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勤务员忆：千里东归四次遇阻，最后一次几乎要上山打游击

李映光，在西路军中曾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的勤务员，1937年4月随李先念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通讯，1940年返回延安。下面是他回忆返回延安路上的遭遇，读后令人感慨。

西路军“新兵营”旧址

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返回延安

1939年上半年开始，国民党势力逐渐插入新疆，以“新兵营”的名义滞留新疆迪化的西路军左支队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并报告了重庆。陈潭秋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决定西路军左支队分成两部分，其中航空队的学员继续留在当地学习，其他人员则撤回延安。陈潭秋同志当时对同志们说：

“毛主席、党中央关怀着我们，现在国民党想吃掉我们这批人。这批人是党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决定送同志们回到延安去，回到党中央去。”

通过盛世才跟重庆国民党交涉，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批西路军左支队329名将士乘坐盛世才准备的卡车从迪化（乌鲁木齐）启程返回延安，并由两个高级副官护送。

启程前，为了防止在途中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战士们把这两年多学习的记录本和有文字的本子全部烧毁。在每辆汽车上装了三个油桶，两个装满汽油，一个桶内装进枪支弹药，把口封好，严防暴露。出发前又统一了名称，说我们是“苏联回国华侨"，为了参加抗日，要到陕北延安大学去学习。

高台一次遇阻遭国民党军包围

1940年1月1日，天空中下着鹅毛大雪。战士们乘坐20多辆汽车从迪化出发，党的领导人徐杰、毛泽民以及暂留新疆的同志都前来热烈地欢送。一路上，汽车疾驶在坎坷的泥土公路上，翻越了6000多公尺高的天山山脉，经过吐鲁番、哈密、星星峡，到了甘肃省的安西县，这段路程比较顺利。

由安西出发到酒泉，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盯上我们的车队了。沿路不许住房，不卖给饭吃，车队到加油站时不给加油。有一天下午4时左右，车队到达高台县城外。这里驻有国民党军约一个团的兵力，他们看到车队，如临大敌，叫把汽车停在城外很远的广场上。然后让战士们下车，不准带行李，步行进城，住在一个旅社里。战士们没进城时，城门口只有四个士兵把守，不久就增加到一个排，过一会儿又增加到一个步兵连。

城墙上处处都可看到持枪的士兵在走动。战士们住的旅社门口也派了兵，一个个横眉竖眼，不许车队的人员随便来往走动，甚至大小便都失去了自由，车队被监视隔离起来了。为此，领队陶子健同志向国民党县政府和驻军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他们立即撤出所有哨兵，保证车队全体人员的安全。但他们心怀叵测，拒不答复。

幸遇苏联援华车队安全到达兰州

恰巧，这时一个苏联援华运输物资的车队抵达高台，大约有100多辆汽车。每辆车上都架有机枪，每人都背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通过翻译介绍，知道车队是从新疆回延安的红军战士，他们很高兴，主动向高台县政府和驻军提出抗议，要求把所有哨兵立即撤出。否则，一切后果由当地政府负责。这样，国民党的驻军只好把哨兵撤掉，车队又恢复了自由。

那天下午，车队所有人没有吃饭，晚上11点钟左右，就集合整队上了汽车，离开了高台县城。当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加之一天没有吃一口热饭，喝一口热水，大家都感到饥寒难忍。有时冻得实在受不了，战士们就干脆下车在雪地上跑步。肚子饿了就勒紧裤腰带，嗓子干渴得要冒火，就抓把雪吃下去。

过了一会儿，苏联车队赶上来了，西路军战士的车队就和他们车队前后呼应，一起前进，有时还将西路军战士的车队夹在中间走，顺利地到达了张掖飞机场。这天晚上，国民党要检查西路军战士的车队。因为早有准备，与苏联车队停在一起。我们不露面，吃饭是苏联同志给我们捎回来的,所以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

后来,又继续行驶两天，到了武威城外，再向前进，就到了乌鞘岭。这座大山海拔 3500 多公尺山高路陡，天上下着大雪，道路上积雪三尺多厚，汽车没法行驶。我们就下车铲雪推车前进。为了迅速把车推上山去，几十个人推拉一辆车，用了四个多小时才把车推上山顶。

在推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路旁有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每人手拿大棒，追逼着许多穿着破烂不堪的民工在修公路。民工稍有怠慢就遭到大棒的毒打，阵阵的惨叫声，传到我们耳边。目睹这些惨景,我们非常气愤。到兰州后才知道，修公路的大部分民工是西路军失败后被马步芳俘虏的红军战士。

我们又行驶了两天，到了兰州黄河铁桥。国民党军队借口说怕日本飞机轰炸，不准我们通过铁桥。我们被阻拦了三天，吃的都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派工作人员送来的干粮饼子。一路上给我们打掩护的苏联车队也在此等了三天。经过再三交涉才放行，天亮以前我们插在苏联车队中间过了铁桥。

一到兰州，苏联车队就到了目的地，从此，一切就都靠我们自己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给我们送来了干粮和汽油。1月11日，汽车加油后正准备继续向西安方向前进。这时,突然开来一辆国民党的小车。车上下来三个人，手持公文，说他们是奉上级命令，和我们同路到延安作统战工作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家伙实际是国民党派的特务来监视我们行动的。

彬县再遭到国民党阻挠

一路上他们指使沿路加油站，不许给我们车队加油，不许卖给车队吃的，企图把车队卡死在路上。特务们千方百计刁难，战士们就和他们作坚决斗争。经过三天奔驰，车队到了六盘山。翻越六盘山，战士们是徒步 40华里登上山顶的。那时虽有汽车，但坡陡路险，汽车很难开上去。战士们又集中力量，一辆一辆地将汽车推上了六盘山顶。

当车队经过甘肃的平凉和陕西的长武等公路站时，车站不给车队的汽车加油，不卖给饭吃。特别是到了彬县时，国民党军队挡住车队不许走，要车队把车停放在指定的广场里，等待他们的上级来训话。他们不让车队自己做饭，每人只给吃一小碗稀面条。饭后就把战士们集中到一个广场里，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地包围着战士们。

一会来了一帮国民党“要员”给我们“训话”。他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一个接着一个，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套：要么是大骂共产党的一派胡言乱语，要么是煽动我们到重庆去，听国民党调遣等等。

在训话时，不许战士们坐下听，不许交头接耳，并不时有士兵到队列里检查。就这样从早上8时至下午4时，不让喝水，站得大家头晕眼花，腿痛肚子饿。身体弱的同志难以支撑，不少人嘴吐白沫，昏倒在地。

他们还企图与每个人分别谈话，企图瓦解战士们。彻底的领导向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拒绝个别谈话，坚决要到延安去学习，除去延安之外，哪里也不去。他们看到战士们的态度很坚决，无可奈何，只好放行。在这里战士们得出一条经验，就是要坚决与他们斗争。任凭他们威胁利诱，花言巧语，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坚定不移回延安的决心。

咸阳三次被围步行北上

经过许多曲折，车队来到咸阳城外，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又不许彻底走了。让把车停在距棉花打包厂200多公尺的一个广场里，周围岗哨林立。他们不许老百姓接触车队人员，不许卖给吃的，不准车队人员通信、打电报、打电话等。棉花打包厂的工人很同情战士们，偷偷地给战士们送来了饭。

在此住了三天，车队领导想办法找了一个人把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那里。林老得信后，亲自给送来了两卡车大饼和咸菜。并向战士们作了简短的讲话，讲了西安国民党的情况和陕甘宁边区延安的情况。同时指出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伎俩，要我们提高警惕和继续坚持斗争。并且指出到延安去还要准备吃大苦，汽车没油，要准备背行李步行到延安。

车队在咸阳停了五天，把两辆汽车的汽油合并在一台车上使用。经过充分准备后，汽车减少到15辆。到延安还有700多里路程，沿途还要经过泾阳、三原、耀县、铜川、宜君、黄陵、洛川等县。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汽车，大家每天很少坐车，注意节约用油。走了好几天，才到了紧靠陕甘宁边区的洛川县。

洛川四次被阻顺利返回延安

驻洛川县的军队是蒋介石从甘肃河西和青海调来执行围攻边区任务的马禄骑兵旅。车队到了洛川后，他们把战士们集中到城外一个广场里，不让老百姓接触，虽经多次交涉，仍不放行。战士们队由于沿路遭到敌人的重重阻拦，都憋了一肚子气，现在马上就要回到延安了，却又遭到马军的刁难。

大家实在不愿再忍受了，纷纷要求带队的同志，快下决心，拼上生命也要冲到边区去。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向大家讲明情况后，把几百人组成若干小队，并指定了队长。必要时把油桶打开，取出枪支弹药，上山打游击，冲破马军的封锁线回到边区去。

经过充分准备后，2月5日拂晓前，全体人员集合，大队领导下命令：

“向边区交道镇出发!”

战士们以五路队形前进。马军看到我们整装出发的几百名战士，也毫无办法，只得干瞪眼以目相送。

交道镇是边区我军与国民党的分界线，双方都驻有重兵把守。我们的大队走了一阵，天就渐渐亮了。这时我们看到公路两边的马军，个个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闪闪，整个公路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枪口对准了我们，并且在每隔 100公尺之间就架有一挺轻机枪。公路两边步兵的后面还排列着大队骑兵，马匹的嘶叫声和搬动机枪的撞击声，都可以清晰地听见。

大家目睹这一切，置之不理，昂首阔步继续前进，终于在下午1时到了交道镇。

距交道镇不远，我们就看到了迎风招展的鲜艳红旗。我们不约而同地跑步前进，在几百公尺外，便清晰地看到了戴八路军袖章的同志们。这时，锣鼓声、鞭炮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战士们万分高兴，一个冲刺就冲到我军警戒线内。

就这样经过一个月零五天，经历重重磨难，329名西路军将士终于回到了延安，实现了回家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李映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九军五十五师通信科长，青海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兰州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副部长，宁夏军区副参谋长、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