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看不见的手”之外，经济世界里还有多少种“手”？

作者｜约翰·范·奥弗特韦德（Johan Van Overtveldt） 比利时前财政部部长，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整个欧盟金融和货币事务的“掌舵人”

斯蒂恩·罗切（Stijn Rocher） 比利时弗兰德财政部长政策顾问、安特卫普大学博士

16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自利动机与竞争共同驱动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和组织引向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和行动。在他的杰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和做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个他无意为之的目标……通过自利，他常常也同时为社会做贡献，并且可能比他想要做公益时贡献更大。我也从未听说那些一心为公的人真正做了多少好事”。

《货币之手》[比] 约翰·范·奥弗特维德 斯汀·罗切 著何平 译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6月

亚当·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使市场成为一种不断地“通过竞争将个人的贪婪转化为社会一般福利的均衡机制”。亚当·斯密对市场作用的洞察所形成的正式阐述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存在的起点。

基于亚当·斯密理念的政策显著提高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福祉，这些变化或多或少与《国富论》的出版同时发生。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将这一转变称为“（福利）激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与其合著者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在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开创性教科书中写道：“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平衡关系最基本的诗意表述。”然而，在极左派看来，“看不见的手”所描述的经济制度慷慨地奖励了自私无情的强者，却牺牲了穷人与弱者。这种观点对亚当·斯密来说很不公正，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他也承认，人的行为与动机远远不限于简单的自利。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几个世纪以来获得了无数共鸣，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看不见的手”仅提到四次，而且每次都涉及个人行为无意中导致的有益后果。其中一次，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酷爱奢侈品的富裕地主，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奢侈品的追求为成千上万的穷人提供了工作和收入。另一次，亚当·斯密讲到一个资本所有者以自己认为最能盈利的方式使用资本，从而为数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因此，只有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天才才能理解“看不见的手”产生作用的前因后果，但在经济学领域中，除了“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很多只“手”。

20世纪美国经济史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 Jr.）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企业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取代，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强大的制度。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的序言中宣称：“本书提出的主题是，现代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方面取代了市场机制。在许多经济部门，管理成为‘看得见的手’，并取代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力量那只‘看不见的手’。”

钱德勒把美国商业分为两个阶段：1850年前和1850年后。两个阶段之间的标志性事件是1850年前后大型铁路的兴起。1850年前，为有限区域内的消费者生产单一产品的小型单品类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类企业的经营活动“由市场和价格机制调节”。1850年后，为广阔区域的消费者生产不同产品的大型多品类企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的经营活动“由企业员工而非市场机制调节”，这一协调机制“产生了比市场机制调节下更高的生产力、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

今天，距亚当·斯密的理论已过去了两个半世纪，距钱德勒的理论也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反思“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关系的本质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发。例如，管理资本的“看得见的手”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忽视市场力量这一“看不见的手”？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难道不也必然受制于由消费者自主权、投入和资本市场所共同决定的产品市场行为的约束吗？也许更合适的说法是，“看得见的手”是“看不见的手”驱动下的反应。翻翻企业史也能很快发现，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最终决定了什么样的组织能够生存下来。如果忽视竞争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绝不会成功，甚至无法生存。

抛开钱德勒“看得见的手”这一概念的优点不论，时至今日，在政治家、官员和监管机构的种种行为背景下，这一词语已经牢牢地融入了经济词汇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影响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更加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看得见的手”不会以隐蔽而微妙的方式产生影响。

政府“看得见的手”专注的工作是纠正市场失灵，以及提供私有市场不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公共产品。然而，在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中，“看得见的手”也能够取代市场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竞争要素，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相结合。

研究政府和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分为“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当政治家和官员密切地参与到经济和工业领域时，这显然是“帮助之手”。政府指导经济进程，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官员的身份和职业诉求。当然，“帮助之手”模式也会存在腐败空间，但常常十分有限且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当“帮助之手”占据主导地位时，政府虽然有时会失灵，但相对有限。

然而，如果“掠夺之手”成为常态，政府就会成为经济的掠夺者和破坏者，腐败现象滋生，任意征税与监管随之而来。优秀人才不再从事生产，而是投身寻租行为。当“掠夺之手”占据主导地位时，“看得见的手”就无法提升公共福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帮助之手”常常会转变为“掠夺之手”。

如今已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操控经济的“手”变得比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更加复杂。央行行长强有力的“手”已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钱德勒所定义（或者说与今天常见的政府和监管）的“看得见的手”并存。不论央行行长的“手”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两者均有其说法），如今它都在社会的众多金融和经济决策中扮演着比以往更直接、更具干预性的角色。尽管市场力量、管理决策以及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过去10年中，它们都受到央行政策的直接影响。央行行长的手不只是简单的可见或不可见。

除了战争时期以外，央行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未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那样巨大。之后，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强化了已经成为主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加剧了这些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记者尼尔·欧文（Neil Irwin）就认为：“央行行长决定着人们能否找到工作、他们的储蓄是否安全，以及他们的国家最终是繁荣还是失败。”欧文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现实。虽然德拉吉说过央行行长“不是魔法师”，但现在他们已经接近人力所能及的极限了。当央行行长的“手”无处不在、无人不知时，魔法就产生了。

“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帮助之手”“掠夺之手”，这些描述都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央行行长，却都未能抓住21世纪央行作用的本质。英国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主席保罗·塔克（Paul Tucker）将央行行长形容为“技术官僚精英的典型代表……是未经选举而产生的权力中除司法与军队外的第三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