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食人魔”张永明8年杀害17人 一手炮制“鸵鸟肉事件”

云南老汉8年杀害17人，将肉拿去市场卖，自称是“鸵鸟肉”引哄抢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宛如一颗镶嵌在大地之上的璀璨明珠，是一座山清水秀、古韵悠长的千年古镇。它距离昆明市中心不过四十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作为古滇文化的发祥地，晋城镇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留存着众多名胜古迹，散发着浓郁的历史韵味。它亦是云南首批开放的旅游小镇之一，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此地依仗滇池南岸那片肥沃的土地，种植业也极为发达。鲜嫩的蔬菜经过冷冻打包等精细工序，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

然而，距离晋城镇不到30分钟路程的南门村，在2012年5月却爆出一宗惊天大案，令世人震惊不已。但凡了解过这起案情的人，无不感到惊悚与恐惧，心中不禁发问：这世上为何会有如此之残忍的凶手？

自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共有17人离奇失踪。尤其是在2012年5月前的8个月中，竟有6名青少年失踪，而失踪地点就发生在这片长约2公里、宽约0.5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内。

直至2012年，在最后一名失踪者家属联合其他失踪者家属的曝光之下，这些失踪案件才受到广泛重视，凶手张永明也终于浮出水面。“云南食人魔”的名号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张永明是晋城镇南门村人，出生于1958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仅有初中文化，性格极为孤僻，总是沉默寡言。

身边的人都不太愿意与他交往、交朋友。父母离世后，他更是独自一人居住在晋城镇南门村委会南门村225号。

据传，张永明的母亲是个极为暴力之人，她曾虐待自己的二儿媳妇余会仙（音译），致使她与二儿子家的关系恶劣到极点，后来便断了往来。

还有传闻称，张永明的母亲曾经将一个卖酒的人杀害，但此事年代过于久远，已无从证实。

张永明的二哥叫能荣（小名），1980年，在菜市场与邻居发生激烈争吵，竟用锄头击打邻居的头部，几乎将邻居的整个头颅锄下，邻居当场死亡。所以，提及他们家，众人皆心生畏惧，根本无法预知他们何时会突然失控伤人。

张永明母亲和哥哥的暴力行为，似乎也为张永明为何会犯下如此恐怖案件提供了一种可解释的解释。不过，相较于张永明的暴力恶行，他母亲和哥哥只是小巫见大巫。

年少时期的张永明因沉默寡言，朋友寥寥无几，而陆士荣（音译）便是那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们是小学和初中同学，关系十分要好。

1974年12月25日晚，两人外出游玩，归来时已夜深人静。陆士荣的父母将家里大门锁上了，致使他一时无法回家。张永明见状，便邀请陆士荣到他家过夜，两人同睡在一张床。

凌晨2点多，陆士荣被一阵剧痛惊醒，原来张永明竟将他绑在床上，还持刀劈砍他的头部和颈部。陆士荣发出惊叫声。

这惊叫声吵醒了张永明的父母。他们点上灯，只见陆士荣的脖子和脸上满是鲜血。

众人急忙上前，将张永明拉开，随后唤来大队管理人员。张永明被控制住后，辩解称自己当时正在梦游，砍人并非有意为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倘若未造成人员死亡，此类事件往往会被轻易敷衍过去。仅仅召开了一场批斗大会，便将他送去劳教了六个月。

陆士荣大难不死，侥幸捡回一条性命，然而治疗费高达数百元。张家却只愿意赔偿几十元。个人揣测，当时张家家境并不宽裕，赔偿不出这笔费用。

对于张永明而言，劈砍陆士荣之事不过是一道“开胃菜”，为他日后一系列罪恶案件拉开了序幕。

1978年，正值生产大队开展副业增加收入，张永明被队长安排到瓦窑厂工作。在瓦窑厂工作期间，他结识了隔壁村的同龄男青年杨树荣。两人表面上成为了朋友，至少在杨树荣心中，他们是挚友。

一日，张永明的家人让他拉些米去镇上换钱，张永明邀约杨树荣一同前往。卖完米后，两人在距离南门村十公里外的一家小吃店吃宵夜。这也是杨树荣最后一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此后他便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树荣的家人和村里的干部将整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未能寻得他的踪迹。他们还前往镇上四处打听，却依旧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张永明询问情况。张永明声称：“两人在镇上吃完宵夜后便分开各自回家了。”

半个月后，有人在南门村附近河边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杨树荣的尸体。且浑身赤裸，杨树荣的家人立刻报警。

办案人员将张永明列为重大嫌疑人，因为他是杨树荣失踪前最后与之在一起的人。

办案人员将张永明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次张永明很快便承认了自己杀害杨树荣的事实。

他还交代，自己折断了杨树荣的手脚，将其扔进河里企图毁尸灭迹，却不料尸体被河水冲到洞穴中，致使自己功亏一篑。然而，他始终未说明杀害杨树荣的原因。

警方随后封锁了张家，并在张永明的枕头下找到了杨树荣的衣物。

当时，生产大队的代表和管理人员为此召开了会议，代表们全体签名要求判处张永明死刑。但最终，他仅被判处死缓。

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张永明陆续获得减刑的机会，最终于1997年6月至7月间获得释放，回到了南门村。

当张永明回到南门村的家中时，他的父母已然年迈离世，大哥去了隔壁县做上门女婿，姐姐也远嫁外地。而他的二哥因在镇上与邻居发生纷争，当街将人打死，被判处死刑。

二嫂则因与张永明的父母关系恶劣，早已断绝往来。因此，张永明出狱后可谓孤家寡人，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南门大街225号的祖屋中，以种田为生。

他自幼性格内向，加之19年的牢狱生活，使得他出狱后几乎没有朋友。实际上，周围善良的邻居并未因他过往恶行而轻视他，反而有很好心地邀请他到家中吃饭，但均被他拒绝。说家里做好了饭菜。

2011年5月3日，张永明突发胃穿孔，幸得村里干部及时将他送往晋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并在手术单上签字。

彼时，该院的外科主治医师殷荣对张永明印象深刻，他回忆道：“此人是从急诊科转来的，性格极为孤僻，身边没有亲人陪伴，也未提及缴费住院之事，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

后来，医院与村委会协商，由村委会垫资，村主任签字，当晚便为他实施了手术。参与手术的殷荣还表示，当时并未发现张永明的胃部与常人有何异样。

术后，张永明的恢复状况欠佳，又住院调养了一个月。巧合的是，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在他住院的前后两个月里，晋城镇并未发生少年失踪案件。

住院期间，村委会贴心地聘请了护工，悉心照料张永明的饮食起居。护士们眼中的他，是一位五十多岁、喜爱穿着大红短裤在病房里走动的老者。

然而，当她们听闻张永明的凶残事迹后，皆大为震惊，觉得他并非那种目露凶光之人，反倒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头。

村民们对张永明的印象是，身高一米七五，在老年群体中算是偏高的。他在村里没有亲人，性格孤僻至极，寡言少语，村里人也不会主动与他搭话，更未曾见他展露过笑容。

十几年的牢狱生涯，让他的面容比同龄人显得更为沧桑。不过，他挺拔的身高和粗壮的体魄，又让人觉得他并非弱不禁风的老人。

实际上，张永明出狱后，村里有人会花五十元请他砍伐遮挡农作物阳光的树木。或许是他们认为林业局会因张永明是杀人犯而不追究其砍伐树木之事，又或许是出于对他的畏惧，想给他找点事情做，以免他因无聊而再度发狂杀人。

2008年，政府对南门村的土地进行集体收购开发，张永明获得了三万多元的补贴。借此机会，他小赚了一笔，从此不再依靠种地维持生计。不过，他仍保留了一小块田地用于种菜。

此后，他每日午后都会前往晋城镇的古滇文化公园下棋，直至下午五点左右才回家。棋友们对张永明的评价颇高，称他棋品优良，从未有过悔棋的行为，且棋艺不俗，五局能赢个两三局。在下棋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人，但却无人真正了解他。

除了下棋，张永明还热衷于养狗，家中养了三条大狗。每晚他都会将电视音量调至最大，那三条狗也会随之犬吠。

当时，众人虽觉事有蹊跷，但毕竟这属于私人行为，且农村养狗的现象较为普遍，所以并未过多置喙。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仿佛那个曾经的杀人犯已回归正常生活。

然而事实上，自2005年起，在南门村，也就是张永明家附近，不断有男性青年莫名失踪。直至2012年8年中，累计失踪人口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个。

不少失踪者的家人报警。但最终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当时南门村附近有不少不正规的黑工厂，鉴于失踪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猜测有没有可能去了那些黑工厂打工。

从来没有人想过，包括警察在内，这些失踪事件居然会和这个可能精神有问题的杀人犯有关。

2012年对于当时的19岁的韩耀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他马上就要从云南省工商管理学院毕业，他性格温和，学习成绩又好，还十分孝顺父母。

他曾经对他父母说：“等我工作以后，我就可以养家了，你们也可以休息享福了。”

可是命运弄人。他当时在昆明市的一家工程公司实习，被派到南门村来协助一项工程勘察。在2012年4月25日早上七点多，他和同事们在工地上做勘察，八点半左右经理叫他回办公室拿份文件。

办公室距离工地来回步行大概20分钟左右，但过了很久，韩耀都没回来。

经理觉得奇怪，打他手机，但无人接听，接着又打电话到韩耀的办公室，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韩耀根本没有回来过。

韩耀自此人间蒸发，韩耀的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之后心急如焚，立马就报了警。

办案人员敷衍了事的找了一下。这肯定没有结果。

韩耀的家人发动亲戚朋友拿着寻人启事到处传，以及在网上求助。

后来韩耀的家人还花钱动用了地下渠道，得知韩耀的身份证在他失踪后。在晋城镇一家网吧使用过。

但调查后却发现，这人是韩耀的一个同事，之前韩耀委托他办事，把身份证给过他，这个调查结果让韩耀的家人十分不满。

明明身份证在网吧使用过，怎么就查不出来了呢？为什么就不能立案呢？韩耀家人接着又去到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南门村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同时也向周边的人问问有没有看到韩耀。

却从村民的口中得知，这一片的失踪不是个例，从2005年开始陆陆续续有男性青年在南门村失踪，而且失踪的地点和方式都非常相似。

韩耀的父母立马又把这些失踪的案件反馈给办案人员，得到的回复可以说是极度敷衍：“这群老百姓，唯恐天下不乱，不要听他们造谣，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此举让韩耀当检察官的舅舅十分不满。他让韩耀的母亲去联络到那些失踪孩子的家长，让他们叙述其失踪经历，并按手印证明。

家长们联名上书至派出所，但他们依然敷衍着。

据传当时场面一度失控，甚至打了起来，家长们质问，难道孩子失踪了就失踪了吗。难道就不管的吗？

当时还有家长把聊天对话给录了下来。然而，录音却被办案人员抢走并删除。事后，家长们万般无奈，只能借助媒体和网络发声，才使得这些失踪案件得以扩大。

这些失踪案件迅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甚至惊动了当地的高层。

5月3日，昆明市警方成立了连环失踪案专案组。很快，张永明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实际上，诸多迹象都表明张永明就是犯罪嫌疑人。而且，受害者的家长们也对张永明充满怀疑。

下面列举几个案例：

2005年10月17日，18岁的张小松成为失踪案件中最早失踪的孩子。他与父母在张永明祖宅附近的关井街赶集时，不幸失踪。

7年后，也就是2012年，办案人员来到张小松家中，抽取了其父母的血液用于比对DNA信息。

当时，办案人员并未向张小松的父母提及张小松的失踪与张永明有关，只是详细询问了张小松回家的路线和途经地点。

2007年5月1日劳动节，劳动节放假的李汉雄与父亲李玉东在田地里劳作。回家途中，李汉雄发现外套忘在了田里，便折返去取。

当时，一位老妇人在南门桥边用抽水机抽水，她曾目睹李汉雄走进一片玉米地，但之后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因为年仅12岁的李汉雄身材矮小，还不及玉米高。

到了饭点，李汉雄仍未归家，他的父母心急如焚，赶忙外出寻找，然而寻遍各处也不见孩子的踪影。无奈之下，李汉雄的父母前往派出所报案，可工作人员称失踪事件需超过24小时才能立案，让他们先回家等候。此事便这样不了了之，李汉雄也再未出现。

李汉雄失踪后的几天里，李玉东委托亲戚帮忙寻找，他还前往晋城镇派出所和晋宁县公安局报案。但办案人员仅做了笔录，并未勘察现场。

一周后，李玉东询问调查进展，对方却不耐烦地表示：“我们没那么多闲工夫。”

实际上，李玉东是最早怀疑这些失踪案件与张永明有关的人。

其一，当时张永明在马路边搭建了一个临时小屋，李玉东儿子回家必经此处，且有人目睹李汉雄在小屋旁消失。

其二，张永明的暴力行径不止之提及的两起。2009年，张永明让17岁的杨明归帮忙抬树，趁杨明归弯腰之际，他用皮带勒住其脖子。

好在杨明归年少敏捷，迅速挣脱，而杨明归的父母并未报警。

2011年12月的一天，当时15岁的男孩张建原在静宁二中读书，晚上回到家门口10米远的地方，被张永明用皮带勒住脖子拖行近10米。张建原奋力挣扎并大声呼救，家人闻声赶来，发现孩子遭遇攻击，立马上前将张建原解救下来。

在张建原一家人的包围下，张永明辩称说自己正在抓贼。

张建原的家人明显不相信他说的话，当时报了警。在派出所张永明的说辞再一次改变，说：和小孩正闹着玩呢。并不是想伤害小孩。

办案人员还是之前那一套说辞，说张永明出狱之后精神方面多多少少有问题。他之前杀过人，而且孩子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要立案的话有难度。

张建元的家人虽然很愤怒，也很想他能抓起来，但毕竟左邻右舍。让他赔了区区31块钱的医药费。

经过此次之后，村里的人都知道，张永明在喝醉酒之后会发狂，精神不正常，大人都劝告小孩见到张永明要远离他，躲避他。

而张永明本人本就很孤僻，经过此事之后，他更加不愿意与人交谈。行径也越来越诡异。

比如说他会去山上的坟地里偷贡品，收集起来之后拿到集市去卖。而且村民还留意到张永明经常会推着一辆能装得下一个人的手推车在村子里游逛。

直到此时，村子里的人都没将那些失踪案件与张永明联系起来。

但李玉东不一样，他对张永明的怀疑一直都在。而且身为邻居，他对张永明在年少时期的所作所为也很了解。

比如说张永明在16岁时趁好友陆士荣熟睡时用菜刀狂砍。20岁时又把自己的好友杀害之后砍断手脚，再用平板车运到大河沟边扔下就走。

所以在2009年与2011年张永明伤害这两个孩子时，李玉东都去报过案。

不过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张永明的脑子出了问题，精神不正常，之后李玉东又去晋宁县信访，要求派人跟踪张永明。

得到的回复是，张建原并没有受到伤害，不能抓人。

李玉东要求办案人员审问张永明勒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还是被拒绝了。

2011年1月27日正在读初二的谢海骏和好友谢洋春（音译）一起打摩的去离家5公里的学校拿期末成绩表。

谢洋春拿到成绩表之后，在学校的大门口一直等着谢海俊，可一直等啊等啊，都没有见到他人，并且电话也打不通，去学校里面找，也不见人影。

刚开始谢海俊的家人还以为他放假去了外面玩耍，再加上谢海俊的手机本来就比较烂，有一点不好用，经常打不通电话。

但是到了第2天也没有看到谢海俊回家，他的父母急眼了，立马通知学校，又和亲戚们在村里，镇上找了整整一天，可都没有结果。

最后在1月29日报了警，办案人员为他们做了笔录，不过很奇怪的是这份笔录并没有输入到系统，谢海俊的家人肯定也没拿到回执。

在接下来快一年的时间中，谢海俊的父亲倾家荡产似的奔波在找孩子的路上，因为当时周边有很多的黑工厂，他怀疑自己的儿子可能是被附近的黑工厂抓进去了做黑工。

当时谢海俊的父亲把晋城镇附近所有的黑工厂都找了一个遍，有些工厂还是靠找人找关系给钱才能进去查看，不过都没有给到他想要的结果。

当时谢海俊的父亲也有怀疑过张永明，也将张永明这个人向警方人员报告过。

不过办案人员自以为对张永明的了解很深，反正还是那一套说辞，什么张永明的精神有问题等等之类的话，反正能糊弄一时算一时，就这样糊弄着

2011年8月7日11：30左右在鑫云冷库打工的胡兴越走出大门之后消失了，他父母当晚就报了警，当时办案人员把车开到鑫云冷库，连车都没下，把胡仕平夫妇叫上了车，询问了一下。就走了。就那么走了。

不过这次给出的理由和前几次不同，说胡兴越去了网吧上网。这种敷衍了事的行为，让胡仕平夫妇极为愤懑。

尽管胡兴越已然年满十六岁，然而他心智启蒙较晚，入学时间更迟，那一年方才小学毕业，对电脑操作更是一窍不通。

此后，胡仕平夫妇毅然踏上了寻子之路。他们不辞辛劳，将晋宁县的每一个村庄都搜寻了一遍。为了寻找儿子，他们打印了一沓又一沓的寻人启事，在这个村庄发放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另一个村庄继续发放，前前后后花费了近五万元。

每当谈及这个儿子，胡兴越的母亲便会潸然泪下，哽咽着说，倘若还能找回儿子，他还能重返校园继续读书。

2011年9月30日，17岁的陈涛与朋友在鑫云冷库附近的山坡上尽情玩耍。大约9点时，陈涛的母亲在回家途中还看到过他。

9点30分左右，陈涛曾用手机联系母亲，可惜当时母亲手机未在身边，未能接到电话。直至11点多，母亲回拨过去，却提示电话已关机，陈涛也消失得毫无踪迹。

陈涛的父母迅速报案，并请求办案人员查询陈涛的通话记录，得到的回复却是未出人命不予查询。

42天后，也就是2011年11月11日，浩廷冷库的马云龙失踪了。他的哥哥马云春从邻县赶来晋城镇，四处寻找无果后也报了案。办案人员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么大个人能去哪儿？没事的。”

2012年2月19日上午9点左右，16岁的采云伟告知同伴去上厕所，随后前往鑫云冷库附近的公共厕所。然而，20分钟过去了，他仍未现身。同伴们察觉异样，赶忙到厕所寻找，却不见采云伟的踪影，且其电话也无法接通。采云伟失踪后，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他们报案后，希望查看采云伟的通话记录，办案人员却让他们找移动公司；找到移动公司后，对方又要求他们找警方开具证明。如此推诿扯皮，整整一个月后才查到通话记录，却未获取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之后，他们想进一步查看手机定位，办案人员却称没有相关设备，还表示孩子这么大了，属于走失情况，不能立案。

采云伟的父母无奈地说，他们发放了七八百份寻人启事，要知道在农村养大一个孩子实属不易。他们一家不仅找遍了晋城镇附近的黑砖厂，还前往楚雄、大理等地继续寻找，却依旧毫无音讯。

接下来便是韩耀的遭遇。韩耀来自大城市，家中皆是有学识之人。他们在南门村调查时，惊讶地发现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失踪人口（包含韩耀）竟多达17人。

失踪者年龄大多在12岁至22岁之间，其中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和一位37岁的成年人，且均为男性，其中两人还患有精神病史。这一结果让韩耀一家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前往派出所反映情况，办案人员却回应道，这些老百姓唯恐天下不乱，不要轻信他们的话，若真有人失踪，我们能不知道。

这一回彻底激怒了韩耀的家人。尤其是韩耀身为检察官的舅舅，8年时间里竟有17人失踪，如此严重的问题，办案人员却一直敷衍糊弄百姓。不难想象，韩耀家人心中该是何等愤慨。

于是，他们联络到其他失踪者的家人，共有六户孩子失踪的家庭汇聚在一起，纷纷按下手印。

他们联合起来，再次找到办案人员，然而得到的依旧是拒绝立案的答复。

愤怒至极的他们，只能另寻途径为自己维权。他们借助媒体、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各种渠道寻求帮助。

一时间，南门村神秘失踪事件成为当地众人瞩目的焦点，此举惊动了当地的高层。

很快，省里的刑事专家、专案组以及案件督导组以最快速度进驻南门村，与当地公安机关携手展开案件侦查工作。

将所有失踪人员的地点进行汇总后，发现这些失踪人员的失踪地点基本集中在214省道，以及鑫云冷库附近。而张永明的家恰好位于鑫云冷库附近。

加之他此前的种种暴力行径及杀人前科，失踪人员的父母也曾向办案人员反映过张永明的嫌疑，村民们也提及张永明时常在夜晚推着大板车在村子里游荡。

办案人员立刻传唤了张永明，并封锁了他位于南门大街225号的住所。

进入屋内搜索后，眼前宛如地狱般的场景令办案人员惊骇不已。

在张永明家的厨房中，办案人员在一个用空心砖砌成的平台下，发现了5个塑料桶，里面分别装着不同的人体组织，有肌肉、四肢、内脏等，全部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在不同的塑料桶中。

调查人员还在厨房的另一暗间里，找到6个口袋，里面装满了衣服、手机、证件等随身物品。

最为恐怖的是，在他卧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几个金属盘，里面装着数量不一的人类残骸，墙上的塑料袋里还装着人类的表皮，经DNA验证，这些表皮属于16岁的陈涛。

随着找到的证据日益增多，办案人员意识到案情远比原先预想的更为复杂、残忍且血腥。当即决定扩大搜索范围，将张永明家的菜地以及鑫云冷库旁的小树林也纳入其中。

很快，在张永明家的枯井中，办案人员又找到了部分尸体和衣物，尤其是在菜地里的发现，让他们都心惊胆战。

据办案人员描述：“我们用筛子筛土，筛掉泥土后便露出骨头。”

由此可见骸骨数量之多。但奇怪的是，尽管找到多种不同的人类骨骼，却唯独不见所有人的头骨。

之后，办案人员陆续对失踪人员的家属进行血液采集，并开展DNA比对工作。5月9日晚，韩耀成为首个被确认死亡的失踪者，这一消息让所有家长的心都揪了起来。胡仕平悲愤地说：“我们对孩子生还已不抱希望，晋城镇就像个屠宰场。”

在确认韩耀不幸离世后，韩耀的家人希望能将他的遗体取回，让他得以入土为安。他们前往派出所询问，办案人员却告知：尸体尚未找全。

5月23日，记者亲临鑫云冷库失踪现场实地探查。冷库对面有一间公用厕所，这里是三个孩子失踪之处。厕所旁是一处垃圾场，垃圾场往南是一片桉树林。树林边有一间被植物遮蔽、隐约可见门洞的房子，洞口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屋内还散落着一些旧衣服。

5月26日，专案组来到马云龙家中。马云龙来自石林县大口乡岩子脚村，此地距离晋城镇有150公里之遥，当时他前往晋城镇打工。

办案人员向马云龙的哥哥马云春询问马云龙失踪前的社交情况，离去时还递给马云春500元钱，让他用于缴纳电话费，并要求其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

同一天，胡仕平也收到了办案人员送来的500元现金。据办案人员称，这是受昆明市有关部门委托，先给每个失踪孩子家属500元作为电话费，且要求家属电话24小时开机，以便随时联系。

胡仕平表示，接受这500元前他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期望彻查孩子遇害的真相。若无法查明真相，即便给予100万，也断然不会接受。因为再多的钱财也无法换回孩子的生命。

而采云伟家则直接拒绝了这500元，他们称自家电话使用频繁，并不在乎这500元，他们所渴望的是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些钱不过是让遇害者家属提前做好接受噩耗的心理准备。

5月27日后，11名家长陆续收到警方送达的失踪者遇害通知书。尽管失踪者多达17人，但法医鉴证科人员仅确认了其中11人的遇害情况。

受害者分别是陆家龙、刘荣、谢海俊、胡兴越、李桐、陈涛、管艳传、马云龙、刘熙、采云伟、韩耀。这11人近年先后在晋宁县晋城镇南门大村附近、鑫云冷库附近、蓉辰冷库附近等地遇害。凶手采用双手或皮带勒住受害者颈部的方式将其杀害，并将尸体带回住处进行分尸灭迹。

经过20多天的审讯，审讯人员询问张永明究竟杀害了多少人。他的回答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他平静地说道：“这些杀人案全是我一人所为。我在路上跟踪被害人，趁其不备时用皮带将他们勒死，有时也会用手掐死他们。至于我杀了多少人，我已全然记不清了。你们找到几套衣服，就意味着死了多少人。”

他还若无其事地说：你们找不到的尸体都被我当作鸵鸟肉卖掉了。有些则是被家里那几条大狼狗吃掉了。

当被问及卧室金属盘子里为何有残骸时，张永明缄口不言，想必大家心中都已有了答案，“云南食人魔”的称号也由此传开。

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严正指出：张永明身为具有完全认知与控制能力的成年人，早有故意杀人罪的前科，曾被依法判处刑罚。

他对故意杀人行为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与法律后果，有着清晰且明确的认知。刑满释放回到家乡后，村委会出于人文关怀，为他分配了田地，还帮他办理了低保，期望他能洗心革面，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他不仅没有感恩图报、改过自新，反而变本加厉，以怨报德，冷酷且疯狂地向社会展开报复。

昆明中院经审慎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永明公然无视国家法律，非法剥夺多名被害人的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张永明残忍杀害11名被害人，并对尸体进行分尸处理，其犯罪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他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其罪行不可饶恕，绝不容于法律。

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永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法庭之上，张永明毫无愧疚与悔意，他冷漠的拒绝向被害人家属表达歉意。不过对判决他也无异议。

2013年1月10日，张永明被依法执行枪决。

纵观张永明的一生，早在16岁时，他就因持刀伤人被公开批斗，后又因杀人入狱，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19年。

监狱的经历与他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内心变得极度扭曲。而他的被害人大多是少年或青少年，属于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

由此不难推断，他的所作所为极有可能是出于报复或泄愤的心理，是其家庭成长环境的不良影响，导致他做出了如此毫无人性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