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散兵游勇登记处，一位老人前来登记：我是马占山

1949年3月，北平散兵游勇处理委员会第一分会登记处，快到晌午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车门打开，先下来个中年男人，扶着个瘦高个老人慢慢往下挪。那老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戴顶旧毡帽，可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精神。

"我是罪人马占山，奉贵军命令前来登记。"老人走到桌前，声音有点哑，但特别清晰。他摘下帽子，露出斑白的头发，对着王瑞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那动作标准得很，一看就是行伍出身。

难道这就是面对日军进逼齐齐哈尔，断然拒绝投降“我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抗日英雄马占山？那他此行又是为什么呢？

马占山，字秀芳，老家在吉林省怀德县。要说他家祖辈为啥后来远走他乡，还得从清朝嘉庆年间那场天灾说起。

丰润一带本来就靠天吃饭，这一下可遭了殃——六月天里居然飘起了雪花，地里的小麦、玉米全被冻坏了，往年的秋粮颗粒无收。老百姓家里的米缸见了底，树皮草根都被挖光了，冻死饿死的人横七竖八倒在路边，连收尸的人手都不够。

马占山的祖父马万龙看着眼前的惨状，咬咬牙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老家。那时候往关外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可哪有那么容易？一路上不是遇上洪水冲垮桥，就是碰上山贼抢口粮，还有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马万龙一家也是九死一生，翻山越岭好几个月，最后总算在奉天省怀德县毛家城子村西边的炭窑屯落了脚。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东北可是满清的“龙兴之地”，老祖宗发家的地方，朝廷早有禁令，不许关内的汉人随便进去开垦。虽说那片黑土地肥得能攥出油来，可大片的田产都归八旗子弟所有，普通老百姓想沾点边都难。马万龙作为外来的“流民”，只能给当地的大户人家当佃户——说白了就是租种地主的田，收成的大部分要交租子，自己只能留口饭吃。就这么苦熬苦挣了近七十年，马家的日子也没见多大起色。

1885年，马占山出生了。他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家里本来就穷，加上他是最小的儿子，父母疼归疼，可实在供不起读书。七岁那年，马占山刚能帮家里干点活，父亲就咬着牙把他送到了大地主姜顺家的牧场放马。为啥选他？因为放马这活计又苦又累，没人愿意干，可马占山从小就皮实，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来。

放马这活计听起来轻松，实则不容易。天不亮就得起来，先给马添草料，再把马群赶到山坡上吃草；白天得盯着，别让马跑了，要是遇上下雨，还得把马牵回棚里避雨；到了晚上，不管多晚都得去马厩转一圈，看看有没有马生病或者受伤。马占山从小就爱生病，三天两头发烧咳嗽，可这么一折腾，反倒是把身体练结实了。风里来雨里去，他的个子蹿得老高，胳膊腿也像小牛犊似的有力气。

马占山最厉害的是骑术，那时候的马脾气都很烈，有的马见了人就踢，有的马跑起来根本勒不住，可马占山跟它们混熟了，不管是多野的马，他跨上去拍两下，扯扯缰绳，就能稳稳当当地骑在上面，就算马受惊乱蹦，他也能很快制服。牧场的伙计们都夸他：“这小子，将来准是个好骑手！”

转眼到了1903年冬天，马占山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这一年他在姜顺家干了整整一年，从春到冬没歇过一天，手上磨出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茧子，人也晒得黝黑结实。可到了年底算工钱的时候，姜顺却翻着账本冷笑：“你小子才十七岁，还没成年呢，能顶个啥劳力？工钱按半个大人算！”马占山一听就急了：“我干的不比大人少！早上天没亮就去喂马，晚上月亮出来了还在收拾马槽，夏天顶着太阳，冬天冻得手僵，哪样活我没干？”两人吵了起来，姜顺眼一瞪：“不服？你去告我啊！”马占山本想理论几句，可转念一想，自己是佃户的儿子，在地主家连个下人都算不上，哪有资格跟他讲理？

谁知道姜顺记了仇，转头就跑到县衙告状，说马占山偷了他家的马。县衙里的差役哪管三七二十一，拿了姜顺给的“好处费”，带着人就往马家闯。马占山正跟伙计们一起喂马呢，冷不丁被捆了个结实。他急得直喊冤：“我没偷！你们看马厩的记录，我这月的马草料都是按时称的！”可差役们根本不听，把他押到公堂上，姜顺又找了几个地痞作伪证，说亲眼看见马占山夜里牵马出门。县太爷拍了拍惊堂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狡辩什么？”马占山这才明白，在这儿根本讲不通道理。

县衙要把他关进大牢，马占山又气又怕。他想起村里老人说过，犯了事的穷人没活路，要么坐牢，要么上山当“胡子”（土匪）。可他从来没想过当土匪啊！可眼下这情况，坐牢是死路一条，回家也是被姜顺继续欺负，与其被人往死里逼，不如……他咬了咬牙，趁着押解的差役打盹，猛地撞开绳子，撒腿就往山里跑。跑出去十几里地，遇到了几个平时玩得好的牧场伙计，听说他被冤枉，都气不过，干脆跟着他一起上了山。

这山在当时的东北也算有名的“响马窝”，山上聚集着一百多号人，个个有刀有枪，专门劫富济贫——不过有时候也抢普通老百姓，毕竟是土匪嘛。马占山他们到了山上，头领见他们几个身强力壮，又会骑马，就把他们收下了。马占山虽然心里别扭，可想想现在的处境，也只能先跟着干。

要说这土匪的日子也不好过。白天要巡逻放哨，晚上得轮流守夜，生怕被官兵围剿。可马占山慢慢发现，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头领说话算数，兄弟之间讲义气，抢的都是为富不仁的地主老财，分钱的时候也公平。他骑术好，很快就成了山上的“马队头目”，带着几十号人骑马冲锋，那架势比正规军还威风。

转眼到了1905年，东北的局势变了。那时候清朝快不行了，各地的革命党闹得凶，再加上沙俄、日本都想插手东北，朝廷忙得焦头烂额。怀德县的县太爷一琢磨，这些土匪要是能为自己所用，说不定能帮着镇压乱党。

于是，县太爷就派了个中间人上山，说：“只要你们归顺官府，既往不咎，还给你们封官发饷！”马占山他们商量了一下——当土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万一哪天被官兵围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要是归顺了，至少能有个名分，说不定还能干点正事。就这么着，他们把枪都交了，跟着中间人下了山。

这事儿跟《水浒传》里的故事差不多，朝廷对付土匪有个老办法，就是“招安”——把土匪头目封个官，让他们去打别的土匪。其实这套法子从宋朝就开始了，宋江带着梁山好汉招安后，就被派去征讨方腊；到了明清，朝廷更把这当成了“选拔人才”的手段：你要是能打胜仗，就能升官；要是打败了，正好找个借口收拾你。明朝的开国名将常遇春，当年也是跟着朱元璋起义军混的，后来因为在滁州之战里表现得特别勇猛，被朱元璋一眼看中，这才从一个小喽啰变成了大将军。马占山他们这批被招安的土匪，其实也是朝廷用来“以匪治匪”的棋子。

最开始的时候，马占山只是个普通士兵，但因为在频繁的小规模战斗中总能冲在最前，又熟悉骑兵战术，很快就被提拔成连长。那时候他驻守在怀德县城，每天带着弟兄们操练，城墙上的烽火台经常能看到他骑着马来回巡视的身影。不过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还得是1908年前后那几场硬仗。

1908年的东北，除了各地的农民起义，蒙古草原上的贵族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也带着人马闹起了独立。这些人都是骑兵，来去如风，清廷派去的步兵根本追不上。就在各路将领头疼的时候，马占山所在部队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马占山从小在草原长大，骑术比谁都精，带着手下几十号骑兵，专门盯着敌军的马队打。有好几次，都是他带着人抄近道绕到起义军后面，断了他们的补给线，这才让清军占了上风。打那以后，"马小将军"的名号就在军中传开了。

不过这时候的马占山，虽然能打，但所在的部队实在有点"杂"。说起来，这支部队还是当年"辫帅"张勋的手笔。张勋这个人有点意思，清朝快亡了还留着辫子，对朝廷忠心耿耿。他看东北这边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觉得这些乌合之众战斗力太差，干脆自己出面整顿，把这些人统一编成了正规军。

马占山他们这支队伍，原本就是东北本地的猎户、庄稼汉凑起来的，平时扛锄头种地，战时拿枪打仗，虽然听朝廷调遣，但纪律松散得很。张勋在的时候还能镇得住，可等张勋被调去南方镇压革命党，这支部队立刻就散了架——有的士兵偷偷跑回家种地，有的跟着别的将领跑了，剩下的也像没头的苍蝇，根本没法打仗。

就在马占山觉得前途有点迷茫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这时候奉系军阀正在东北崛起，其中有个叫吴俊升的名将，是奉天后路巡防营的统领。吴俊升这个人很会带兵，尤其看重能打能拼的将领。马占山虽然原来的部队散了，但打仗的名声已经传了出去，吴俊升听说后就派人把他招了过来，让他当自己麾下四营的中哨哨长。这一招可真是慧眼识珠——马占山到了吴俊升手下，就像鱼回到了水里，带着队伍训练、打仗，样样都不含糊。

接下来的几年，马占山的仕途像是坐了火箭。吴俊升的部队后来改编成骑兵第二旅，他顺理成章当上了第三团三连连长；再往后，凭借着一次次战斗的功劳，到1925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了骑兵旅长。这时候的东北军，正是张作霖的天下，吴俊升又是张作霖的心腹，马占山作为吴俊升手下的得力干将，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不过真正让马占山在全国打出名号的，还得是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是张学良的师父，本来是奉系的核心人物，结果因为和少帅闹矛盾，居然带着几万大军反叛，一路打到了新民县白旗堡。这时候马占山正带着自己的骑兵旅驻扎在附近，听说郭松龄要打过来，他立刻带着人马迎了上去。

那场仗打得特别激烈，郭松龄的部队装备精良，人数又多，但马占山的骑兵机动性强，专门挑敌军的薄弱环节打。他带着骑兵绕到郭松龄后方，突然发起冲锋，一下子就把对方的阵脚打乱了。最后郭松龄夫妇被围在一个小村子里，马占山亲自带着人冲进去，把他们活捉了。

这一仗下来，马占山的名字彻底响遍了东北。张作霖听说后，立刻把他提拔为奉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之后的几年，马占山一路高升，1928年当上了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又成了黑龙江骑兵总指挥。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东北军界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节节败退。这时候的马占山却站了出来——他当时是黑龙江省的军事负责人，面对日军的进攻，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撤退，而是选择了抵抗。

最著名的就是"江桥抗战"。那是1931年11月，日军派了上万人向齐齐哈尔的江桥阵地发起进攻。马占山带着手下只有几千人的部队，硬是扛了半个月。他们利用江边的地形，修工事、埋地雷，每次日军冲锋都被打退。最惨烈的时候，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碎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滚下江去。这场仗虽然最后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但马占山和他带领的东北军，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原来在东北，还有这样一群不肯当亡国奴的硬汉！

不过抗战哪有那么容易。江桥抗战后，马占山的部队伤亡惨重，弹药补给也跟不上。更麻烦的是，日军派人来拉拢他，说只要他投降，就给他高官厚禄。这时候的马占山心里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想当汉奸；另一方面，手下的弟兄们已经饿了好几天，枪里连颗子弹都没有，再硬撑下去怕是要全军覆没。思来想去，他决定来个"诈降"——表面上答应和日军合作，实际上暗中保存实力，等待机会。

1932年2月，马占山真的带着人去沈阳参加了日军举办的"庆祝会"，还接受了日军授予的"黑龙江省长"官职。消息传出来，全国一片骂声，都说他是"汉奸"。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两个月后，马占山就从齐齐哈尔的黑河发来通电，宣布脱离日军，重新抗日！

原来这段时间，他表面上和日本人虚与委蛇，暗地里把日军给的武器装备都藏了起来，还偷偷联络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等时机成熟，他立刻带着人马杀回抗日战场，还把之前收编的日军武器分给了弟兄们。

这一下，全国人民都看傻了——原来马占山不是真投降，是演了一出苦肉计！一时间，"马占山牌香烟"在大江南北的烟摊上卖得火热，厂家用他的名字做广告，老百姓买烟也是在支持抗日英雄。马占山的名声，真正成了妇孺皆知的"抗日大英雄"。

1932年深冬，马占山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苏联境内。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这群东北汉子穿着单衣啃着冻硬的窝头，硬是撑着走到了欧洲。转年六月，他们绕道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像游牧民族迁徙般回到了上海。刚下轮船，马占山就带着请战书直奔南京，可蒋介石只派了几个卫兵把他打发到招待所，连茶水都没给续上。

眼瞅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上海滩的霓虹灯照得人心里发慌。马占山索性带着警卫搬到了天津，在五大道租了栋小洋楼。谁承想这日本人盯得紧，光是1934年春天就派了三拨杀手。有回刺客扮成卖茶叶的，刚摸到楼梯口就被马占山逮个正着——原来他早让警卫在门口撒了石灰，脚印都清清楚楚。

要说马占山这人心气高，1936年秋听说张学良要搞事情，连夜带着警卫队往西安赶。谁想到刚到临潼就撞上西安事变。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发通电，马占山虽然没掺和具体事，可架不住蒋介石咬定他是幕后黑手。结果张学良被软禁在公馆里，马占山在招待所一住就是小半年，每天看着宪兵押着东北军弟兄从门口过，急得直揪胡子。

卢沟桥的炮声一响，马占山连夜坐火车往南京跑。在总统府台阶上蹲了二十多天，等来的任命书上写着"东北挺进军司令"，可兵营里连个马鞍子都没有。他带着一千来号东北老兵，揣着空枪套在绥远草原上转悠，硬是把几个被日军打散的义勇军残部拢到一块儿。

说来也怪，这期间日伪军档案里压根找不到马占山的作战记录。倒是有个叫吉村的关东军老兵在回忆录里说，在东北诸多抗日抗日将领中，属马占山最狡猾。

1940年初，关东军抽调了一个整编师团，把马占山带着的五百来号人围在大兴安岭老林子里。那年冬天格外冷，鹅毛大雪把整片松树林都盖成了白茫茫的棉花地。马占山他们就窝在林子深处，取暖的火堆整天冒着热气，在日军望远镜里活像黑夜里的萤火虫。

日军指挥官举着望远镜直跺脚："给老子围成铁桶阵！一只耗子都不许放跑！"日军从三个方向往林子里压缩，足足折腾了三天三夜才摸到马占山宿营的林间空地。地上全是冻得硬邦邦的罐头盒和烧焦的木炭，火堆还冒着青烟，可四下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日军翻译官直挠头："这老马头莫不是会土遁？"

日军指挥官气得直揪胡子，下令顺着脚印往林子里追。可这林子就像活过来的妖怪，刚踩出的脚印转眼就被新落的雪盖住。追到天黑，日军愣是没找着半点踪迹。当晚狂风卷着雪粒子往人脖领里钻，气温直接跌到零下四十度。一千多关东军冻得手指头都紫了，光是冻伤的就有两百来号人，其中三成直接冻掉了脚趾头。有个联队长气得抄起军刀就要砍树，结果脑袋"哐当"撞在树干上，当场血流如注。

撤退路上更邪门，马占山带着二十来个弟兄突然从雪窝子里蹦出来。他们每人架着挺歪把子机枪，雪橇跑得比兔子还快，子弹擦着头皮飞都追不上。日军指挥官捂着流血的右腿往马背上爬，刚爬上去就一个后仰，"扑通"栽进齐腰深的雪坑里，要不是勤务兵连滚带爬拽住缰绳，差点就成了白毛狼的晚餐。

眼瞅着腊月将近，日军指挥官实在扛不住了，派人捎信说要和马占山谈判。马占山提了三个条件：第一，见面地点他们定；第二，日军得空着手来；第三，得准备二十头驯鹿当见面礼。日军指挥官捏着信纸直骂娘："这土匪头子还讲起排场来了！"

谈判那天，马占山选了个背风的山坳子。他裹着羊皮袄往雪地里一坐，脚边蹲着条油光水滑的雪橇犬。日军代表刚掏出地图，马占山突然抄起猎枪对着天空"砰砰"两枪："你们要是不按规矩来，老子就让驯鹿把你们当肉包子叼回去！"谈判桌上，马占山开口就要日军撤出东北三省，气得日本参谋当场摔了茶碗。最后还是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打圆场，这场谈判才不欢而散。

要说马占山这人，打仗就跟变戏法似的。有次带着三十来号人被三百日军围在山沟里，他让人把棉袄都拆了絮，裹在石头上摆成人形。自己带着弟兄们猫在雪窝子里，等日军冲到跟前，突然从雪堆里蹦出来就是一梭子。日军被这阴招吓得屁滚尿流，抬着二十多具尸体连夜撤了兵。

最绝的是1942年冬天，马占山带着百十号人奇袭日军军火库。他们顶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硬是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了二十里地。摸到岗哨跟前，马占山掏出怀表看了看，突然带着人往雪地里一滚。原来他算准了日军换岗时间，等哨兵一走神，三十颗手榴弹"轰隆隆"炸开了军火库大门。等日军反应过来，马占山他们早驾着雪橇消失在夜色里，只留下满地冒烟的弹药箱。

这些事传到日军耳朵里，连关东军司令官都直摇头："这老马头比西伯利亚的寒风还难缠！"有次日军出动二十架飞机轰炸马占山营地，结果炸弹全扔在了空地上。原来马占山早让弟兄们用树枝在雪地画了个人形靶子，日军飞行员从高空根本分不清真假。气得日军飞行员落地就摔了飞行帽："八嘎！这雪地里有妖怪！"

1941年初春，关东军调集重兵把马占山逼到了绝路。出发前他站在雪地里，扯着嗓子对弟兄们喊："小鬼子有飞机大炮，咱们有热乎血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把日寇赶出关东！"说完一马当先冲进零下三十度的风雪里。后来有人看见他裹着破棉袄蹲在山洞里，就着雪水啃冻硬的窝头，嘴里还念叨着："等打完这仗，老子要回老家种二亩地..."

结果这支部队硬是在冰天雪地里转战半年，等撤到苏联边境时，五百来号人只剩不到两百。有个老兵回忆说："马司令那时候瘦得皮包骨头，拿望远镜的手直打哆嗦，可眼睛还是亮得跟狼似的。"

1945年日本投降了，马占山带着残部往东北跑，结果半路上被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坑了。那些人把工厂仓库扫荡一空，临走还塞给他两箱金条。马占山当场把金条摔在地上："老子打仗不要命，还没学会收黑钱！"从此，马占山心灰意冷，决定去北平养伤去了。

1947年开春，东北民主联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几场硬仗里站稳了脚跟，蒋介石急得直跺脚，硬是把在北平养病的马占山拽回东北，还给他安了个"东北保安副司令"的虚衔。为表诚意，老蒋把原东北军王铁汉的整编第49军也调了过来，这支部队刚在苏北被粟裕收拾过，士气蔫得很。

马占山前脚刚进沈阳城，老百姓就敲锣打鼓搞欢迎会。他穿着褪色的奉军军装站在台上，底下乌泱泱的东北老乡举着"抗日英雄"的锦旗。这阵仗倒让蒋军借机招了三万多新兵，可民主联军这边更犯愁——原本兵力就比对手少两成，这下更悬了。

要说这马占山在东北的威望，那真是连村口老槐树都知道。有次他去铁岭视察，刚进村口就听见大姑娘小媳妇在议论："听说马司令当年在江桥抗战，一个人带二十个弟兄就把小鬼子的装甲车给掀了！"这话传到蒋军耳朵里，气得参谋长直拍桌子："不就是个跳梁小丑！"

民主联军这边也没闲着，赶紧把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八万多人划拉过来，连带着二十多万地方武装，七拼八凑整出46万野战军。辽西平原上，第八、第九纵队刚亮出獠牙，就把王铁汉的49军包了饺子。那场仗打得邪乎，49军的汽车连刚拐进山坳，两边山头上突然冒出漫山遍野的民兵，手榴弹跟下雹子似的往下砸。等蒋军好不容易冲出包围圈，光是丢弃的卡车就堵了三十里山路。

眼瞅着民主联军总兵力反超，蒋介石急得从南京连发三封电报："东北战局若再糜烂，尔等皆提头来见！"可马占山手里的杂牌军根本顶不住，辽南的整编第207师刚修好防御工事，就被民主联军的"土坦克"冲垮了围墙。到了1947年底，蒋军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这几个孤零零的据点里，连过年发的猪肉都要按人头配给。

要说这马占山也是憋屈，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刚打响，蒋介石就带着一帮参谋杀到沈阳督战。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老蒋把作战地图拍得啪啪响："李天霞的整编第83师呢？王铁汉的部队呢？全他妈当了缩头乌龟！"马占山坐在角落里没吭声，心想："老子在嫩江桥打鬼子时，你们这群蛀虫还在喝花酒呢！"

散会路上，马占山碰见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赵参谋长满脸苦相："马老，您说咱们这仗还怎么打？"马占山望着沈阳城外连绵的解放区，长叹一声："这江山迟早是共产党的，咱们这是在给蒋介石陪葬！"这话没两天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气得摔了茶碗："马占山！你是不是要学张学良？"

10月15日清晨，沈阳北陵机场笼罩在薄雾里。马占山拎着牛皮公文包登上飞机时，地勤人员都惊得直咂舌——堂堂东北保安副司令，居然只带了个警卫员。飞机轰鸣着升空，马占山望着逐渐缩小的沈阳城，想起二十年前在嫩江桥头喊出的"为国家争国格"，眼眶突然发酸。

1949年1月，解放军入了北平城，可那些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兵像没头的苍蝇似的，有的脱了军装混在市民堆里卖苦力，有的揣着枪躲在破庙里等机会；更头疼的是国民党撤退前埋下的特务，他们穿着粗布衫，揣着假证件，在茶馆酒肆里打听消息，在胡同口盯着解放军的车队——这北平城刚换了主人，可里头的"脏东西"还没清干净，就像刚擦过的桌子，底下还沾着灰呢。

为了把这些"老鼠"都揪出来，也给他们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四野司令部琢磨出个招儿：2月15号那天，在北平城里成立了四个"散兵游勇处理委员会"。这四个分会就像四张网，专门兜住那些没被改编的溃兵和藏在暗处的特务。

东城区的分会是头一个挂牌子的，分会长叫王瑞堂，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办事儿雷厉风行。分会办公室就设在南锣鼓巷中段的老门楼里，那院子原本是户大户人家的偏房，青砖灰瓦，门口两棵老槐树，倒也安静。

要说东城区这地界，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这儿离故宫不远，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留着洋楼，达官显贵的宅子一家挨着一家。里面有前清的遗老，有国民党的官太太，有银行家，还有教堂的神父。这些人家的佣人、护院、厨子，里里外外加起来，藏个把人跟玩儿似的。

分会成立头半个月，来登记的人倒是不少，陆陆续续来了五千多。可王瑞堂翻着花名册直皱眉：五千多人里，真正打过仗的溃兵占了九成多，军官倒像是珍稀动物，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最要命的是，潜伏的特务一个都没露面。这不对劲儿啊！特务讲究的就是"隐蔽"，可连个试探的都没有，保不齐是在憋大招儿。

王瑞堂急得直转磨。他清楚，这些没露面的特务就像定时炸弹，指不定哪天就炸了。好在四野司令部里有位"破案高手"——侦察处长苏静。这位苏处长平时话不多，可眼睛毒得很，之前打国民党军的时候，好几次都是他靠着截获的密电码，把敌人的部署摸得门儿清。

苏静怎么干的？原来他早把国民党军统、保密局在华北地区的密电码本给破译了。那些特务以为用的是"天衣无缝"的密码，可在苏静早就破译了。

顺着破译的这两条线索，侦察员们夜里摸进鼓楼西的杂货铺，掀开后墙的青砖，底下竟藏着两部电台，天线藏在房梁上，跟蜘蛛网似的。再一顺藤摸瓜，从杂货铺老板、挑水的伙计嘴里套出了话：原来这是特务的"联络站"，负责给城里的潜伏小组发指令。

侦察员们顺着电台的频率、报务员的口音，一路追查，四十多个特务小组浮出水面，近两百号潜伏特务被堵在了窝里。

那些没被抓住的特务听说这事儿，吓得魂儿都飞了。有的连夜跑到登记处，跪在地上直磕头："我交代！我给敌人送过情报！"有的把藏在墙缝里的密信、手枪全掏出来，堆在桌子上；还有的主动提供线索："西四牌楼有个姓赵的，是军统的组长！"不到半个月，东城区的潜伏特务差不多全清干净了，街头巷尾的谣言也少了。

可特务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麻烦就是那些藏着的蒋军军官，怎么都劝不动。这些军官大多是国民党正规军的校官、尉官，有的挂着中校肩章，有的还佩着军刀。可王瑞堂知道，这些人里头有不少是"死硬分子"，万一哪天被国民党残余势力一煽动，拿着枪在城里搞破坏，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王瑞堂在城里贴告示，说"知情不报者同罪"，又在茶馆、戏园子安排了便衣，听老百姓唠嗑。还真有热心肠的市民来举报："王分会长，我家胡同口那个姓刘的先生，以前穿军装，现在天天在家擦刀，怕不是军官吧？"王瑞堂赶紧派人去摸，一查，果然是国民党某团的团长，带着二十多个校尉军官和五十多个士兵藏在城里。

王瑞堂亲自带人上门。那团长见解放军进了门，看了看王瑞堂腰里的枪，又看了看院门口站岗的战士，直接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

三天后，那团长真带着人来了。二十多个军官穿着便衣，五十多个士兵扛着枪，排着队走进登记处。

可让王瑞堂没想到的是，自打这拨人走了，登记处又冷清了。以前还有零星的军官来问"能不能宽大"，现在连个影子都瞧不见。

这天下午，登记处里正忙着整理刚收上来的枪油登记本，门口突然走进来个穿灰布便服的中年男人。他个子不高，鬓角已经泛白，脸上带着几分拘谨，往登记桌前一站，冲负责接待的王瑞堂拱了拱手："同志，我是来打听个事儿。"

王瑞堂抬头一看，这位不像普通老百姓，说话条理清晰，身上还有股子说不出的沉稳气儿。他放下笔，笑着问："老哥您请坐，有话慢慢说。"那男人坐定后，介绍自己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副官。

王瑞堂手底下的动作顿了顿。马占山这名字他早有耳闻，东北抗日那会儿威名赫赫，"马占山牌香烟"的广告都贴满过街巷，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可现在这世道变了，从前的人物都得按新规矩来。

马副官脸上有点为难的说道："是这样，我们将军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听街坊说现在要登记武器。将军一辈子带兵打仗，家里确实有几支老枪，可他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我就想问问，像将军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必须亲自过来登记？"

王瑞堂犯了难。按规定，所有私藏枪支都得本人来登记造册，可马占山这身份特殊啊。他挠了挠头："马副官，不是我不通融。上边有明文规定，武器登记是大事儿，得本人到场签字按手印。您看这事儿......"他指了指墙上贴的的通告。

马副官凑过去看了看，叹了口气："我明白规矩。我就想再问问，能不能由我替他代办？省得老人家来回折腾。"

王瑞堂还是摇头："马副官，不是我不给面子。上边强调过，武器登记是为了消除隐患，得本人确认来源、用途，还得写保证书。要是别人代办，万一以后出了岔子，我们可担不起责任啊。"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茶，"这样，我这儿记下来，我这就往上边请示。您放心，我一定把情况原原本本汇报。"

马副官见实在没办法，只好起身告辞："那行，我回去跟将军说。不过还有个事儿......"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轻轻放在桌上，"将军说，这三支枪跟着他打了半辈子仗，早就是家里的一份子。要是实在要收，能不能......"

王瑞堂赶紧把布包推回去："马副官，这可使不得。收缴枪支是统一政策，上边说了，不管多老的枪，都得登记造册。您刚才也说了，将军是明白人，肯定能理解。这事儿真不能破例。"他站起身，送马副官到门口，"您慢走，有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

马副官走后，王瑞堂赶紧翻出登记处的记录本，把马副官来的事儿从头到尾记了一遍，又工工整整写了个请示报告，盖上公章，让通讯员立刻送往军管会。

没想到这事儿还真惊动了上级首长。当天傍晚，军管会的电话就打到了登记处。首长的声音沉稳有力："小王同志，马将军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他是抗日功臣，咱们不能让他寒心。这样，登记的事儿可以灵活处理——将军不用亲自过来，我派警卫员去取他的登记材料。至于枪支......"电话里顿了顿，"收缴枪支是为了维护治安，北平刚解放，万一出点乱子，牵连到老将军，咱们可担待不起。这样，三支枪先由将军妥善保管，等局势稳定了再说。"

王瑞堂拿着电话听筒，手都有点发颤。他连声应着"明白"，挂了电话才发现后背都湿了。可刚松口气，又想起首长最后那句话："不过你可得盯紧了。马将军在北平有些旧部，万一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那天晚上，王瑞堂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床头的电话又响了。是军管会首长亲自打来的：马占山能亲自来送枪最好，如果不送也不要勉强。

第二天快到晌午的时候，登记处门口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车门打开，先下来个穿军装的警卫员，扶着个瘦高个老人慢慢往下挪。那老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戴顶旧毡帽，可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精神。

"我是罪人马占山，奉贵军命令前来登记。"老人走到桌前，声音有点哑，但特别清晰。他摘下帽子，露出斑白的头发，对着王瑞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那动作标准得很，一看就是行伍出身。

老人三支乌黑的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战士们都围过来看，有人小声嘀咕："原来这些枪都有故事啊。"

王瑞堂起身给马占山拉了把椅子，让他坐定后，便开口道：“马将军，我这儿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这话虽直白，可语气里满是诚意。

马占山正端着茶盏，听了这话放下杯子，眉峰微挑：“王主任但说无妨。”

王瑞堂凑近两步，压低声音：“是蒋军军官登记自首的事儿。您在军中威望高，好多老部下都信服您。要是您能出面帮着说句话，他们保准儿愿意配合。”

马占山听了直摆手，带着几分无奈：“我这把老骨头，都过六十了，近几年身子骨越发不中用。大夫天天叮嘱要静养，实在没什么能帮上忙的。”王瑞堂再三真诚的恳求下，马占山表示：“既然是为国家大局，我尽力而为。不过我这腿脚不利索，往后具体怎么操作，就让我的副官跟你对接吧。”

王瑞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能让马占山松口，已经是意外之喜。毕竟马占山在东北军里是出了名的硬气人，当年抗日时带着队伍跟日本人死磕，后来虽归顺中央，那股子傲气也没减。能让他亲自上门完成登记、交出武器，已经是烧高香了。

要说这马占山，还真没食言。七天后，他的副官就带着一队人走进了登记处。王瑞堂抬头一看，好家伙，足有七十多人！打头的是几个穿将官制服的，再往后是中校、少校，个个腰板挺直，神情严肃。马副官凑过来低声说：“王主任，这些人里头，有二十多是从东北军旧部过来的，剩下的四十多，都是听说马先生为人正直，主动来投案的。”王瑞堂粗略数了数，其中竟有两位中将军衔的，剩下的最低也是中校——放在这年头，这阵容相当于一个小团的指挥官全齐了。

让王瑞堂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马副官又带着七八十号人来。这次的人里头，除了之前没露面的东北军旧部，还有不少是从其他部队过来的——有的是听说了马占山的面子，觉得“跟着马将军干，心里踏实”；有的是被身边人劝动的，说“马先生都带头了，咱们还犹豫啥”。王瑞堂看着这阵仗，拉着马副官的手请转告马占山，对他的深明大义深表感谢。

打这以后，登记处的每天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当当。到三月底一统计，登记人数整整一万五千多！其中军官占了两千二百多，差不多占了一成半。再看北平另外三个登记处，加起来才两万一千零七十八人。王瑞堂这边的成绩，比人家三个加起来还多三倍不止！王瑞堂也因任务超额完成，受到了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