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5年：米洛斯·福尔曼谈《飞越疯人院》

作者：Beverly Walker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1975年秋季刊）

导言：米洛斯·福尔曼在俄勒冈州立医院拍摄了这部改编自肯·凯西同名经典小说的电影。 《视与听》杂志访问了片场，观察到片中戏剧性的冲突开始蔓延到现实生活中，并采访了导演关于他认为「只有蜗牛才有平等」的观点。

关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如何刻画它以及对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是米洛斯·福尔曼在改编肯·凯西1962年著名小说《飞越疯人院》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部小说预示了末日般的青年叛乱，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力，而凯西比任何其他名人，包括艾伦·金斯伯格和蒂莫西·利里，都更能代表昔日反权威、迷幻药滥用的亚文化。

《飞越疯人院》（1975）

「花童世代」已然远去，但凯西仍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而任何对原著的重大改动都将引发目标观众群的背叛之声。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社会整体以及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某些精神治疗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谨慎处理。

简而言之，《飞越疯人院》的剧情围绕麦克默菲展开，这位自由奔放的浪子在劳役农场假装精神失常，迫使官员将他转送到当地的精神病院。他认为在那里生活会更轻松，并完美利用自己的机智与厚颜无耻，开始接管他被分配到的病房。病人们喜欢他，管理者不喜欢他，这就是故事的梗概，其中涉及强制电击治疗、脑叶切除术和死亡，最终以悲剧收场。

由于《飞越疯人院》项目历时13年才得以开拍，有多项重要决策在福尔曼加入之前就尘埃落定。杰克·尼科尔森已确定出演麦克默菲一角，俄勒冈州立医院将作为拍摄地点，且剧本已完成——实际上是两个版本中的第二个。第一版剧本由凯西本人撰写，但被制片人否决，认为其使得原著中存在的问题变本加厉。此后，凯西拒绝参与该片的任何制作工作。

福尔曼迅速接手，以最快速度赶往俄勒冈州立医院。他在那里住了几周，与年轻作家劳伦斯·奥邦合作完成了第三稿剧本。奥邦此前已独自完成了两稿。「我必须这么做来理清思绪，」福尔曼说。「当我同意执导这部电影时，善意的友人纷纷寄来精神病学方面的杂志。最终我抛开了所有这些，因为我越是深入研究，就越感到困惑。故事的挑战之一在于，你需要刻画一群在当时医生们尚不清楚精神疾病真正含义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决定只专注于一个人的故事，并且亲眼观察患者的行为。我几乎与他们同住，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如何走路、如何说话，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患的是什么病。我只能将『精神疾病』定义为无法在正常范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明言的规则的能力缺失。如果你无法做出这些持续的改变，这个环境就会称你为疯子。这当然表明精神疾病是一种社会疾病。而这就是原著的主题：它是对社会的隐喻。」

剧本的创作工作持续了数月，最终奥邦被第二位编剧博·古德曼替代。需要记住的是，福尔曼在捷克电影学院接受的是编剧训练，而非导演。尽管他的电影看起来像是即兴创作，但实际上经过了精心策划，这种对形式的执着追求使他与多位美国编剧产生了冲突。（在拍摄1971年的《逃家》时，他更换了四五位编剧才满意。）

福尔曼向来低调，从不承认与他人存在分歧，但奥邦则更为坦率。「我们的观点确实存在明显分歧，」他说。「我用对位音效营造出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如同游荡在精神病院中。米洛斯不想要这些。他总是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希望一切按部就班；他主要关心的是这个故事如何进行。」

可信度是最大的障碍。凯西在创作这本书时受到了多种药物的影响，主要是致幻药和佩奥特碱，书中常常出现令人发笑、感人至深或令人震撼的偏执幻想；但整体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就像一部迷幻卡通——而福尔曼认为，这种效果很难搬上大银幕。在最终成为对凯西小说精妙再现的剧本中，最大的牺牲品是高大的印第安人布罗姆登酋长，他担任故事的叙述者。

他是片名中的「那个人」（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最终飞越了疯人院。如果麦克默菲象征着美国心理中叛逆、侵略性的一面，那么酋长就是受伤、脆弱、恐惧的一面——那个因为无人倾听而停止说话的人。电影将他降格为边缘角色。尽管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构性决策（为了故事更容易被接受必须做出妥协），但印第安人的命运仍是美国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人们不禁觉得，删减了该角色个人历史的几乎所有细节是一个错误。

福尔曼不耐烦地回避了这个话题：「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众所周知。我从小就读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籍。酋长在电影中的地位与在书中一样重要。我们无需深入他的脑细胞，就能了解关于这个人的一切。」

「……无需深入他的脑细胞，」这是理解福尔曼的关键，他极度反感心理分析或任何带有忏悔意味的东西。他不会谈论自己的个人历史，纵然那段历史充满了悲剧。他不是一个喜欢花时间解释自己的人。在片场，他站在中心之外，安静地抽着烟斗——但像猫一样观察着一切。他提前将剧组带到俄勒冈州，进行大量即兴表演排练。「当我们最初开始排练时，他们的一切表现都过于夸张。于是，我让他们上楼观察真正的精神病人，许多人从中挑选出最微妙的行为习惯融入角色塑造。精神疾病患者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他们多么渴望看起来正常。」

医院目前仅有600名患者（过去曾有近3000名），因此医院得以将整个病房区全部腾出，供剧组用于拍摄和行政办公。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与该片制作相关的所有人，从联合制片人迈克尔·道格拉斯和索尔·扎恩兹到道具师和秘书，都在医院内度过了漫长的工时，几乎与医院融为一体。我听说真正的患者、医生和护士都参与了剧组工作，但从未想过自己无法将他们与演员区分开来。刚走进病房几分钟，我就完全迷失了。

尼科尔森正与一群衣着邋遢、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男人打台球。当我向他打招呼时，他问：「比利怎么样了？」就在那一刻，现实彻底颠倒了。后来，我从道格拉斯那里得知，我与比利·雷德菲尔德（译者注：即威廉·雷德菲尔德）的妻子长得极为相似，而她当时正患病，但我们显然不像双胞胎，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种诡异的封闭感正笼罩着整个剧组。

摄影师哈斯克尔·韦克斯勒似乎是在走廊健步如飞而非漫步，但他认出了我，问：「你来这里做什么？」然后又匆匆离去。我发现福尔曼和他的剪辑师赵汝钜在楼上，看起来有些精神恍惚。次日清晨，我得知韦克斯勒因「理念分歧」刚被解雇。（韦克斯勒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在其拍摄的众多政治纪录片及1969年电影《冷酷媒体》中已有体现，显然他无法接受福尔曼对素材的夸张喜剧化处理，且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 他是福尔曼个人的选择，解雇他的决定显然令人痛苦；他继续参与了影片制作，直到比尔·巴特勒——这位后来还接替他掌镜了《窃听大阴谋》（1974）的摄影师——抵达。

剧本确定后，福尔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演员的合作中。他花了一年时间挑选配角，最终从900多名接受面试和「测试」的演员中筛选出20人，这些测试是在模拟的团体治疗课程中进行的。「每个人都必须瞬间可辨且独一无二，」他告诉我，「但他们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协作。」我后来得知，围在尼科尔森身边的那些看起来阴森森的男人，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演员，他们头骨上的脑叶切除术疤痕，都由一位技艺高超的化妆师打造。但他们完全可以被视为病人，因为这种情境的政治氛围，与凯西小说中描述的，以及我在参观医院并旁听团体治疗课程时观察到的，几乎毫无二致。

尼科尔森是这个特定王国的王储，正如他的角色掌控了病房，他也掌控了整部电影。他哄骗、开玩笑、魅力四射；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乐于助人——而他总是如愿以偿。当他默默离场时，即使是在房间中央，也没有人敢靠近他。

从一开始，福尔曼就受到俄勒冈州官方的压力，要求他美化凯西描绘的精神病院形象，而其中一个场景——福尔曼保留下来的——一名患者被拖进套房的场景，也遭到了反对。事实上，福尔曼的观点在几乎所有涉及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描绘方面都占了上风，但他遇到了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名为「大护士」（由路易丝·弗莱彻饰演的护士拉契特）的角色——这是病房中唯一的女性主要角色，也是病房中的绝对暴君。

她体现了凯西故事中的厌女症，包括安妮·班克罗夫特和安吉拉·兰斯伯瑞在内的六位女演员都拒绝了这个角色。自凯西创造出这个怪物般的人物以来，女性运动已经带来了深刻的意识变革，她们不想参与其中。

福尔曼认为女演员们有些误入歧途：「我并不相信女性解放运动所有高尚的努力能让一切实现平等。看看自然界，那里始终存在不平等，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只有蜗牛才有平等……你看，如果你不得不接受愚蠢的命令，从男人那里接受比从女人那里接受更不屈辱。然而，凯西的书中有一个我讨厌的夸张之处，是无法放进电影的。」因此，出于美学考虑，福尔曼稍微软化了这个角色——只是稍微。

据福尔曼透露，当拍摄工作终于完成时，工作人员既感到如释重负，又感到悲伤。「我从未见过演员们像在这部电影中那样，在拍摄结束后仍沉浸在角色中，」他说，「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身上有一丝癫狂。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