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唯物主义生死观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

其实，关于死亡的话题，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就经常提到了。

1958年他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坦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一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伟大英明”的一生，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

于是，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是那样直率地感叹：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这两个问号，传达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词和讲话后，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

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酒。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

这年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说了几句话，毛泽东便说：“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面对英雄迟暮的袭击，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说古论今，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种“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那个夏天，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听后评价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

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如此千载幽幽的情思，在毛泽东凯歌行进的时候，是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却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论己了。

这年，他又让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开始，他静静地听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猛然间，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忧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无奈之情。

这年国庆节，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鵩鸟赋》，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无常呵！随它去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是啊，他太疲倦了。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已然是力不从心了。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