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刺字、文身和簪花

世界古代各国都有刺字和文身的习俗，先在人身上刺字或图案，再涂以墨汁或其他色素，使之沉着于皮下组织，永不褪落。除刺字、文身而外，宋代还有簪花的习俗。

刺字

宋代继承前代习俗，在军人和大多数囚犯的面部或其他部位刺字。对于囚犯，是作为刑罚之一，北宋初仅适用于贷死的囚犯，此后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到大多数囚犯。至孝宗淳熙间，刺配法增至570条。神宗末年，重定黥配法，规定“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刺面分为大刺与小刺两种。凡被认为“情重凶恶”的囚犯，所刺之字稍大，两面分刺。仁宗赞成只刺一面，字样可稍大。所刺文字，如囚犯被判流罪，命刺其面为“刺配某州牢城”。如果罪不至此，量刑过重，则在这些字前加“特”字。高宗、孝宗时，对宽大处理给予“贷命”的“强盗”，在额上刺“强盗”二字，在脸上刺大字“配某州或某府重役”，或“配某州、府屯驻军重役”。如被宽大处理的“强盗”而可充兵，则在额上刺“免斩”二字，在“面刺双旗”。

北宋还继承前朝的习俗，凡招募士兵，皆在其面部刺上小字，“各识军号”。仁宗初年，规定在京东西、河北等路募兵，“当部送者刺‘指挥’二字”。庆历二年，选河北、河东强壮并抄民丁刺手背为“义勇”。康定间，又在环、庆二州以沿边弓手“涅手背充”寨户。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再次在陕西点义勇，“止涅手背”。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在河北招募蕃人弓箭手，“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二字”。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拟在陕西路招募“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南宋时，士兵仍然免不了在额部和手背刺字。方回记载说，当时“大军刺字，号以姓名；禁、厢军刺额，号以六点”。额部一般刺军号，手部一般刺姓名。

有些军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志向，也在自己身体上刺字。如北宋时，兵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赞在自己身上刺“赤心杀贼”四字，表示“愿死于贼”。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肤理”，相传是岳飞的母亲亲自替他刺上的。高宗初年，抗金名将王彦退入太行山，聚集义军。为表示抗敌的决心，义军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河北、河东百姓纷纷响应。

金朝奴婢的面部或身上往往刺字，对此朝廷一般不予过问。宋金战争之初，金军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命令各地大量捉拿中原民众，将他们没为奴婢，在这些奴婢“耳上刺‘官’字”，先“散养民间”，再“立价卖之”。南宋使者范成大在金朝亲眼看到奴婢“两颊刺‘逃走’二字”，系“主家私自黥涅”。其《清远店》诗云：“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而宋朝则禁止主人私自黥刺奴仆。宋英宗时，官员刘注被“追三官，潭州编管”，其罪状之一便是“刺仆人面，为‘逃走’二字”。

文身

宋代有些市井百姓喜欢文身，称为“刺绣”。迎神的团体称“锦体社”。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称“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荆州的街子葛清，自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和画：“不是此花偏爱菊”句，刺“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图，“黄夹缬林寒有叶”句，刺“一树上挂缬”图。共刺20多处，人们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宋太祖、太宗时，有“拣停军人”张花项，晚年出家做道士。当时习俗“以其项多雕篆”，所以“目之为‘花项’”。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年轻气盛，行为“不检”，“文其身”，被赐号“锦体谪仙”。东京百姓在大街上庆祝重大节日时，“少年狎客”往往追随在妓女队伍之后，也“跨马轻衫小帽”，另由三五名文身的“恶少年”“控马”，称“花腿”。所谓花腿，乃自臀而下，纹刺至足。东京“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南宋初，张俊所率军队常驻“行在”，挑选少壮长大的士兵皆刺花腿，防止逃往其他军队，“用为验也”。孝宗、宁宗时，饶州百姓朱三的“臂、股、胸、背皆刺文绣”；鄱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也“满身雕青”；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青狮子”。理宗淳祐以后，临安有名的店铺中有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其店主人显然也是刺双腿者。现存宋人画杂剧《卖眼药》绢画中，绘有一位手臂“点青”的市民（图一）。但朝廷严禁宗室“雕青”。

图一 南宋佚名 《杂剧卖眼药图》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不少南方少数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后裔，他们直到宋代仍保留文身的习俗，如《清波杂志》卷10称：广南黎洞“人皆文身，男女同浴”，以致有“文身及老幼，川浴女同男”之说。但又各有其特点，壮族先民只有女奴婢才黥面。《岭外代答》卷10《绣面》称“邕州溪峒使女，惧其逃亡，则黥其面”。而黎女绣面属于“吉礼”，《诸蕃志》卷下《黎》云：“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贺庆，惟婢获则不绣面。”黎族先民只有女性才绣面，而金齿蛮则男性与女性皆文身，并因此有绣面蛮、花脚蛮一类的称呼。《云南志略·诸蛮风俗》称：“文其面者，谓之绣面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马可波罗行纪·金齿州下》说：“男子刺黑线纹于臂腿下。刺之法，结五针为一束，刺肉出血，然后用一种黑色颜料擦其上，既擦，永不磨灭。此种黑线，为一种装饰，并为一种区别标识。”

簪花

宋代沿袭前朝习俗，不论社会地位或性别、年龄，在平时或节日，都簪戴花朵（图二）。

图二 宋佚名《宋仁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宋初起，逐步形成“故事”：凡大臣参加皇帝举办的宴会，皆赐给宫中名花，其中亲王和宰臣由内侍将花插在他们的幞头上，其他官员自己戴花。皇帝有时也特命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戴花，使旁观的官员们羡慕不已。每年三月，皇帝与大臣们赴金明池游玩，从宰相到从臣，都赐“生花”即鲜花，“皆簪花而归”。这些花朵分为三品：凡遇圣节大宴，如有辽朝使臣参加，则用绢帛做花，“示之以礼俭”。春、秋季的两次宴会，则用罗帛做花，“为甚美丽”。至于大礼后恭谢、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皇帝出行，到时安排小宴称为“对御”。凡遇“对御”，即赐从臣们“滴粉缕金花”，“极其珍巧矣”。在赐给从臣们“燕花”时，一般按照官员的品阶决定多少，而在赐给滴粉缕金花时，数量则比平常加倍。这些花朵因为是皇帝赐给的，所以又称“御花”，大臣们遇到这种场合都要穿“公裳，簪御花”。花朵一般都插在幞头上，所以又称“簪戴”。

宋朝皇帝每逢重要庆典，也簪戴花朵。如真宗时，曾特赐东京留守陈尧叟和大内都巡检使马知节御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花而行”。在宴会中，真宗命陈尧叟“尽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徽宗每次出游，回宫时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同时，对“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卫，悉赐花”。南宋时，官员们每逢重要节庆，如郊祀、明堂礼毕回銮、圣节、赐宴时，都在幞头簪花。花朵分为三种，一为大罗花，分为红、黄、银红三种颜色；二为栾枝即双枝，用各种颜色的罗制成；三为大绢花，分为红、银红两种。罗花以赐百官，栾枝赐卿、监以上官员，绢花赐将校以下武官。各级官员所戴花朵有一定的数量，不准随便超过限数（图三）。

图三 南宋佚名《田畯醉归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官民所戴花朵，除上述罗花、绢花、滴粉缕金花外，还有真花即生花，以及用通草、琉璃制成的花朵。人们喜爱簪戴真花的著名地区有洛阳和扬州，《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扬州居民与洛阳“无异”，“无贵贱皆喜戴花”。这两地居民所戴之花大都是真正的牡丹和芍药。当然，洛阳居民也有戴仿生花朵的。如宋太祖开宝初年，洛阳有李姓染匠，又“能打装花缬”，人们称之为“李装花”。这种仿生花朵使用罗、绢为材料。此外，还有用通草和琉璃即玻璃制作花朵的。如宁宗时，饶州一户居民以生产通草花朵为业。度宗时，宫中流行簪戴琉璃花，因此“都下人争效之”。当时，临安有人赋诗道：“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识者以为流离之兆。”

南宋临安的414行中，有面花儿行或花朵市、花团。著名的花市或花团在官巷，官巷内著名的花铺有齐家、归家花朵铺，它们专门生产和销售各种花朵，其中有“像生花朵”、“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等。

本文摘自《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朱瑞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来源：朱瑞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