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为何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其另有“雄图大志”

作为我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项英曾立下许许多多的功绩。

但1941年，他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致使皖南新四军屡失北移良机，酿成了大部被俘或牺牲、他本人也被不幸被杀害的惨剧。

因为在这一场事变上存在过失行为，项英的许多功绩被抹煞，多年来围绕他存在着许多“不实之词”。

有人说，项英一直抗拒北上，是因为他另有“雄图大志”，想要建立“第二延安”。

事实上，项英为争取在新四军中的话语权，或许多有和叶挺“别苗头”的小心思，但对党的忠诚却是毋庸置疑。

否则，党和毛主席不会指定他担任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

成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

党和毛主席指定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项英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项英是1898年生人，来自湖北武昌一户贫苦农家。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项英即进入武汉一家纺织工厂当起了学徒，经年累月深受阶级压迫之苦。

难得的是，在做工之余，项英没有停止阅读书籍。

他的心中隐隐萌生了寻求解放的思想，却没能串联成体系，直到阅读了《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他才逐渐树立了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的理想，并有了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懈奋斗的信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项英将目光投向了工厂之外，参加了共产党员董必武、陈谭秋创办的工人夜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知识，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

这期间，项英领导武汉纺织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在工人群体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并因此受到了时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的包惠僧的重点关注。

1921年，受包惠僧指派，项英前往江岸筹建工人俱乐部，并在俱乐部正式挂牌成立后由工人一致推举，当选为干事。

项英的出色表现让包惠僧很是满意，1922年4月，他成为了项英的入党介绍人。

项英入党后受党委派发展武汉工会，即便遭遇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实行武力阻挠，他也坚持抗争不断，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

仅3个月的时间，项英就在武汉建立了20多个工会组织，发展出了3万多名会员，他本人还成为全国最早、最大的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组织主任

凭借这些出色的表现，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共二大。

这之后，项英更加积极地战斗在工人运动的第一线，在郑州反抗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在上海指挥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兰壮阔的“五卅”运动，在武汉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又受党指派，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于大革命转移至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

如此，项英在工人群体中建立了极高威望，31岁即当选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

而在这之前，30岁的他已经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和他同时当选的是周恩来、蔡和森等人。

第二，项英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人。

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之后，项英就开始参与了早期党务工作，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和相关议案。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成立时，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当时担任委员的有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人。

4月时苏区中央局改组，由毛主席担任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也占据了两位副主席中的一个席位，并作为副主席积极协助毛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用陈毅的话来说，项英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其直接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曾是一个“模范区”。

甚至，等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转移时，项英还临危受命，率部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

那时，中央留给他的约3万部队，有1万多人是伤病员，剩下一半多人手里只有大刀和梭标。

以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战力迎战50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项英承担着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压力。

彼时，留下的人员中，如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项英则顽强地坚持了长达3年，被称作是“全党的模范”、“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期间，党组织曾与他失去了联系，也是他听闻党组织在找寻自己后，主动向党中央报告，并派人去接应。

他对党的忠诚、对党的突出贡献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作为新四军的创建者，项英被任命为副军长，越过军长叶挺，成为了新四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抗拒北上的背后原因

尽管1937年国共两党便为联合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本质上蒋介石还是和过去一样，“仍是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当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制造摩擦遭到严重失败、第一次反共高潮也被打退之后，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他们会将“摩擦中心移至华中”。

这样一来，身处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就会陷入危险，随时可能迎来国民党顽固派的优势兵力进攻。

于是，1940年3月29日，毛主席就向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作出示警，让他们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受到袭击。

毛主席还表示，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新四军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只是，不说“万不得已”难以及时、准确地界定，项英就是想不管不顾地率部北上，在当时其实也很难实现。

这主要和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当时新四军的处境，确实使其难以自主行动。项英“长期株守”皖南多有被迫。

原来，项英领导下的新四军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部队，但为抗日大业计，却是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统辖”权在蒋介石手上。

这也意味着新四军的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也都受到了蒋介石的军委会限制。

这种情况下，新四军的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随时受到了监视，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这样的处境下，新四军无法自主行动，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北移的。

项英也是考虑到一旦北移，皖南新四军立刻就会遭受到国民党的优势兵力打击，为了不折损大部队，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甚至，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数次要项英“尊令北移”，也都考虑到新四军无法自主行动这一点，明确表示可以“宽以限期”，也就是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并没有说死。

再加上，1940年11月中共中央给项英的指示中还提到皖南新四军“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

项英便陷入了更大的被动中。

第二，党中央和毛主席其实也迟迟无法下定北移的决心，多次要求项英“坚持皖南阵地”。心存顾虑的项英就更是举棋不定。

早在1937年新四军组建后，一应的部署都是要新四军以“皖南为重心”。这一点是毛主席指示的，也是蒋介石拍板确定的。

便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新四军作出多次示警后，1940年4月，项英听从陈毅、粟裕建议，将新四军军部移至苏南，中央在下达同意的批复的同时，也要求项英做好部署，让“皖南力量不要太弱”，要项英“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党中央、毛主席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还在1941年1月得到再次体现。

当时已是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只有约2000人突围成功，其余约7000人或牺牲或被俘，包括副军长项英也不幸牺牲。

待新四军重建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刻要求新四军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

据此可知，党中央其实一直无法彻底放下皖南阵地，要皖南部队北移的决心也“没有早下”。

这一点在1941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证实。

当时，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项英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因此，项英“抗拒”北上多是被动，说他另有图谋的说法是一定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