行部门谈判，这种做法往往与工人整体的利益相悖。这一点在州福利保障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工会对全球社会保险体系的扩展至关重要，但美国工会却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选择与改革者决裂，并积极反对国家福利保障提案。

正如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所提出的疑问：为何美国工人阶级“不同”？

在20世纪初，W. E. B. 杜波伊斯估计，在美国120万工会会员中，仅有4万名是非裔。

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到W. E. B. 杜波伊斯，诸多学者认为，地位、种族、民族和宗教差异撕裂了美国劳动力，从而阻碍了成功的阶级联盟的形成。在诸如海德公园事件（Haymarket affair）和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等激烈的对抗中，美国工人还遭受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前所未见的、来自国家和雇主支持的暴力——联邦民兵和警察甚至向罢工者开枪。

然而，一种更为隐秘的压迫形式也塑造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分区主义传统。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美国工会屡次只能通过其作为保险提供者的角色才能获得法律认可。

除1935年至1948年短暂的时期外，美国有组织的劳工一直依赖保险福利来维持成员数量和法律地位——这使得它与争取国家福利的运动产生冲突，并迫使其主要代表相对富裕的工人阶层进行谈判。因此，美国劳工对普遍福利的抵制并非不可避免，它更多地反映了劳工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特定位置。

美国贵族阶层

到19世纪第三季度，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面临一个悖论：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运动却采纳了反社会主义、非革命的“面包与黄油”路线。在对美国和英国的论述中，他们哀叹，一方面，手工业者意识形态使得两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利益趋于一致；另一方面，“贫困白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土地精英是一致的。

这一解释的部分内容被随后几十年间伟大的社会史学家所采纳。20世纪初，W. E. B. 杜波伊斯估计，美国120万工会工人中，仅有4万名是非裔。废奴运动的政治精英主义与杰克逊民粹主义（Jacksonian populism）的激烈种族主义，使得北方工人与南方工人、非裔工人与白人工人相互对立。他在1906年的一篇论文中表达了对这种局面的沮丧，写道：

南方工人与雇主联合起来剥夺非裔的选举权并使种族成为等级；北方工人则努力使白人与非裔团结起来并维持工资水平；雇主威胁称，如果工人引发劳资纠纷，他将雇佣非裔。北方工人看到这里存在一个危险：一个被剥夺选举权、被贬低却又技艺精湛的竞争对手，因此发出警告。这不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戏剧吗？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所谓的“劳动贵族”中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回响。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和英国工会政治中反社会主义的“工人主义”传统，可能反映了两国劳动力市场中一个强大而精英的工人阶层。这些白人、通常是新教徒的男性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享有相对较高的工资和地位。他们相对优越的市场地位，使他们与那些更可能推动普遍主义政治变革的工人产生了矛盾。

移民是分裂美国劳工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连续的移民浪潮不仅产生了职业、民族和宗教上的重叠分化，还使得缺乏共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工人难以跨越阶级界限实现团结。正如伊拉·卡茨内尔森所言，美国工人是“工作中的工人，家中是民族群体”。

地位、种族、民族和宗教因此成为解释美国工人阶级极度分裂特征的重要途径（性别在不同国家也是重要的分界线）。但这些分裂的突出性和政治表现并非不可避免。随着工厂生产的强化，新一轮移民潮的涌入，以及女性和非裔工人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19世纪末期美国各地多次出现大规模、综合性的工业和政治行动。然而，这些努力均被公开的军事镇压所遏制。美国劳工运动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斗争周期锻造而成。

最小的阻力路径

在战前年代，美国工会面临的镇压手段并非仅限于公开的军事对抗。一种持久但更为隐蔽的镇压手段以法律监管的形式出现。美国法律学者长期以来指出，美国工会获得的组织权利极为有限。到20世纪初，即使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压迫的政权，也已承认工人为集体谈判目的结社的权利。

相比之下，美国工人的结社直到新政时期才获得合法的罢工、示威和抵制权利。在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受到激烈而持久的法律禁令的压制，与法院和国家建立了极度敌对的关系。

尽管美国法律体系限制了工会组织大规模运动的能力，但它也为组织生存开辟了替代途径。其中关键的是提供保险福利。1842年，《联邦诉亨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首次合法化了工人协会。该判决明确规定，工人可以组织起来为事故、死亡、失业、丧葬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风险提供福利。

福利被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首席大法官莱穆尔·肖称为工人协会可提供的“有用且光荣”的服务，从而防止其追求“有害于社会和平”的目标。因此，从雪茄制造工人工会（Cigar Makers' Union）到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早期工会最初均以福利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

福利保障使得美国工会得以在面对当局时获得合法性，并通过保留资金储备抵御针对工会的残酷镇压。但这一模式也带来了显著的成本——由于依赖定期福利缴费，工会无法持续组织那些无法承担持续缴费的脆弱和低薪工人。更重要的是，福利保障使得工会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推动国家福利的运动直接对立：若放弃保险基金，工会将失去其合法性的唯一可靠依据。

20世纪初，这些压力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兄弟会式互助福利协会——作为最普遍和影响深远的工人组织形式——在数量和社会地位上迅速扩张。通过易于获取的法人资格证书，兄弟互助福利协会在被称为“兄弟会黄金时代”的时期招募了前所未有的工人数量。另一方面，集体谈判、罢工和纠察在随《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之后的一系列法律裁决中被有效禁止。

在1908年大选前夕，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拼命试图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那里为工会争取法律保护。与此同时，它重申了对自愿福利的承诺，压制了劳工运动中的激进派，并且没有努力组织日益多元化的全国劳动力。

1914年，AFL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AFL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曾称赞为劳工“大宪章”的《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实际上只是重复了1842年《亨特案》裁决所确立的原则。该法案将罢工和抵制合法性的裁决权交由法院解释，再次合法化了为“和平”和“合法”目的而组织的工人协会，并规定其宗旨为“相互援助”。

由于集体谈判未被纳入法律范畴，AF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坚定承诺提供保险福利。冈珀斯辩称，他对这一新局面的妥协是“对工人阶级所处环境的回应”，遵循“最小的阻力路线，并努力在改善工人阶级——男女老幼——当前和未来的生活条件方面取得最佳成果”。

防范起义

1935年，《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终于承认了工会，并赋予其罢工、抵制和示威的权利。该法律开启了美国劳工史上最激进的时期之一：随着产业工会大会（CIO）的成功组建，全国主要行业中出现了整合型工会，并沿政治路线动员工人。这些工会为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铺平了道路，扩大了美国民主基础，并推动了团结立法。随着《瓦格纳法案》的通过，美国终于见证了非裔工会如“卧铺车乘务员工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的成功，该工会培养了如A·菲利普·兰德尔夫等领导人，推动了民权运动中以劳动为中心的派别发展。

然而，这一组织自由的时期短暂而脆弱。到1947年，《塔夫-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再次大幅削弱了工会组织权。通过限制工会罢工、纠察和抵制的权利，《塔夫-哈特利法案》再次限制了美国工会为实现政治目标（如国家福利和所有工人平等权利）而动员的能力。

随着福利再次成为其招募和生存战略的核心，美国工会优先考虑为本组织成员争取核心福利，而非边缘福利，从而将普遍的国家保险运动排除在有组织的劳动运动之外。正如社会学家吉尔·夸达诺在2012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指出：

私人健康福利的扩张将工人阶级分为有健康保险和无健康保险两部分，并改变了有组织的劳动运动的政治动员方式。劳工运动不再需要能够鼓舞群众站在街垒前的领导者，而是需要能够掌握复杂金融工具的领导者。下一场战斗将由手握计算器的政策专家赢得，而非能够号召武装斗争的魅力型激进分子。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工会政治动员能力因深度嵌入国家保险提供者网络而受到限制。当全球各地的工会活动家为争取国家提供的福利体系而斗争，以保护工人免受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影响时，美国工会却与雇主谈判，为会员争取私人福利。有组织的劳动在金融市场中的复杂参与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明显，当时其巨额资金落入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这些公司以股东利益而非工人利益为导向进行管理。

这些发展并非仅由美国工会的保守主义所致，还源于其被迫形成的独特对抗性法律和政治环境。只要被迫从事保险提供，美国工会便在团结、政治化和动员能力上受到严重制约。

但如今，这种局面并非不可改变。正如劳工骑士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和卧铺车乘务员工会等历史组织始终致力于推动更具政治性的工会主义——即以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为中心——今日的劳工领袖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肖恩·费恩也利用其平台发起运动，反对战争、驱逐移民和削减福利。在美国金融化的经济中，培育跨阶级联盟从未是一条轻松之路，但它仍是唯一值得选择的道路。

作者

玛雅·阿德雷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并担任《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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