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把所学所思“传递给别人”

李菁《历史的钟摆》是对八位中外历史学者（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柯文、裴宜理、伊佩霞、葛兆光、许倬云）的记录和访谈。2025年7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文︱葛兆光

一

李菁在撒马尔罕旅途中给我写信，让我给她对历史学家的访谈录新书写一篇序文，我其实很犹豫，因为她对我的采访也收在这本书里，这让我很难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过，看了书的部分内容之后，我又有些释然，因为这里涉及的学者们，除了较早过世的费正清之外，我和其他人多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交道。我和傅高义先生见过两面，特别在上海还有过一次较长谈话；周锡瑞先生不仅很早在北京见过面，他还在英文刊物上为我的《何为中国》英译本写过书评。我也给柯文先生的自传中文版《走过两遍的路》写过推荐词，说他能在几部著作中多方面为学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佩霞教授呢，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我就给她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译本写过评论，对比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说它不仅“扩充了历史记述的空间，也增添了历史阅读的兴趣”；而与许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特别是十年前，他不仅特意通过视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我的《宅兹中国》一书举办的讨论会上讲话，而稍后我也应邀给他的《华夏论述》写过“解说”。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更曾两度是她担任社长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访学者，至今我还清楚记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Cambridge一家西餐厅共进午餐时的谈话，她说到在安源和萍乡调查之难，这让我非常感慨。

二

这就是了。这部《李菁历史人物访谈录》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各自色彩不同，风格各异，而且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

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冲击-反应” （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人物来理解当代中国，“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训练”曾经是他的一个知识背景；同样研究当代中国，裴宜理却更关注“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伊佩霞是古代中国史专家，她的《宋徽宗》《内闱》和早期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是从女性、皇帝、贵族等不同层面，即书中所说的“于历史细微处”来理解传统中国的。同样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变迁角度观察历史，周锡瑞却是从义和团、辛亥革命，甚至一个姓“叶”的家族历史来观察近代中国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必须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为“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背后都是波澜壮阔却又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许倬云先生的专长在先秦社会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曾经是经典著作，不过最近他在美国看中国，写了好些观察大历史的著作，他自己说，他是“从制度史转变到社会经济史、转变到文化史、转变成大历史”。而我呢，当然也喜欢中国大历史，不过和许先生不一样，我不仅是从思想、宗教和文化史进入大历史的，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

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但历史学者却总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看到不同的历史因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分析立场。每一个历史学者，都试图呈现自己的特别看法。在这本书有关费正清的那篇里，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触，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让他们笔下的中国史，呈现出缤纷色彩，所以，他们才有“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的价值。

三

说到“被访谈”或者“被记录”，其实无论是记录还是访谈，看上去这些历史学者是主角，实际上提问、观察和记叙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接受过不少采访，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个好的提问者或记录者，她的问题和她的观察不仅可以让受访者愿意讲述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感想，也许，还可以激活受访者新的思考、新的联想，甚至产生新的观点，更能让读者从“读其书”到“知其人”，更洞察他们所处的时代。

李菁的访谈和叙述都很用心，在这部书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别讲述的一些关键的“点”，及一些有趣的“事”。这些“点”有的涉及学术大势，这些“事”有的则关系到学者本人。比如，195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区域研究，“对美国获得更全球化、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对外交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有关大历史的“点”；而1960年代的社会思潮影响周锡瑞走向“社会史”，则是因为“我们对外交事务、国家领袖和知识精英等已经没有研究兴趣了。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人民’”，这是关于学者的“事”；又比如，在伊佩霞最初进入中国学领域的时候，为什么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又译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事关重大”？这应该也是美国的中国学史中一个有趣关节；再比如成书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顾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仍然觉得书名起得恰到好处，为什么？他说是因为“这是对黑格尔的观点‘中国没有历史’最机智的反驳”。这话让我们更理解这一学术观念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而李菁的记录中也说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经在中国传教或任教，都会说中国话，但裴宜理年少时期从未记得父母用中文交流过，“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这真是有趣的事。

历史学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事的，是历史知识的开掘与积累，具体说，是有关东亚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好的学者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特别感动于书中柯文所说的那个故事，他说，费正清在六十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我想，李菁编这本记录学者的书，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学者的所学所思，“传递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