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故事：司马迁评价“削藩令”与“推恩令”

西汉初年，汉王朝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制度。帝国的西部地区实行郡县制度，东部则分封了众多的诸侯国，且多半是异姓诸侯。几乎伴随着刘邦的登基，诸侯王国就开始出现反叛现象，他们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想得到天下，而更多的则是不想兔死狗烹，被迫举兵造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刘邦最终除掉了长沙王吴芮之外的全部异姓王，并且把自己儿子和兄弟侄子们分封到各国，用同姓诸侯王取代了异姓诸侯王。

在刘邦去世前，他杀白马进行盟誓，要求诸侯王和军功贵族效忠大汉王朝，汉王朝只能分封刘姓族人为诸侯王，只能分封有功之人为侯，否则天下人一起攻击他。通过这些安排，刘邦幻想着大汉朝可以长治久安，然而白马盟誓并没有维持汉王朝的稳定，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不仅在财力上制约着中央，也在军事上威胁着中央，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

在解决诸侯王问题的过程中，晁错和主父偃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晁错在汉景帝继位之后便提出了“削藩令”，即根据诸侯王的违法乱纪现象，给予相应的惩罚，代价就是削去诸侯王国的部分封地。在“削藩令”提出后，以吴国和楚国为首的七个诸侯王联合造反，掀起了“七国之乱”，虽然这场动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平息，但晁错本人却因此被腰斩。这反映出汉景帝在动乱之初，对于动乱的产生是准备不足的，对于能否平叛成功更是信心不足的，所以他惊慌失措，以至于以为斩杀大臣就可以平息叛乱。然而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汉王朝对诸侯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诸侯王国威胁中央的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

汉武帝时期，为了保证对外作战的顺利，西汉王朝需要再次集权，需要在军事和财政上全面遏制诸侯王，从而将全天下的军事和财政资源集中在西汉王朝的手中，保障对外战争的物资供应。然而此时的诸侯王已经不敢再像从前那样犯上作乱了，没有过失就没法处罚，汉武帝只好明目张胆的进行勒索，逼迫诸侯王向朝廷进献大量的钱财，进而充实国库。

为了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汉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即诸侯王要分封王室的全部子孙，王室的子孙越多，诸侯王国被肢解的速度就越快，这样一来，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大的诸侯国不过一两个郡，小的诸侯国只是几个县，汉初以来的诸侯王国问题至此得到了彻底解决。然而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也没能得到善终，他因为得罪了众多诸侯王，也因为收受巨额的贿赂，最终被汉武帝诛灭全族。

“削藩”与“推恩”，两项法令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诸侯王国问题，晁错与主父偃两人最终可以说都是不得善终。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于两项法令的评价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司马迁看来，晁错的主张过于激进，直接促使诸侯王铤而走险，导致了七国之乱的爆发，本人也因此而遭到极刑。而主父偃提出“推恩令”的时代，诸侯国势力其实早已削弱，根本不能威胁中央，即使如此，主父偃依旧主张的是渐进式的削弱，并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刺激诸侯国反叛。不仅最终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国问题，而且还维持了社会的安定。显然，晁错的主张并不被司马迁认可，而主父偃的主张则更具有谋略。

站在那个时代来看，晁错的主张确实过于激进，也让汉景帝的政权面临了严重的危机。然而从三个月就平叛成功的结局来看，局势还没有坏到非杀晁错的地步。晁错之死固然和他得罪了诸侯王有关，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汉景帝的薄情寡义与冷血无情，以及他即位初期糟糕的执政能力。然而也正是因为七国之乱被迅速平息，汉王朝才初步解决了诸侯王国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讲，没有晁错的“削藩”，主父偃也就无法进一步实行“推恩”。换而言之，处在晁错的时代里，如果不采取相对过激的方式，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弱诸侯国，即使晁错提出“推恩”，恐怕也不会得到诸侯国的响应，皇帝的恩德无法推广下去，朝廷的威严也就不复存在，那司马迁笔下主父偃的谋略也就成为了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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