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变成工人，解除职务后反倒安慰妻子：在预料之中

“1978年3月，北京时间清晨七点整，‘孙健同志吗？请立即返京，有紧急通知。’”电话那头的男声毫无起伏，却像一记重锤砸在屋子里。话筒刚落，妻子林惠就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是不是工作出变动？”孙健平静地点头，轻描淡写一句：“大概是要我回炉当工人，这事儿早在我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

从副总理回到工人，这种跌落对普通人而言近乎天塌，可孙健并未多言。他简单收拾两件行李，把那件穿了多年的灰呢大衣叠得整整齐齐，随后看了看妻子：“放心，我没那么脆弱。之前是借了组织的光，现在收回去，也算物归原主。”林惠的眼圈一下红了，却被他的镇定按住情绪。

把时针拨回三年前。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一张39岁面孔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名单里——天津市委副书记孙健，被任命为分管工业、交通的副总理。那年会场上有人小声感慨：“这么年轻就坐到这把交椅，怕是史无前例。”其实连孙健本人都摸不清门道，只记得周总理勉励他多下基层，“三年里先别急着拍板，多把时间花在车间炉台。”

政治舞台的镁光灯凶猛刺目，他却把自己定位成“学徒工”。白天在国务院主持会议，晚上钻进首钢、天津拖拉机厂的车间找工人聊天。秘书们回忆，他最爱用笔记本记录日常，连螺丝规格、炉温曲线都手写。有人邀他去钓鱼放松，他连连摆手：“钓不上鱼，反倒添麻烦，不如听工段长一句牢骚。”

有意思的是，一次中南海散步，他偶遇谷牧。谷牧打趣：“怎么还没把爱人、孩子接进来？”孙健笑道，“学徒期间不兴带家属，等熬出师再说。”一句话把自己放在最低处。或许他早知这顶桂冠系得太松，风一吹就可能飘走。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生态急剧回调，来自工农基层的几位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陆续退场。吴桂贤、李素文先后主动请辞；陈永贵也在1980年申请退休。孙健心里明白，轮到自己只是时间问题。失眠症随身多年，一旦夜深他会起身到窗前抽支烟，嘴里嘟囔：“早晚得归队，急什么。”

3月返京那天，文件简短：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回原籍安排劳动。没有“组织处理”四字，也没有调查组。走出中南海正门，警卫给他敬礼，他笑着回礼，顺手把工作证交了回去。晚上到家，他先安慰妻子：“这是在预料之中，能平安落地就不错了。”林惠听完长舒一口气，却仍担心他的心理落差。孙健拍拍胸口：“我当工人出身，脱掉西服，还能抡扳手。”

回津后，他进入天津齿轮厂，被分到技术革新小组。第一周便钻进车床，研究一种自动送料装置。工友起初对这位前副总理有距离感，几次看见他推着工具车满地找材料，才放下戒心。有人悄悄问：“孙副总理，习惯吗？”他揉揉油污的手掌，“叫我老孙就行，我总算睡踏实觉了。”那晚，他真的一觉到天亮，困扰多年的失眠不治自愈。

1985年，厂里要开发大型数控机床，技术科把41份方案摆在桌面。孙健挑灯逐页审阅，提出降低成本8%的方案，最终被采纳。项目通过验收，厂长当众表扬：“老孙是咱们的顶梁柱。”会后有人打趣：“这算不算‘二次提拔’？”孙健乐了，“我原本就是齿轮里的一个齿，哪里来的提拔。”

1997年11月，癌症将他拉下了工作台。同事们自发凑钱置办葬礼，灵堂左侧摆着一只花篮，挽带写着“谷牧敬挽”。林惠看到熟悉的名字，眼泪夺眶而出，“他没忘记老孙。”那天，没有中央专车，没有仪仗，只有朴素的哀乐和几十名工友。一个副总理的名字与一位普通经理的遗像放在一起，显得格外静谧。

不少人疑惑：孙健究竟因何被免？官方文件从未点名“四人帮”牵连，更没有经济问题。历史学界普遍认为，1975年那次“工农干部集中进入高层”带有明显过渡性质，之后拨乱反正，干部队伍需重新调配，生产岗位急需熟知一线的技术骨干，孙健恰好契合这个需求。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时代把他抬起，又在合适的节点将他放回原处。

不得不说，孙健的经历很能说明一个规律：个人行止往往受国家节奏牵引，顺流而上不必张扬，退潮时亦无需抱怨。有人评价他“功名淡如菊”，他却只在生前留下短短一句：“我最舒服的身份，是工人。”这句话并未刻在墓碑，却印在了熟悉他的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