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自动化时代的大学，如何面对功能过载？

西文传统中的学校（school）一词源于闲暇（skholee），在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先哲的眼中，胜任和享受闲暇本身就是教育与人生的目的。但在分工越发复杂、节律越发忙碌的现代社会，学校和教育都开始脱离其原生的闲暇意涵，承载起更为多元的社会功能与大众期望。在这种情境下，大学是否还能安放我们的灵魂？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否还值得追求？AI时代的求知与教育又将面临何种困境？这些问题都不时萦绕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脑海中。

大学作为复合体的多重功能

作为芝加哥大学传统的高徒，以色列教育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特别擅长跨国别爬梳各种纷繁复杂的二手文献，从中比较和总结出高等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在《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一书中，他通过模式识别的方式，在宏观层面抽象出了现代大学的五种功能模式——专业训练、通识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批评、促进社会平等与正义。这五大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各种机制，整合入大学这个实体中，从而将现代大学形塑成一个不同功能同时存在而又相互冲突的复合体，推动其演进至今。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并逐渐从教会、王权和城市的管辖中独立出来，成为特殊的法人团体与社会范畴，相应地，其师生也蜕变成具有社会特权的特殊身份团体，接受三科（语法、逻辑、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等博雅教育。这种纯粹以训练心智为教学目标的非职业性教育虽然符合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长久美好想象，却在现代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19世纪以来，西方高等教育的一大改革动力与目标就是在以古典学或自然哲学为价值核心的博雅教育之外，探索一条能够打破传统教育带来的身份特权，并提供多种类型的专门职业教育的现代高等教育之路。

大革命后，法国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加速了财政—军事国家的扩张和高等教育的改革，通过各种资格考试来选拔社会精英，废除传统教育特权，从而形成了一套二元高等教育体系，一头是巴黎高师等笼络精英的大学院，另一头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大学。英国走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在新兴基层实务工作者及其协会与传统特权行会的斗争中，在新式学院及其大学联合体和牛津、剑桥两所精英院校的竞技中，专业主义应运而生，使知识和技术成为获取专业职业和会员资格的核心标准。

现今公共叙事中对大学的想象，很多都以19世纪末德国的研究性大学为模板：大学里盛行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的学徒制，教授作为老师傅带着有天赋的学生学徒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研攻关。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和学术研究的组织化成为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研结合的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生不再都向往师徒制小作坊的纯粹科研，而成为了规模化大生产的劳动后备军。为此，美国的企业家校长与留德学者合作，形成了本科博雅教育和研究生专业与研究教育的进阶梯度。这种等级划分成功地将专业训练与学位、教育与研究融合起来，铸就了二战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功。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全书不过200余页，却纵横200年追溯与比较了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滥觞与功能冲突，通识教育、职业训练、学术研究及各种社会职能在社会变迁中被嵌入到大学这一历史复合体中，使其作为变动的多目标函数，并无唯一最优解，只能留待人们不断探索与求解。

教育通胀下的逃离高校指南

本-戴维的研究助理、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针对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异化成用学历换取职位，从而造成教育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其《文凭社会》一书中，提出一个极其激进的解决方案——废除文凭制度，让学历和劳动力市场完全脱钩，以免重蹈中国晚清覆辙，培养出一个有功名却无实职的举人群体。无疑，当学历变成通货、学术变为知识生产后，高等教育的教育与研究的内在价值就有被掏空的危险。因此，逃离学术界成为近些年高校学子和“青椒”的热点议题。

一方面，学历通货膨胀的后果是永久性教职不到十分之一的供不应求，非升即走、不发表就出局、不稳定就业成了“出清”的制度性手段；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传承下来的将研究视为天职的传统，使得转行者面临价值失序的自我质疑。这正是拉丁文和罗马文学学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面临的困境——《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一书实际上是他通过写作他人经验和自我分析而实现的失范疗愈，甚至可以说是他从单向度的窄化学术训练的自我设限中抽身出来，重新开始认识自己和自我再教育的过程。

回归常识并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访谈收集信息同步打开社交网络、提炼与美化简历、积累业界经验与能力及维系个人IP、适应新职业黑话与文化环境，这些在被社会百般“毒打”的打工人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求职技巧，却让出身学院派的卡特林“大书特书”，将自身从高校“青椒”转行战略咨询的全程经历完整记录下来，并按不同时期给予了后来者以各种简单明了且极具实操性的建议。《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的这种ABC教科书的写作风格，配上各章节末尾的三道行动习题，何尝不是卡特林在脱离学术界后继续从事教育事业的另一条路径，即通过自身经历帮助更多面临相似困境的学子与“青椒”打开更多求职可能性，帮助他们打破将求学从教视作惯性、将高校视为庇护所的美好想象，直面个人所需与现实要求。

知识自动化时代的求知教育

高等教育的危机和学术圈的内卷似乎成为信息爆炸和知识生产的时代必然，但芝加哥大学的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并不认为这是晚近才有的新问题，在《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这部演讲合集中，他超脱专业社会学的视角局限，跃升到理论高度，给出了关于求知与教育本质的思考。

通过一系列算法操作，将求知简化为寻找信息和列点列表，这种现象成为现今很多人对求知的通俗理解。无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操作的是老旧的统计推断封装软件包（SPSS），还是调用新潮的具有深度推理功能的通用语言大模型（ChatGPT、DeepSeek），可能在阿伯特看来都并无二致——21世纪我们自诩为伟大革命的搜索引擎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本质上跟20世纪初的大型通用图书馆推广的编目和索引功能并无不同。前者虽然加载了深度神经网络等高深理论，但与后者一样，都是人们应对知识过载的简化策略，都在基于主题词索引和词频分析等基础逻辑来应对海量的新生信息。如果无法拆开这些黑箱模型，不明就里地检索信息和调用算法，那么与其说是我们作为人类求知者在进行求知，不如说是各种新奇机器和模型作为求知者在对知识进行自动化处理，将其加工为商品，而组织这个求知生产与加工过程的大型组织将其产出视为私有产权，并顺理成章地征收知识地租。

在知识自动化生产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境下，阿伯特作为一名老派教育家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他坚持认为，芝加哥大学这种精英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无法给学生带来世俗成功、良好职业和认知与通用能力。对学生来说，教育并非学习技术或者获得名利的手段，经历教育本身就是目的；而对教师来说，教育则是有可能实现自我成长的赠予。在商品化的知识教育之外建立具身性的师徒制、在线性推理之外学会关联性想象、在认知取向之外培养道德与情感，从而认识复杂性与接受不确定性，凡此种种才是阿伯特眼中高等教育的最终归旨。

学校本是教育发生的闲暇之地，当专业成为职业生涯敲门砖、学术研究变成不稳定就业时，大学作为师生的栖身之所也就卷入了太多前置和复杂的社会需求。在承续历史传统与面向未来科技的平衡中留存教育、研究和知识的多重可能性，理应成为大学这个复合体在未来时代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