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贤：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作新疆人 |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系列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为『心血管医学博物馆』整理原创内容

（全文共约 9000 字，阅读约需要23 分钟）

编者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句《国际歌》1歌词，在何秉贤教授的人生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医者的初心，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1955年从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疆，在天山脚下默默耕耘，用一生践行着“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信念。

如今，在新疆从医70余年的何秉贤教授已回到浙江休养。虽已鲐背之年，但何教授依然目光如炬，说起话来条理清晰，那份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

本稿根据既往资料和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学生李新立（二排左三）前往杭州为何秉贤庆生

记者：何教授，您好！能否先谈谈您的童年时光？那段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秉贤：我1931年1月28日出生在浙江兰溪，爷爷是当地的一名律师，父亲在上海一家民族资本轮船公司工作。记忆里，家庭充满书香和理想，但日本侵华战争2那会儿，一切都变了。

1943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占领兰溪，十二三岁的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屈辱，什么是痛苦。和10岁的弟弟一起，我们被迫为日本兵干苦力，每天从兰江取水，往山上的碉堡运送。那是一种怎样的屈辱啊——挑不动就得挨打，干完活还要跪下磕头感谢日本人。

最让人痛心的是看到他们杀害无辜百姓。有一次在汤溪县后张村，他们失踪了一个兵，就说是村民杀的，抓了老乡，最后枪杀了他们，还烧了全村200多家房子，这些都深深印在我心里。

那时候家里也很困难，父亲所在的公司经常发不下工资，导致我们家生活也愈发困难，肉眼可见锅中的饭越来越稀，一天三顿饭悄悄地变成了两顿。一家人靠着不断举债维持生计，债台高筑。最让我心痛的是母亲徐秀贞。因为看不起病，她在1952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43岁。那一刻，我暗自发誓：我要成为能够救助他人的人。

国破山河难保，皆因积贫积弱。屠刀之下，中国人任人欺凌成了寻常之事，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记者：1949年上海解放时，您亲历了这个历史时刻。那种感受一定很特别吧？

何秉贤：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和父亲站在人群中欢迎解放军进城。

说实话，我以前对旧军队印象都不好，见过的都是一些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的军阀们，但解放军完全不一样！他们朴素、纪律严明，充满对人民的尊重，人民群众送的鸡蛋等慰问品，他们都不接受，从不骚扰百姓，晚上就睡在马路边上过夜，对老百姓秋毫无犯。那些年轻的战士，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敬畏的坚定与希望。

所以当华东军政大学招生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就这样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部队里我当会计兼文化教员，给战士们上文化课，给卫生队的大夫、护士们讲英语课。7月底我们从上海出发支援第一野战军3解放大西北，大约行军一个多月才到兰州。一路上铁路、桥梁被破坏严重，我们很多时候只得步行，这段时间我们几乎都在急行军，没有休整过。

按照上级指示，我作为受保护的“小知识分子”，肩上也得扛着一支长枪，身上还绑着两枚手榴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8月26日兰州解放了，我也被颁发了一枚“兰州解放纪念章”。

年轻时的何秉贤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学医的？

何秉贤：全国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报效国家。选择学医，主要还是小时候看到太多人因为没钱看病，最后都没了，我母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当医生，也许能救助更多人，更多像母亲这样的病人，后来我就报考了兰州大学医学院4。

而且，我在兰州大学医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都跑到了相对安全的兰州市，兰州大学一时间就成了全国很有实力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

像病理学的马馥庭5教授、心血管的李尚举教授等等，都是留德留美的，水平很高，用的教材也是美国原版的，这五年让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医学基础，也更坚定了要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念头。

何秉贤在兰州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照，四排右四何秉贤

记者：那毕业时您又为什么选择来新疆呢？

何秉贤：其实，我当时完全可以要求回上海，毕竟是从那里来的。但我在毕业志愿书上写了：“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想，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要报答这份恩情，个人的事情是小事，国家的需要才是大事。国家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

兰州大学医学院领导经过研究，觉得我是优等生，决定分配我到新疆这个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急需人才的地区去，得知消息，我很开心。就这样，从鱼米之乡来到了天山脚下，开始了我的从医之旅。

记者：刚开始在新疆工作时，医疗条件如何？您遇到了哪些困难？

何秉贤：新疆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痛。1954年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6成立时，我被调到了这里工作。刚开始没有分科，包括我在内，内科共有8个大学刚毕业的住院大夫，也没主任，连主治大夫都没有，大家只好选了1名党员大夫当组长，疑难病号大家讨论。

新疆医学院成立之初

那时，新疆级别最高的医生就是前苏联帮助培养的中级医师，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全疆最好的设备就是前苏联制造的小型X射线机，先进医疗设备奇缺，农牧区更是没有。各地州医院仅能做一些简单的下腹部手术，如阑尾炎、痔疮手术等。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农牧区的产妇分娩，都是找当地接生婆，婴儿死亡率极高，有时候连产妇都保不住性命，而且，广大群众对这些事情都认命了，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

也有产妇临产时有想到医院生产的，可是路途遥远、道路不通，有些产妇临产时都已经破羊水了，人却还在几十千米以外的路上往县城里赶......

种种情况，我很痛心，这种现象必须要彻底改变！

行医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很多病人是少数民族，他们不会说汉语，我也不会说他们的话。当时看病就需要找翻译，但翻译不是随时都有。要说清楚一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手势比划，刚开始很费劲。

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要自己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并掌握他们的生活习惯。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语言，逐渐可以较为熟练地用维语或哈语与患者直接对话。

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多培养出合格的新疆当地医生来，各民族、各地区的都要有，让这些医生直接深入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民族中去开展工作。

记者：您在1957年做出了新疆第一份心电图，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何秉贤：1957年5月的一天，在汪师贞7老师的支持下，我负责心血管组，兼管心电图室，诞生了新疆的第一份心电图，后来也开展了心导管检查技术。

何秉贤操作心电图机器

之后，同来自同济医学院的张楚武、沈阳医学院的白玉茹、洪秀芳、华泽惠，哈尔滨医学院的吴福恩等团结协作，慢慢把心血管科发展起来了。

当时心外科的钱中希8教授率先在新疆完成开胸心脏手术，整个新疆当时只有我们医院可以做心脏手术，而且当时公费医疗9，病人非常多，我和白玉茹医生没日没夜地忙，筛查需要手术的病人。因为麻醉科医生不懂心电图，做手术时我还要去监护。就这样干了10多年，虽然辛苦，但看到能帮助这么多病人，心里还是很充实的。

记者：1958年您有机会留在北京阜外医院，为什么选择回新疆？当时内心有过犹豫吗？

何秉贤：没有犹豫，我在新疆习惯了，离不开，况且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何秉贤为患者听诊

1958年，组织安排我到北京阜外医院10、协和医院11进修，阜外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心脏病医院，都是全国知名的大专家，像阜外医院黄宛12教授、协和医院担任过毛主席保健医的方圻13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师。

离开阜外医院前，吴英恺14院士希望我能留在阜外，阜外医院各方面的条件比新疆好太多，开展工作也会顺畅很多，我要是能留下来，对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组织培养我，让我来北京进修，我就应该回去好好干。新疆的医疗条件那么差，我学了新技术，回去才能帮助更多人，服务好新疆人民。于是，我便婉拒了阜外医院的挽留，毅然返回新疆。

记者：后来您还有多次出国学习的机会，都是如何选择的？

何秉贤：1988年我获得英国皇家王宽诚奖学金15去英国学习，一年后英国方面希望我留下，还说可以把我爱人也接过去。

当时正好国内有些动荡，有位教授好心劝我说，现在回国可能会受到冲击，在英国条件又好。但我的根在中国啊，新疆人民还在等我学成回去呢。

后来还去美国、日本等地学习交流，条件都比国内好，但我从来没想过要留下。就是很朴素的观点，是国家培养了我，让我出国见世面、学技术，就是希望我能回来更好地服务，我怎么能光想着自己呢？

而且说实话，我也舍不得新疆，新疆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这里的人民纯朴善良，对我们医生很尊重。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习惯了，舍不得，舍不得他们。

记者：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您是如何坚持科研工作的？那段经历一定很难吧？

何秉贤：那段时间很困难，有人说我走“白专道路”，给我扣帽子。但我一直都记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党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当时白天要开会，我就晚上在家看书。图书馆也关闭了，大批外文资料无人借阅，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图书馆悄悄建立了“地下联系”，偷偷借些外文书回家看。

1967年我们就想编一部心电向量图的教材，因为国内还没有。那时候搞研究是“犯错误”，只能偷偷摸摸地做。我骑自行车在图书馆和医院之间跑，翻遍了所有相关书籍，完全靠手摘录，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肝功能有问题，都让我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当时生怕时间不够啊。

“拼了，与其休息多活几年，不如抓紧工作少活几年！”

1976年9月，在参考国外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历经近十载编著五十多万字的《临床心电向量图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心电向量学著作，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1976年《临床心电向量图学》出版

记者：您如何看待新疆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在基层工作中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吗？

何秉贤：新疆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高，我们走遍了全疆大大小小的工厂矿区、农村牧区。从1979年至1991年，我们国家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高血压普查，我都直接参与其中并负责新疆的普查工作。

经费有限，参与普查的人吃住都在当地的卫校，并且培训动员卫校学生一起参与普查。新疆地方大，有些普查点很偏僻，交通不便，上面也说到，我们经费有限，更多时候都是坐毛驴车或骑马到处跑。

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在驴背上搞的高血压普查”。

当时新疆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农舍都很简陋，大部分农民家中没有任何家具，只能坐在地炕上。普查时农民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然后是牧民，去趟牧区不容易。原来我以为牧民生活很浪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实际上牧区都在山里，家家户户住得很分散，翻山越岭一天只能走四五家，我们只能走到哪住到哪。

何秉贤在牧区开展巡回医疗

好在牧民特别好客，到哪都有奶茶喝。他们每天要喝二十多碗奶茶，加很多盐，所以盐摄入量特别高。这可能是高血压发病率高的一个原因。

在开展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团队对新疆各民族的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的临床和流行病学开展科研，并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假性高血压研究。我们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高血压的重要科研论著，许多科研成果填补了新疆乃至国内心血管病的研究空白。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经过各方面多年的宣传教育，新疆少数民族的高血压发病率在日常诊疗中已有明显下降。

记者：在临床工作中，您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何秉贤：有一次夏天我们外出巡诊，牧区有产妇要生孩子，负责接生的女大夫不会骑马，我就陪她去，一边骑自己的马，一边牵着她的马。

没想到走到河边时，她的马不肯过河，还往后退，一下子把我拉到水里了。虽然是夏天，但山里的水还是很冷，我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颤。但为了产妇，我们顾不了那么多，继续赶路，直到孩子平安出生。当我们返回医疗队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还有个60多岁的农民高血压头晕，每周几十块钱的药费负担不起。我检查后发现他的身体情况尚好，就给他开了一瓶尼群地平，并嘱咐其低盐饮食，戒烟戒酒。两周后复诊，老农血压下降，症状减轻，我又给他加开一瓶双氢克尿噻，两药联用，每天不到一毛钱。

一年多后，这位农民拿着自己种的蘑菇来找我，说：“何主任，我吃了您开的药，血压一直很好。我种蘑菇发了财，今天来谢谢您。”我不肯收，他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我出去就把它扔了！”我只好收下了，我认为是最珍贵的礼物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遇到，老百姓很淳朴，只要真心为他们着想，他们都记在心里。

记者：新疆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民族关系复杂，关于民族团结方面您有什么具体做法吗？

何秉贤：新疆有13个少数民族，语言和习惯各不相同，在全疆分布比较广泛，总的情况是大杂居，小聚居，只有当地的医生才能更好地解决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等问题。而且他们在家乡工作，照顾父母、孩子上学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所以我主张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医生，让他们为本民族群众服务。

何秉贤与肉孜·阿吉一同工作学习

我的学生肉孜·阿吉16就是个例子。他是维吾尔族，在学校时我是他老师，毕业后我们在同一科室工作。我记得他是1956年的冬天从喀什坐了10天的卡车才到乌鲁木齐上学，成为我教的第一期学生。上学期间，肉孜·阿吉汉语不好，我经常开小灶帮他补习语言和专业课。

毕业后，肉孜·阿吉留在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俩相互配合，互相帮助，关系很好。大家说我们是民族团结的典型，自治区还表彰过我们，成为“民族团结一对红”的楷模。

我还经常带学生到国外学习，肉孜·阿吉我就带他去过日本好几次，我还给他当翻译，只有让各民族的人都有学习机会，见识广了，对建设才有好处。

在民族地区，用心对待病人，也是润物无声的民族团结；让普通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就是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贡献。

记者：您在医学教育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培养学生有什么心得体会？

何秉贤：我既是医生也是老师，从北京进修回来后，就开始带学生。新疆医学院第一批学生，我也参与了培养，包括上课、带实习、下乡等等。

何秉贤指导研究生，李新立（左一）

前面也说过，我开始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来解决广大新疆看病难的问题，现在我可以说新疆各地医院都有我教过的学生，连乡镇卫生院都有，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出国留学，回来后成为当地骨干。

我逢人总是讲：“在新疆，走到哪都有我的学生，这是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为了让基层医生及时了解新知识新技术，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每年都编写《心血管内科进展学术讲座》，专门为基层心血管内科医生撰写，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我每年写一本，已连续出了24本，深受全疆心血管医生的欢迎。

2005年2月，新医大一附院举行首批八位名医称号授予大会（右四：何秉贤）

记者：您如何处理医患关系？有什么心得体会？

何秉贤：上面种蘑菇老农的故事其实就很明了了，医生对患者是“真心换真心”，作为医生一定要做到“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

现在医患关系有时候比较紧张，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想还是沟通的问题。医生要有耐心，要用心和病人交流，让他们感受到你是真心想帮助他们。

科室交班指导诊疗（桌前左二：何秉贤）

记者：您的座右铭是什么？这个座右铭又如何指导您的一生？

何秉贤：我的座右铭是：“人生短促，奋发图强；清心寡欲，身心健康；德艺双馨，终身受益；回首往事，无怨无悔。”

我从一个经历过苦难的孩子，到参军报国，再到学医扎根新疆，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治病、育人”。

我见证了新疆从缺医少药到现代医疗技术基本赶上内地先进地区的发展历程。从心电图、心向量图、心导管检查、起搏器安装等等，现在连南疆地区都可以做心脏支架了，不用再跑到乌鲁木齐找大医院了。

看到患者的疾病能够在当地解决，看到基层都有我们新疆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医生，觉得这一辈子辛苦付出值了！

何秉贤教授与同事探讨心电图

记者：对年轻医生有什么寄语？

何秉贤：年轻人到边疆来，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要明白，个人的价值只有和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边疆虽然条件艰苦，但正是因为艰苦，才更需要人才，也更能锻炼人才。

何秉贤赴京出席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纪念照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我留在了上海或者北京，可能生活会更舒适一些，但我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感。在新疆，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看到了自己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价值，这种满足感是金钱买不来的。

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边疆的工作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困难。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工作条件艰苦，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但是只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些困难都不是问题。

再次，要虚心学习。到了边疆，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才能真正融入当地，才能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

最后，要有长远的打算。不要把到边疆工作当作是临时的安排，要把它当作是自己人生的选择。只有扎下根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

新疆是个好地方，这里天高地阔，民风淳朴，各民族团结和睦。年轻人到这里来，不仅能够为边疆建设贡献力量，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成就自己。

何秉贤与夫人鲁世元

结语

2007年何秉贤荣获第六届“黄宛心电学奖”

天山有雪莲，常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傲霜斗雪、顽强生长，当地少数民族视之为奇珍药草。在他们眼里，何秉贤教授犹如永远绽放的雪莲，70年扎根天山，70年默默绽放，70年散发着芬芳。

何教授已鲐背之年，就像陪伴他数十年的老自行车，掉了漆，生了锈，却承载着一个医者在天山脚下奔波的身影，如同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作新疆人”的深情告白，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医者初心，什么是报国情怀。

今天，有幸回望这位老人的一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写照。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有多少像何秉贤教授这般的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告别故乡，奔赴边疆，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他们是真正的时代脊梁，是永远绽放的雪莲！

内容参考

• 新华网 《永远绽放的雪莲花--记我国第一代援疆人、心血管病名医何秉贤》

• 天山网《何秉贤:开枝散叶 为培养少数民族医生奉献一生》

• 微信公众号“新医微讯”：《新医·记忆|建校元老：何秉贤》

• 微信公众号“中国循环杂志”：《何秉贤：从日本铁蹄下的小孩到扎根儿新疆的骑毛驴专家》

• 微信公众号 “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像胡杨般扎根边疆--何秉贤》

何秉贤

1931年1月生于浙江省兰溪县。1949年5月在上海工作，同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经部队推荐，考取兰州医学院。1955年毕业后志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先后被分配至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新疆地质局工作。1957年5月，调入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工作，历任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内科副主任、主任，干部病房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

何秉贤对心血管病和心电学研究造诣很深，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自治区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新疆心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新疆医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心血管分会和老年病分会主任委员。还曾任国家卫生部心血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导师评委，多部专业期刊编委、副主编。

荣获国际自然医学会奖项、黄宛心电学奖、中国心电学突出贡献奖、中国高血压突出贡献奖等多项学术奖项。同时，还曾任自治区第五届至第八届人大代表、常委，第五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荣获“中国好医生”、“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2018年中国最美医生”等称号。

1. 《国际歌》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歌词由欧仁·鲍狄埃于1871年6月1日创作，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6月为其谱曲，目前流传中文版本为有关部门于1962年组织专家对萧三译本进行修改审定。

2. 日本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历经14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

3. 第一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时任主要领导人有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等。

4. 兰州医学院 现兰州大学医学部，前身是1932年省立甘肃学院创办的医学专修科。

5. 马馥庭（1901—1984），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河北定州人，德国符兹堡大学及柏林大学双医学博士，曾任河北医学院院长、西北医学院病理科主任，主编《病理学各论》，毕生致力于病理学教学与研究。

6.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始建于1954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原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管理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7. 汪师贞（1925—2013），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新疆医学教育奠基人，创建西北首个心血管博士点，以高血压研究与心脏超声诊断技术革新推动边疆医疗发展，历任四届新疆政协副主席。

8. 钱中希（1923—2005），新疆胸心外科奠基人，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支援新疆，开创全疆首例心脏手术并建立西北首个胸心外科体系。

9. 公费医疗 中国于1952年6月正式确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由国家财政拨款，为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特定群体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医疗服务，但因覆盖范围有限、缺乏控费机制等问题逐步改革。

10. 阜外医院 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级三级甲等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现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在地。

11. 协和医院 始建于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国际顶尖的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家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

12. 黄宛（1918—2010），中国临床心电图学奠基人、心血管内科开拓者，阜外医院首任心内科主任，国内首创12导联心电图标准体系，所著《临床心电图学》六版发行数百万册，被誉为“中国心电学旗帜”。

13. 方圻（1920—2018），中国心血管病学奠基人之一、北京协和医院荣誉院长，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以精湛医术守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健康三十余年，获我国医疗界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

14. 吴英恺，（1910年5月8日—2003年11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首任会长，中国胸心外科的开创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学创始人，组建了三个医院和五个外科，在医疗、预防、科研、教学和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15. 英国皇家王宽诚奖学金 1985年由爱国商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王宽诚先生，倾资1亿美元创立，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

16. 肉孜·阿吉 维吾尔族，新疆医学院二期少数民族本科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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