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捐赠近3000件（套）抗战文物史料（侨界关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景。（来源：纪念馆官网）

美籍华人鲁照宁（左）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受访者供图

不久前，美籍华人鲁照宁将其搜集的89件（套）反映日军在南京等地暴行的抗战文物史料，无偿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20余年捐赠生涯中的又一次捐赠。从2004年起，鲁照宁已向全国各地抗战纪念馆捐赠近3000件（套）史料。

“把日军暴行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我们离开这座城市时，最后看到的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江堤附近被有计划地处决，此前这里的尸体已堆积到齐膝深……这是过去几天南京惨状的典型写照。”这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驻华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1937年12月15日从美国军舰“瓦胡”号发往美国报道中的一段话。在捐赠仪式现场，读到这些字句时，鲁照宁几度哽咽。

在这篇名为《在地狱般的四天》的报道中，记者斯蒂尔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这篇报道发表在1937年12月18日出版的《旧金山纪事》第2版上，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馆藏的国际社会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早报道原件。

在鲁照宁此次捐赠的文物史料中，有很多报纸原件记录了当年日军飞机轰炸南京的惨状。例如1937年9月23日的《纽约时报》头版这样写着：“昨天，50架日本飞机对南京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两轮空袭。在最后一枚炸弹落下后，超过200名平民伤亡。”当天的《芝加哥每日论坛》也报道：“50多架日本飞机参与空袭，向城市投下200多枚炸弹，造成200多名中国平民伤亡，多数集中在城市最贫困区域。许多人被烧死，下关长江边贫民窟的草棚如火柴盒般被点燃……街道上满是肢体残缺、被烧焦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尸体。”

在鲁照宁搜集、捐赠的文物史料中，很多令他心意难平。例如，在他捐赠的1937年12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和1937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上，均转载了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上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年纪分别为25岁和26岁的日本军官，把赌注押在了这项成就上。鲁照宁说：“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收到西方媒体报道关于‘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纸原件，说明‘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残暴行径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里，如今能看到鲁照宁捐赠的不少文物史料，其中有一张“头颅抽烟照”触目惊心：一名中国男子的头颅被卡在铁丝和木头做成的护栏中，面部遍布累累伤痕和斑斑血迹，嘴中被塞进一支香烟。鲁照宁回忆：“2004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本1938年1月10日的美国《生活周刊》，这是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十八天。这幅图片真是让我震惊，它反映的场景血腥、残忍、变态。”

“当时海外媒体的这些报道，清晰地把日军的暴行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是来自第三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鲁照宁说。

“我相信历史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在捐赠史料的华侨华人中，鲁照宁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南京人，也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后代。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一面高3.5米、长近80米的墙壁，密密麻麻地印着遇难同胞的名字。其中的“鲁葆寅”，是鲁照宁的二爷爷。鲁照宁说：“父亲告诉我，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父亲的二叔留在南京看家，听到敲门声，他下楼开门，被日军刺死在自家门口。这不是屠杀是什么？”

鲁照宁的姑奶奶鲁美音，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烈碑上记录的唯一一位女航空英烈。鲁照宁介绍，日军侵华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对民航飞机实施无差别攻击。1940年10月，空中乘务员鲁美音所在的飞机遭到日机扫射。飞机紧急降落后，快要离开机舱时，她听到婴儿啼哭，便折返营救，途中不幸中弹身亡，年仅26岁，并且已经怀了身孕。

日军侵华期间，鲁照宁的家族中有6名亲人遇难。先辈的这些历史，他是后来在与长辈的交流中逐渐了解的。

16岁那年，鲁照宁随父母赴美定居，大学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纽约电力公司。上世纪末，他在华人报刊上看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这让他联想到小时候母亲告诉他，日军侵华期间，外公曾被日本军人扇耳光，掉了两颗牙齿。2000年，他读到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首次全面了解这段历史。后来看到日本右翼分子疯狂攻击该书及其作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开始有意识地在网上搜寻、整理日本侵华战争相关史料和证据。他这样解释：“我要用第三国的文字记录、信息、图片来反驳这些污蔑、谎言，我相信历史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鲁照宁一般通过国际拍卖平台收集、购买资料。在他的印象中，花费最多的一份资料是《日本侵华战争日记》合订本（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12月31日），为此他花费了1001美元。为了获得足够资金，退休前约20年间，他经常通过加班赚取费用。“一年工作了别人两年半的时间。我们正常一天工作8小时，超过的部分按1.5倍收入计。我有时熬通宵，有时周末加班。”

除了金钱之外，鲁照宁花费最多的就是时间。他介绍：“退休前，除了工作时间，我每天必须拿出4个小时在网络上搜寻日本侵华战争的史料，真的没想到这一做就是20多年。”

“收集抗战资料是我的使命”

在鲁照宁第一次捐赠历史资料时，家里人是反对的。彼时的他赚取的工资在当地虽属于中等收入，但需要支撑一家人的开销。他执意通过加班获得报酬，把很多支出投进看不见回报的收藏。他回忆说：“最初，家人觉得我疯了，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跟几十年前的纸张较劲。”

转折发生在2015年，鲁照宁和妻子返回南京。当看到丈夫捐赠的史料在纪念馆展厅占据整面墙壁，当听到各国参观者对这段历史的公正评价，她意识到丈夫这些年从事的这份事业的重要性。“现在每次收集资料，我的家人都帮忙整理复印件，他们都在支持我，让我有动力有信心继续找下去。”

在搜集史料过程中，鲁照宁需要面对许多挑战或“杂音”。有的收藏者为了生财，蓄意抬升史料价格；有的文物在邮寄过程中丢失，即便有快递号码也无法找回，这让他十分遗憾；有的人看到了商机，愿意高价收购他获得的资料，对此他一概拒绝。他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东西都能买卖，我每次都是无偿捐赠给博物馆。”

一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有时会问鲁照宁，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超过半个世纪，虽然可以在书上、在媒体报道上看到，但这与我们如今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总是这样回答：“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每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每个家庭的历史。我们都会老去，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历史不会。”

20多年来，陪伴鲁照宁最多的是那台已经过时的电脑和里面存储的大量二战史料，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记忆之一。“大家看到是这些数据、资料，但对我来说，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它们背后的故事，我都牢记在心。”他说，“收集抗战资料是我的使命，我会一直做下去。”（彭训文 王佳仪 周奕璇）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7月04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