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另一个新加坡故事

一

真英俊。

在第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代表坐在新加坡立法院议事厅。他坐在照片最右边，脸上带着显著的孩子气，仿佛刚从学生会走出来。他才23岁，是这个包括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内的宪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员。这是1956年4月，这个代表团将前往伦敦就制宪问题与殖民部官员谈判，为新加坡争取更大的自主性。他身旁的李光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

在第二张摄于1958年的照片中，他走在樟宜监狱的水泥墙旁，穿白衣白裤与凉鞋，左手插入裤兜，右手正向上挥舞。他偏分的发型一丝不苟，方正的面孔带着笑。他的神情与姿态，颇有一丝张国荣式的潇洒、不羁。若不是身旁那位黑肤色的狱警，你会觉得他不是前往牢狱，而是去参加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另一张摄于1961年的照片上，他站在立式的麦克风前，右手向上挥舞。他的脸颊丰满了一些，仍带着笑，他是在快乐世界向上万名支持者宣布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

而在第4张照片里，他着松垮的狱服，置身于几个狱友之中，对着镜头，他依旧向上挥舞着右臂。这是1965年的新加坡，也是这个国家的独立之年。作为独立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他身陷囹圄，关押他的正是他昔日的盟友李光耀。

在这本《我的黑白青春》中，我看到这些照片，几乎一下子就被林清祥的气质所吸引。他像极了20世纪中叶那些理想主义者的面貌——单纯、无私、乐观、愿意为信念献身。我几乎可以想象他在人群中的超凡魅力，当他大声用福建话喊出反对殖民者的口号时，他一定会引起剧烈的欢呼，而少女们则怦然心动。在那个年代，政治人物仍可以充当摇滚明星。

这本书的作者林清如是林清祥的弟弟，多少也缘于后者的关系，他也在监狱中度过9年时光，20岁到29岁，几乎是青春最灿烂之时。这本书的一部分是林清如对自己成长的描述，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马来亚的福建移民之子，林清如折射了20世纪东南亚的变迁。他的祖父母在辛亥革命前夕从泉州南下，是15世纪起就开始的断断续续地“下南洋”浪潮中的一员。他则从出生起就卷入了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中，日本人入侵、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作为东南亚的华人，你必然地陷入身份的纠缠之中。不管你反抗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你的精神源泉必然来自北方的中国。但是当你要面对要独立的马来亚或是新加坡时，你又如何处理自己的华人身份？况且1949年之后的中国又是被卷入红色意识形态之国，是冷战阵营的另一方。

在林清如的回忆录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代华人青年的精神结构，他们是阅读鲁迅、听《国际歌》的一代，对平等的渴望塑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代，现代意识形态与传播工具，令学生与工人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因为哥哥林清祥的缘故，林清如卷入其中，并随机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热情与意义。但随即，他就发现被背叛之痛。

林清如的回忆有跨越空间的亲切感，他的监狱生活让人想起台湾的《绿岛小夜曲》，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则是某个时代全世界的左倾青年们的共有特性。他也是个令人赞叹的服刑者，在狱中自修并取得学位。而在出狱后，他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

但是，他的哥哥林清祥则没那么幸运。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二部分，他集中回忆了林清祥，并刊登了后者的遗稿。

在1969年被释放、驱逐到英国后，林清祥不仅失去了政治舞台，甚至连人本身都被损坏了。在英国，他想重回学术界，却困难重重，打击接二连三，包括父亲的去世。在一张旧照片上，他站在伦敦街头的一个水果摊前，卖水果。几乎很难想象，他曾是东南亚最引人瞩目的青年政治领袖。当他在1996年去世时，他的痕迹几乎从新加坡历史中抹去。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占据了世界舆论的头条与新加坡的学生课本，他正是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他不仅将一个毫无希望的热带小国带入经济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他的洞见也远超这狭小的690平方公里，延续的岁月则更是绵长，从美国总统到日本首相，都乐于倾听他对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建议。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杂音。

二

我从未喜欢过新加坡。在10年前的一次短暂行程里，那些高楼给我一种压迫感，一切过分整洁与富有秩序，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在的空调似乎让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滞。只是在牛车水的街边排档喝虎牌啤酒时，我才感到一丝畅快。我的感受也深受荷兰作家Ian Buruma（伊恩·布鲁玛）的影响，这位荷兰作家称新加坡像是一个主题公园，异议的声音被严密、有效地清除，人们在繁荣与富足中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化成技术性的问题，生活的多样性与个人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

但10年前，这些感受都是书面上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而这一次到来，我则更真实地感受到不同声音的存在，另一个被压抑的新加坡声音的存在。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异议声音”，他看起来像是个温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张也不过是普遍的原则，却遭遇着长期的压制；当年的南洋大学的学生们，讲述华语在这个新加坡模式中被深深地压抑；还有再普通不过的青年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张沉闷的安全之网上……在书店里，我发现了一本绝妙的小书——《新加坡：被空调化的国家》。一位昔日的《海峡时报》的编辑Cherian Geonge（谢里安·乔治）用一种局内人才有的触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种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艺高超的控制能力，从自然到人的内心，它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与林清如先生的会面。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轩中，我和他们喝白粥、吃小菜，据说这种福建味道也是当年陈嘉庚的日常用餐。在会馆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也真是历史的嘲讽之处。在新加坡的历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个共产党，在那个严酷的冷战年代，这足以置他于死地。而如今的档案则证明，林清祥或许有左倾倾向，却未与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产生联系。而会馆的一楼却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位当年的南洋侨领在20世纪50年代初投奔新中国之后，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声了。他也无法再返回新加坡，这也是东南亚华人夹在历史潮流中的尴尬的另一个例证。

在乌节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看着人潮之涌动，耳边是此起彼伏的“Singlish”，到处是建国五十周年的横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没有出局，新加坡会变成何种模样？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因为同情历史的失败者，我们有意夸大了他的能力与魅力。新加坡也可能变成另一个金边、胡志明市吗？ 但这种或许的“夸张”也是对之前单向度历史的纠正。新加坡模式的裂缝正在出现。重塑记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新加坡正陷入一场“历史的战争”“记忆的战争”之中。尽管李光耀仍无处不在，但另一个叙述开始兴起。这多元的记忆与叙述，才可能创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