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被提拔为部长的内幕详情

来源：《我当文化部长那三年》

作者：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生于北京，1948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19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01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与院长于是之等。

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

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等。

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后来他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注：话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北京人艺原第一副院长），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呣呣呣呣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礼堂看根据陆文夫原著改编的影片《美食家》。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猫着腰进来找到了我，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正式提出来。

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我只希望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

02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

我找了胡乔木、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注：笔名光未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1986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佳，是因为我是一名写作人，却能顾全大局。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处境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

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

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副部长嘛。

在家里，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

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直觉中的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

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义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

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种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

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

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

我感谢他的说法。

03

1986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部长。

上任之前，作协的班子“欢送”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锲的几句话，他说，他要说几句话以壮行色，在中国想做点事，没有点权怎么行？不必想东想西，就去干吧。

最后几句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回忆起来倒是有点“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味儿。

我反复考虑我与文化部局级干部的第一次见面会，我特别强调希望刚刚退下去的老领导也与会，其中如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等都是文化界的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所以长期在文化部工作，不仅仅是靠任命，更靠的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

我能给大家讲些什么呢？

官话、念稿，不像王蒙。没有官话，不像部长。

做一个数学不等式，就是王蒙实在不像部长。

我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维护文化事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提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

我至今觉得讲得还算得体，也很实在。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比动辄变口号变政策好。

至于当时，周巍峙（注：曾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同志表示对于我的尊重，老同志颇感兴奋。林默涵同志拉住我的手说：“够你戗呀！”我相信他说得很友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是纪念外文版《中国文学》的一个会议吧，那时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

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

“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

陆天明（注：著名作家，儿子陆川）给我写了一封信，和悼词唁电差不多。

总而言之，他认为一个他唯一寄予期望的中国作家，从此不再存在了。

而最最鬼机灵的信件是河南作家张宇所写，他的一本小说集《活鬼》即将出版，他要我给他写一个序。

他说，有人对他说王某现在当了部长，不会有工夫给他写序了。他说，他不信，他认为，区区一个文化部长，当了也就当了，怎么可能影响王老师的文学活动呢？

这个家伙是太能看穿王某的心思了，明知是变相奉承，是游戏其词，其实是请君入瓮——我还是高兴得大笑起来。

知我者张宇也！

一位领导同志找几个刚刚被任命为文化思想宣传部门的领导的人开会，说我们几个是“跨世纪”的干部，我听了，觉得很重压，一直干到下一个世纪？太沉重了。

五月初，我应邀去烟台参加作协的儿童文学会议，初尝走到哪里都得到部长式的尊敬与完善接待的滋味。

后来又去了济南与曲阜。在曲阜，碰到旅居美国的学者董鼎山，董后来写文章，说是在孔子故里人们放鞭炮向新任文化部长致敬。

非也，那是是晚在那里举行宴会的一个商人的排场。

而在烟台时，住在靠海的迎宾馆中，在非游泳非旅游季节看到了略显寂寞空旷的悄悄的大海，我有些震动，因为过去一直是看游泳旺季，人头攒动的海。我写了一首诗《畅游》。

这是我最“牛”的一首诗，我自己至今为之感动。

04

我上任时，那时的文化部临时用着沙滩灰楼的西面部分。

我进到一个套间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好几部电话。红机是党政领导机关内部用的，一个电话机是要通过总机（部电话班）使用的，另一个是直拨外线的。

外屋有两个秘书，里屋就是我。

过了大半年，又搬到了孑民堂，在后院，是很高大的中式房间，中间一个大客厅多用于外事活动。

当年，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时曾住在孑民堂，一九五七年初，他“接见”我时，就是在现在用来会见外国客人的大会客室。

孑民堂与我有这么大缘分，三十年后我在这里办上公了。

每天早晨一到办公室，一定会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你的处理，简言之叫做“批文件”。

文件是五花八门的，涉及文化文艺者占不到半数，其他多是某次会议的计划，某个项目的兴建，某个活动的举行、规模、参与人名单和经费，此种叫做人财物的问题，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与生活经验面。

我是很注意横向尤其是纵向分工的原则的，就是说，该哪一级领导管的由哪一级领导去干，你不要越俎代庖。

上任后处理文件，第一次，我略感生疏，我将我批了的文件拿给办公厅的老秘书们看，他们告诉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乃放心大胆地处理起文件来了。

此时出了一个不算太大的问题。一位记者写了内参，说到电影的评奖中，尤其说到了评得比较专门、比较细的“金鸡奖”的繁复情状。

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内参后批道，怎么这个奖搞得这样光怪陆离？

恰恰此时，刚刚评出了的最佳故事片，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野山》，里面有个有点通俗的情节，两户农民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而每户农家的夫妇又恰恰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各走极端，一户是男的开放一点，女的慎重一点，另一户则是男的慎重一点，女的敢干一点。两家之间与各家内部发生了许多纠葛，最后，两个男人换了老婆，两家日子过好了，和睦了，也逐渐发达了。

领导同志看了此片，显然不甚满意，便让一些人看与提意见。

但是这次关于电影金鸡奖的说法却有点难办。金鸡奖包含二十几个奖项，诸如（最佳）导演、男演员、女演员、男配角、女配角、故事片、合拍片、摄影、化妆、美术片、科教片、儿童片，还有剪辑、音乐，等等，并无不正常之处，也谈不到光怪陆离，只是领导同志对之不甚熟悉罢了。

但领导说了话就要当回事，就要贯彻实行，为此金鸡奖拖下来了。

其时文化部已经不管电影了，但是有的领导特别让我去看片子，并强调说王是内行。我看了，怎么办呢？

稍稍再沉了沉，这也是毛主席教的招数，叫做冷处理。

然后我起草了一个书面意见，大意是，影片《远山》的主题是积极的，是歌颂农村的改革开放的。第二是，原著已经得到了好评，作者也是很有成绩的作家。第三，改编成电影后，换老婆的情节显得突出了些，可能放映后有各种说法和反映。

然后我发挥说，评奖并不意味着评出的作品完美无缺，评奖云云，可交由评委会正常操作，评出奖来，各方人士可以评论评奖，对于获奖作品可以也须说长道短，百家争鸣，指出不足，以利改进。此为“奖评”。

这后一段意见其实是受到周扬的一些议论的启发，他多次说过，要搞评奖，还要搞奖评。

我找了高占祥同志联合署名，向领导同志作了报告。领导同志圈阅，此事乃告解决。

05

但是我并非事事模棱两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就在我到文化部上岗的前几个月，一些大报上还刊登着由一些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

一位年轻一点的作家还向我描绘过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偶然举行舞会的情景。说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在舞会周边巡逻，一面看着翩翩起舞的年轻人，一面严肃阴沉地警告着：

“注意舞姿！注意舞姿！”

“保持距离！保持距离！”

我在与万里同志一次接触中，听到他讲，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

我乃起意要开放营业性舞厅。

摸摸底，说是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开放舞厅后会有流氓地痞前来捣乱，核心问题还是怕影响风化。我乃说，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来监督视察，可以穿制服来维持治安，也可以穿便衣前来调研，可以长期蹲点蹲坑（后者是行话，专指缉拿犯罪分子等）。

我还说，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以防范。现在可好了，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予以痛击吗？

我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神州大地上开舞厅才成了合法。

但浙江省，特别在一九八七年年初，恰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之时，由省人大常委做出一个正式决定，不执行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放并管好营业性舞厅的文件。许久他们并未有正式取消这一决定，但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已成废纸。

有一件事我做得非常不成功。部内有一些元老、大家、权威，我很尊敬他们，常常与他们座谈，听取意见等。

而每次开会，他们都大骂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

王朝闻老师扭着身子学歌星，论证歌星是何等的不堪。吴雪老师干脆提出文艺这样搞下去，中国会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庚老师则更是上纲上线地批判。

我不能不表态，否则等于组织老权威否定当今的文艺生活与文艺发展。我一表态就会与老人家们发生摩擦，也果然发生了摩擦。我毫无办法。

我后来的继任者，根本不再开这种听取意见的会议了，找来吃吃饭还偶一为之，找来提意见，谁会干这种傻事？会议室里炮声震天的场面再不会发生了。

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是太书生太君子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