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之死：死前被误割右肾，死时口不能言，死后与原配妻子合葬

1928年8月18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留学归来，回国不久，在梁启超的多方奔波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先后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眼看着儿子和儿媳妇事业有成，夫妻恩爱，梁启超心中十分欣慰，但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心中不免遗憾。

可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他们不曾想到，为这个家奔波奉献了一辈子的老父亲梁启超即将不久于人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不亲待，有时候，梁思成本想着工作后可以好好孝顺父亲了，可是父亲梁启超却再也等不到了。

林徽因和梁思成

早在1925年，梁启超的身体便开始感到不适了，此时夫人李蕙仙已经撒手先去，梁启超于痛苦中生出更为强烈的紧迫感。

虽然他也会叹息，但是他自觉人生紧迫，要读的书、要写的文章却太多太多，更忙于讲学和著述。

那时候的梁启超，应清华大学的聘请，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写字台和讲台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著述不断，一如既往。

在清华，梁启超一直是莘莘学子们崇拜的偶像，和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格同被誉为四大名师。

由于长期过度用功，著述过勤，梁启超发现自己小便中开始带血，但是怕连累家人担心，他当时没有声张，一直瞒着所有人。

到了1925年底，梁启超的病情加重了，已经不仅是“体温不平，食欲不进”，在家人的再三劝告下，梁启超才同意去医院就诊。

1926年初，梁启超先是在一家德国人创办的医院诊治，后来转入协和医院治疗。

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医生对梁启超进行了反复核查，发现梁启超的一侧肾有疑似肿瘤的黑点，院方怀疑是尿血的病灶，最终决定：切除他右侧的肾。

由于当时梁启超在社会上知名度非常高，协和医院相当慎重，指定了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大夫来做这次肾切除手术。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很顺利，不过不幸的是，手术后切下来的肾和常人无异，并没有肿瘤，也不是便血的病因。

如此一来，梁启超白白被误切右肾，在做完手术后，仍然不断便血。

梁启超被切肾以后，不仅没有让他的病情好转，反而为他后来的早逝埋下了隐患。

右肾被切了，可是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这种结果，让一直陪着梁启超就诊的弟弟梁启勋疑惑不已，他严重怀疑：是医院误诊了。

梁启勋

然而，令梁启勋没想到的是，哥哥的灾难还在后面：接下来，医生怀疑梁启超便血的病根在牙齿，于是给梁启超一连拔去了七颗牙。

见到便血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善，医院又转而认为病因在于饮食，将梁启超“饿了几天”，结果梁启超饿的头晕眼花，依然便血。

院方一系列的操作令梁启勋火冒三丈，他气急败坏地找院方去追问，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任公的病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碍。”

这样的结果，令梁启超本人和梁启勋愤怒不已，但事已至此，除了接受现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梁启勋望着瘦骨嶙峋的哥哥心如刀割，此时的他内心充满了对医院治疗的不满，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哥哥被误割右肾，之后还拔了七颗牙，还饿了他好多天，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会活不成啊。

梁启勋一直确信：是医院误诊了。

晚年梁启超

那么，梁启超真的认为协和医院的诊治是完全正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对院方的诊治同样怀有怀疑，但是医院始终对他含糊其辞，一直到他找到著名西医伍连德帮忙才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梁启超的好友伍连德，在调阅了梁启超的病例后，曾经责备地指出：

“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西医团队）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好友的话让梁启超明白自己的确是被误诊了，1926年9月14日，梁启超曾写信给孩子们，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证明协和医院确实是“错误”了。

彼时西医在中国尚根基不稳，梁启超的病例一出，舆论大哗，坊间到处流传着协和医院判断失误，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的传言。

一时间，西医成为众矢之的，眼看着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梁启超赶忙拖着病体写了一份声明，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中呼吁：

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的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青年梁启超和子女

为了顾全大局，他再三叮嘱不让家人去谴责院方，因为当时梁启超的西医团队只有X光，没有CT，误诊也是必然。

梁启超之所以为协和医院辩白，是因为他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他是不想因为自己的个案，就阻断了作为“科学”象征的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梁启超明白，如果他控告协和医院，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恐怕又要推迟很多年，因此默默接受了这一切。

梁启超手术失误后，便血病时愈时发，伍连德医生警告他：“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十分保护身体不可，并且还得每隔两三个月到医院输血一次，以补其失，唯一的戒令是必须静养，节劳一切工作”。

可对此，梁启超并没有认真遵守，出院后的梁启超，请了中医开药，打算慢慢调养，他不听家人的劝阻，每日依然坚持到清华及燕京大学去讲学。

就在梁启超最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一连串的事又发生了。

中年梁启超

1926年8月底，梁启超的四妹病逝，1927年3月底，康有为去世，6月份，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这些噩耗令梁启超一次次伤感，加重了他的病情。

可梁启超忍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剧痛，仍然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务，拖着病体，照样执教于清华，不停歇的讲课，批作业，且笔耕不辍，熬夜写作。

1927年，梁启超发表的论著有《儒学哲学》《书法指导》《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总字数在30万以上。

家人苦谏，友朋苦劝，希望梁启超能治病、养病、静心休息，停止写作，可梁启超全然听不听去，反而对亲朋说道：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由于过度劳累，梁启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仅便血不断，血压不稳，心脏也在萎缩，于是不得已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采取“专注重补血”的方针，梁启超的病情略有好转。

青年梁启超

病情稍有好转，梁启超便急着要出院，1928年6月，出院后的梁启超终因身体不适而辞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职，返回天津养病，然而病情终无起色。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力不能支，但是案头上仍然满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资料，经常彻夜不眠，一心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早已忘却了自己是一名病人。

1928年10月中旬，梁启超再次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林徽因和梁思成得知消息后，直奔协和医院，此时的梁启超早已在医院住了接近一个星期。

刚住院的梁启超因为咳嗽厉害，怀疑是肺病，但是经过透视检查后，并没有发现肺部有异常，只是在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未乃利菌”，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当时的医学文献只有3例记载，均在欧美，梁启超是第4例。

能够杀灭此细菌的唯一药剂就是碘酒，而此时的梁启超病体孱弱，不便多用碘酒杀菌，只能勉强靠强心剂来维持生命。

当梁思成夫妇赶来医院时，看到父亲的样子不免心头一酸，梁启超双目黯淡、脸色灰白，由于喉咙中有大量痰阻塞，因此也不能说话，见到儿子儿媳也只能微微点头，并用目光表示内心的宽慰。

徐志摩

徐志摩得知恩师病重，从上海匆忙赶来探病，徐志摩望着病骨支离的老师，黯然神伤，泪水从眼眶中涌了出来。

林徽因告诉徐志摩：“父亲平常做学问太苦了，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到这个程度，还在赶写《辛稼轩年谱》。”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采用中药治疗了一段时间，梁启超的病情竟然略有好转，不但也开口说话，精神也好了很多。

此时的梁启超并不害怕死亡，但是却一直忧心着自己未完成的工作。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时，病中的梁启超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道辛弃疾61岁那年，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诗寄托哀思。

梁启超录下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没想到，这首诗竟然成了他的绝笔。

1929年1月17日，梁启超病况再度恶化，经过会诊，医生们决定只好注射碘酒，可由于梁启超病骨支离，实在难以承受，第二天便呼吸紧迫，神志已处于昏迷状态。

晚年梁启超

此时的梁启超深知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当众多儿女到达医院的病床前，梁启超神志微醒，内心虽有千言万语，却口不能言，只能紧紧握着梁思成的手，用目光望着儿女们，眼中流出了几滴泪水。

1929年1月19日下午2点，梁启超与世永别，年仅56岁。

梁启超的去世，让林徽因哀痛万分，她扑在梁思成的怀中哭了很久，当时的林徽因正怀有身孕，她多么希望公爹寿命再长些，能亲眼看到孙辈出生。

对于林徽因来说，公公梁启超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并没有半点区别，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好父亲。

梁思成和林徽因

早在1925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便一直接济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把林徽因在美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包了，并给林徽因写信说：“要以学业为重，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国留学是了。”

即便林徽因是梁启超未过门的儿媳妇，梁启超依然一力承担了她所有的留学费用，使得林徽因能完成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

林徽因和梁思成结婚后，梁启超更是为了他们的就职和前途多方奔波，最终审时度势，让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东北大学就职。

对于林徽因来说，梁启超帮她度过了最艰苦的日子，他给予的父爱丝毫不亚于亲生父亲，因此梁启超的死，令林徽因心如刀割。

梁启超和林徽因

梁启超去世后，遗体被送到地下室，装殓后，当晚送到宣武门外广惠寺，梁家为梁启超举行了佛教葬礼。

2月17日，京、沪两地同时开追悼会，文化界和军政界的要人几乎都出席，敬送祭帐和挽联，对梁启超一生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盛况空前。

梁家以及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按照梁启超生前的愿望，灵柩被送到了西山卧佛寺西东沟村和原配夫人李蕙仙合葬。

如果曾经去过北京植物园的朋友可以看到，在植物园东环路的银杏松柏区，有一座历史遗迹，那便是梁启超墓。

这座墓地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墓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背倚西山，坐北朝南，面积达4300平方米，周围用石头垒砌了矮墙，墓园之中种满了松柏，远远望去苍苍茫茫，沉沉一片绿色，很是庄严肃穆。

梁启超和夫人的合葬墓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高2.8米，宽1.7米，呈现凸字形，墓碑、墓顶以及供台衬墙均为淡黄色花岗岩雕刻，设计紧凑，古朴庄重，正面镌刻着：“先考任公政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十四个大字。

梁启超墓

在梁启超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据说，这是梁启超生前的遗愿，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曾经嘱咐子女：“将来行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前，题新会某某、夫人某某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浮词不用。”

对生死看得很淡，淡泊名利，死后也不愿被后人评说，简单来，简单去，可能这就是梁启超的个性吧。

梁思成和林徽因没想到的是，自己留学归来第一件设计的作品竟然是给自己的父亲设计墓碑。

梁启超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孙女出生，他去世六个月后，林徽因在协和医院生下一名女婴，女儿出生后，林徽因为了纪念梁启超，根据梁启超“饮冰室”的书房雅号，给女儿起名为梁再冰。

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

梁思成一直怀疑父亲死得太突然，他在他父亲逝世后两天登在《大公报》上的纪念文章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

40多年后，梁思成从为他治病的大夫那里得知了父亲早逝的真相，原来，当年为梁启超做手术的医生手术时没有仔细核对X光片，误将那个健康的肾脏切除。

这一重大的医疗事故不久便被院方发现了，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被当作“机密”保护了起来，此后不久，刘大夫便辞去了协和医院的职务，另谋职位去了。

只是，这一切，梁思成知道的太晚了。

当年的刘大夫和医院的名誉虽然因为保密而保住了，但是却受到了历史的、医德的永远谴责。

有人说，梁启超是带着一腔遗憾离去的，确实，他一生忙于著述，以文章名世，但是临终时案头上还放着《辛稼轩年谱》这本未竞之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晚年梁启超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被病魔缠身，仍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顽强地奋进。

假如梁启超不被误割右肾，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过度操劳，也许他不至于56岁便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