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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年初,历经艰难苏联最终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这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盟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随着战争窘况的日益消退,盟国之间的不和与冲突也随之显露,对于战争以后的政策思考逐渐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这一点在美英苏三大国势力共存的伊朗表现得尤为明显。
1、美国准备介入伊朗的准备
1943年1月,刚到近东事务处工作不久的约翰·杰尼根草拟了一份题为《美国在伊朗的政策》的文件(俗称杰尼根备忘录),杰尼根不仅分析了当时的伊朗形势,更重要的是他试图把美国对伊政策从战时转到战后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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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尼根看来,英苏竞争是伊朗保持独立稳定的最大障碍,不幸的是战后它们还会继续在伊朗的争夺;苏联对伊朗北部省份阿塞拜疆心有所图,这一地区形势将尤为紧张;由于英、苏两国对对方的怀疑不断加深,两国都很容易在对方的行动中挖掘出自己长期占领伊朗的合理性,而意识到这一紧迫形势的伊朗政府肯定会向美国接近以获取援助。
基于上述认识,杰尼根建议美国要在伊朗实施“新政”,建设公共工程项目,提供物资援助,保护伊朗免受外国的剥削。
在杰尼根看来:
当时“美国正处于独自巩固伊朗的位置上,要使伊朗强大到既不需要英国也不需要苏联的援助就可保持国内秩序的程度…我们可以如此牢固地在伊朗设立毫不利己的顾问,以致没有任何和平会议会考虑如下建议:建立一个英国或苏联保护国或者‘承认’英国或苏联享有‘支配性’利益”。
杰尼根备忘录在美国相关部门得到广泛认同。这份文件把苏联视为是对伊朗持久和平的最大威胁,认为美国可以公正地帮助消除大国在伊朗的竞争和影响,而且因为美国自身的“纯洁”,备忘录想当然地认为英苏不会怀凝美国在伊朗有什么阴谋,这个想法就太过于天真或者自以为是了。
事实上,早在1942年下半年,美英之间、美英和苏联之间就已经在伊朗出现不和谐的音符,甚至一些伊朗人也认为美国是他们的“麻烦制造者”,他们把美国顾问当作由战争、外国占领、内部冲突引起的诸多问题的替罪羊。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机构对伊朗的看法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分歧,而这两个部门在伊朗都有自己的真实存在一顾问团和军队,它们观点的相异不可避免的会给美国在伊朗的形象造成一些冲击,使伊朗人对美国产生一些负面认识。
事实上,随着涉入伊朗内部事务程度的不断加深,美国在伊朗的形象已经不再如它想象的那么“纯洁”了,而且它对英苏在伊朗利益的威胁越来越大,三大国在那里的竞争也就在所难免,它们围绕伊朗石油租让权的争夺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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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强化了石油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随着二战对石油的严重消耗,美国对外部石油的需求迅速上升,这促使美国官方及石油商不得不寻找新的油源,在此等情况下,至1943年,伊朗石油就成为美国人非常关注并渴求之物。为了获取新的石油租让权,在明知会招致英苏两国反对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仍然积极支持本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朗。
面对美国石油公司的介入,不管是苏联还是英国,均表现出强烈的抵制之意,于是,三大国纷纷运用各自的政治影响力对伊朗当局或游说或拉拢或施压,盟国在伊朗的竞争已经是既成事实,美国再也不是对伊朗利益毫无所求的“纯洁者”了。
2、苏联撤军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伊朗政策也面临调整,这一任务遂落在了掌管近东非洲事务处的罗伊·W·亨德森肩上。
对外政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就伊朗而言,美国在这里不仅有商业、航空利益,更有石油利益,但是伊朗持续的动荡以及英、苏的反对都会影响到美国在伊朗的获益,导致美国私有公司不愿意到那里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亨德森主张盟国停止对伊朗的干涉,放弃对伊朗国内运输的控制,撤出他们在伊朗的军队,他认为上述措施可以帮助伊朗维护主权独立,也可以在伊朗创造一个良好市场;亨德森还主张如果伊朗的主权受到别国威胁的话,美国应该支持伊朗。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威胁伊朗主权的“别国”事实上就是苏联,但是在亨德森看来,苏联为了更好地建立世界霸权作铺垫,的确怀有“获取波斯湾港口的野心”。亨德森的对伊政策设想鲜明显示了美国外交之自以为是观,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他对自己的行为怀有深深的道德优越感,不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为己谋求私利、而是造福他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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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的这一特征同样表现在了二战后的对伊朗政策上,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1945年10月,华盛顿作出美国军事代表团继续停留伊朗的决定,当时美国决策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之事,伊朗国家的发展需要美国做出如此姿态——美国认识到英苏势力的存在,会对伊朗造成重大伤害,所以要大力把英苏势力赶出伊朗而自己独存于此,但华盛顿又竟然认为自己只是为造福于波斯人而留,意念至此,美国还真够“例外”的。
在二战结束前后,伊朗和苏联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这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苏联迟迟不肯从伊朗撤军和苏联支持伊朗境内的分裂势力。在伊苏冲突中,美国站在伊朗一边与苏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冷战”。
至于盟国从伊朗撤军问题,其实早在1942年1月伊英苏签订的三国条约中就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盟军要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完全撤离伊朗,而且在1943年英美苏首脑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点,按照上述规定,1946年3月2日应该是盟国从伊朗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
可是在二战结束后,盟国特别是苏联拒绝按照先前的规定从伊朗撤军,这让伊朗人颇为愤慨,也让华盛顿深感不满。在1945年5月联合国成立筹备大会上,伊朗人再次提到盟国的撤军问题,当时伊朗政府向英美苏发出照会,要它们遵守三国条约,尽快完成撤军事宜。
但是苏联对伊朗的这个照会视而不见;非但如此,苏联还加大了对伊朗北部有分裂倾向的阿塞拜疆、库尔德地区的支持力度,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派出军队,企图平定上述两地的叛乱,但是由于苏联特别是驻伊苏军的从中作梗,伊朗政府的军事行动没见成效。
通过这一无功而返的军事行动,伊朗政府更加认识到苏联对自己国家的严重威胁,因而对盟国从伊朗撤军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
苏联在伊朗北部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德黑兰寝食难安,而且也让华盛顿深感震惊,这时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最担心的伊朗事态莫过于它会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下。
毕竟,此时的冷战苗头已经显现。针对苏联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地区的干涉,美国驻苏联使馆官员、“长电报”的作者乔治·福斯特·凯南认为,苏联的阿塞拜疆政策是其对所有周边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苏联的意图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亲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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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也确信,苏联会鼓动阿塞拜疆搞独立,然后再申请加入苏联,这样苏联就有了在伊朗扩展影响的工具。在亨德森看来,美国几乎无力阻止苏联的上述计划,他认为时下对于美国来说最紧要的是立即从伊朗完全撤回自己的军队,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英国和苏联立即撤军。
经过一番争论后,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立即从伊朗撤回所有部队,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表达了撤军愿望,虽然美英不相信苏联人会遵守诺言,但是华盛顿和伦敦均认为此时显示美英团结是一重要之事,认为这是抵制苏联对伊朗扩张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英分别于1946年元旦和1月3日从伊朗撤军,此后,面对苏军的按兵不动,美英大力怂恿伊朗就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这也使得伊苏争端成为联合国成立后接受的第一桩诉讼案,夺得如此头名苏联自然是颜面大失,但是也颇为无奈,经过与伊朗政府的再三谈判,苏联最终在5月6日完成了从伊朗撤军。
3、阿塞拜疆危机
在伊苏围绕撤军问题进行争吵之际,困扰两国关系的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苏联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分裂势力的支持。
伊朗阿塞拜疆省与苏联接壤,它历来对巴列维王朝持敌视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当初礼萨王实施中央集权化时,严重削弱了阿塞拜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且还禁止使用这里的传统语言进行教学等。靠近阿塞拜疆的库尔德斯坦也是伊朗分裂倾向比较严重的省份。在1941年苏联出兵伊朗后,生活在苏联的一些伊朗阿塞拜疆人在皮塞瓦里的带领下纷纷回国,计划建立一个亲苏政权。
1945年12月,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相继宣告成立。面对此等严峻之状况,伊朗政府向美国紧急求援,请求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尽快撤军,阻止其煽动支持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的分裂行径,为了更好地与华盛顿沟通,当时巴列维国王还派出他最信任的王室大臣侯赛因·阿拉为驻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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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阿塞拜疆事件在美国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当关国驻伊朗大使华莱士·莫雷了解到苏联在伊朗北部的所作所为后,曾悲观地认为伊朗很快就要失去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这两个重要的省份。
解决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危机的关键在于促使苏联停止对上述两个分离地区的支持,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使苏联军队尽快撤出伊朗,这也是美国加大迫使苏军撤出伊朗的外交力度的原因。
在1946年5月苏联完成从伊朗的撤军后,阿塞拜疆和库尔德的分离势力几乎顿时陷入困顿状态;1946年12月,在为第15届议会选举恢复秩序的借口下,伊朗政府向阿塞拜疆派去了部队,在政府军到达色拉子前,自发的人民起义就已经推翻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也很快就被击败,有数百人被击毙或逮捕,另有1万多人逃亡苏联,伊朗中央政府比较顺利地解决了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问题,阿塞拜疆危机至此宣告结束。
当阿塞拜疆危机临近结束时,美国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对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作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波斯湾的石油在与苏联交锋中价值重大,所以伊朗具有“非常关键的战略利益”。
基于此等认识,美国在1947年和1948年与伊朗重新签订和拓宽了1943年达成的军事顾问协议,这个协议要求美国帮助伊朗训练军队和宪兵力量;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人数有了迅速提升,双边的经济、商业、文化交流也有了大的增加;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还于1947年年初在德黑兰建立了分支机构等。
4、伊朗对英国关系的恶化
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以后,就利益竞争而言,美国在伊朗仅剩下一个外部对手了,那就是先前和它一起反对苏联的英国。虽然二战以后英国的国力骤然下降,其国际地位也不复当年之盛,但它仍然是对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国家,因为英国人控制下的英伊石油公司仍然垄断着伊朗的石油,数十年来与伊朗部分势力建立的联系依然存在,美国若要控制伊朗,就必须先要击退英国在那里的竞争,而接下来英伊冲突则恰好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打击英国在伊朗势力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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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伊英冲突源于伊朗石油收益的分配。伊朗虽然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因为国家的贫弱和技术的落后,最先从伊朗石油中受益的却是英国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英国人就涉足伊朗的石油业,建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即“英伊石油公司”的前身。英伊石油公司是20世纪40年代英国垄断资本在海外最大的企业,它犹如是伊朗的国中之国:拥有的租让权土地占伊朗领土的16%;年产石油3000万吨,占中东石油产量的36.4%;在1914-1950年间,公司从伊朗榨取的利润高达50亿美元;有自己的机场、铁路、港口和电讯设施;还建有武装警察等。
英国政府是英伊石油公司的大股东之一,通过这家公司,英国把很大一部分伊朗石油收益据为己有。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垄断了伊朗石油,在1950年,公司实现利润几近2亿英镑,英国政府作为税收得到5000万英镑,但是伊朗政府仅仅获得1600万英镑的收入。
在公司高层中也没有伊朗人,而且如果伊朗要从公司购买石油的话,出价比英国还要高,也比从苏联进口石油贵。
20世纪40年代后期,伊朗经济陷入了困境,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伊朗议会于1949年通过了一个七年发展计划,该计划的每年预算为5800万美元,当时伊朗决策者把资金来源寄托在伊朗的石油收入以及外部援助上。对于刚刚经历惨烈二战的世界各国而言,惨淡经营的比比皆是,再加上伊朗本身局势的持续动荡,所以在争取外援时很不顺利,美国也仅仅向伊朗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援助。
外援引进的不力使深受资金匮乏之苦的伊朗更加依赖自己的石油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希望能与英伊石油公司重新签署利润分成协议,期望能够大幅度增加伊朗政府的收益份额,但是伊朗人的这一美好愿望遭到英伊石油公司的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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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充足外援的情况下,英伊石油公司的此等态度等于说是断绝了伊朗的七年发展计划,这是伊朗决策者和爱国者所难以接受的;另外,当时多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愤恨的伊朗人认为,只要把已经剥削伊朗多年的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伊朗所面临的经济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正是在此等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自然,英伊关系也随之迅速恶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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