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在关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中，教员在一段时期内态度是复杂的。
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一再制止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
为此，他发动了数次政治运动，试图解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同时，教员看到，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必须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明显的成效。
教员有保留地支持周恩来工作、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工作，都是出于这个考虑。
但是，调整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一旦他认为越过了这个界限，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制止，1973年年底的批评周恩来便是一例。
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教员在政治上是信任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能力、在党内的影响力仍不放心。
因此，教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实现党和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掌握意识形态，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连续性。
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教员既想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又希望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整来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的考虑。
教员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虽然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的，但对周恩来、邓小平只是作政治上的“纠偏”和“警告”，不主张打倒他们；
他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肯定“四人帮”，但是对于他们企图趁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明确地表示不赞成。
1975年8月14日，教员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谈到关于《水浒》的看法，并且作了发挥。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教员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他对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被坚持的深切忧虑，他担心继承人改变其政策，“投降”，“让人招安”。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给教员写信：
（认为教员的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议将教员的指示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将自己给教员的信附上；
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文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教员批示同意，从而批准发动了评《水浒》的运动。教员发动评《水浒》的运动，目的还是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四人帮”则利用这个机会，将教员的忧虑变成为他们所用的政治运动，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家。评《水浒》运动的主题是“投降派”。
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 <水浒> 的评论》，揭开了评《水浒》运动的序幕。
这个评论阐述和发挥了教员的观点，强调认清“宋江投降后的地主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
短评提出，要“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同期刊登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如署名方岩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 <水浒> 的评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 <水浒> 》，等等。
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一场评《水浒》运动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 <水浒> 》，文章提出：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批修反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 <水浒> 的评论》一文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对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水浒》进行评论，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应当的，教员对《水浒》的评论，也有其精辟之处。
问题在于通过评论一部小说达到意识形态的宏大目标和指导现实的斗争，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又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报章杂志散布其“左”倾观点，将评《水浒》大加发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指责周恩来、邓小平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架空教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
她还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
“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
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江青还大谈所谓“架空”的问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
“党内有温和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姚文元在修改尹铭的文章《论 <水浒> 的现实意义》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从政治斗争的意义来看评《水浒》运动，不过是想借一个名义搞政治，《水浒》一书中对现实斗争有利的，均可利用，没有关系的就通过类比、附会来拉上关系，原来的历史事实或者小说情节依目的要求来取舍和随意改变。
如江青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的，千方百计弄了去”。
而《水浒》的情节中，卢俊义上山与晁盖并无关系，晁盖死后多时，宋江才开始考虑策划卢俊义上山的问题。
但对江青等人来说，原著如何写不要紧，要紧的是她说的意思，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架空晁盖，联系到现实政治便是周恩来拉邓小平出山架空教员。
1975年9月以后，教员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健康情况的变化和体力、精力的衰退，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了教员的联络员，成为教员与中央政治局沟通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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