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谢鸿飞因为穷怕了才受贿，兰书记高薪养廉上限在哪儿

当洪亮在李人骏妹妹婚礼晚宴上偶遇兰书记时，当兰书记就乔振兴一案与洪亮寒暄一番之后。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作为东平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兰景茗，对着洪亮这个省里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说出了“看到乔振兴犯罪，说句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在想：是不是我们检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万海的诱惑。”

从兰书记的这一段独白来看，或许是以前的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乔振兴的事让她突然意识了什么，从而让她产生了要把检察系统待遇搞上去的想法。

面对这样的独白与剧情，想必明眼人一定能从中读出四个字“高薪养廉”，因为以前的兰书记没有高薪养廉，所以才间接让乔振兴有了被腐蚀的机会。

可现实真如兰书记所讲，一切的贪污与腐败都能用高薪养廉解决和预防吗？

所谓高薪养廉，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提高公务人员或关键岗位人员的工资待遇，来减少他们因经济压力或利益诱惑产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提出高薪养廉的兰书记认为，只要能给乔振兴足够高的薪酬，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也不该轻易去贪污和受贿。

可现实真如兰书记所说的那样，达到如她预期那般的事半功倍吗？

要知道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道德的提高，面对数额巨大的行贿，多少的薪资才能算是高薪，高薪的上限又该由谁来定义呢？

是以每个城市的平均工资为基准，还是以全国平均工资为基准，又或者说侦破受贿案的数额作为基准呢？

当谢鸿飞被现实抓到藏在鸡窝中的黄金后，从他面对调查时说出的薪资情况来看，乔振兴作为比谢鸿飞高半级的检察部主任，其薪资肯定是超过一万元的。

而东平市作为东海省下属的（可能是）地级市，无论怎么算都不会在经济上超越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

那么从二线或三线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来看，像乔振兴、谢鸿飞这种每个月旱涝保收到手一万多的工作，真是因为没有高薪养廉才让他们走上腐败道路的吗？

如果笔者猜的没错，谢鸿飞口中每个月一万多的工资，很可能只是他拿到的真金白银，而保险等隐性收入并没有被他算入其中。

这样的收入水平，这样的薪资待遇，真是因为高薪养廉没有做到位，才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吗？

如果再用恶意点的理由来质问，为什么作为一名检察官，兰书记口中的乔振兴，要在自己经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硬要送自己女儿“送出去学习”呢？这里的送出去又是要去哪里呢？是怎样的地方只需要二十万就可以“送出去学习”呢？

遗憾的是，《以法之名》并没有就这些疑问给出答案或解释，只是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指出了高薪养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因为当谢鸿飞这个真正的保护伞出现后，当谢鸿飞面对自己无法回答的询问时，无奈之下他喊出了“我穷怕了”的理由，因为自己母亲身患重病，因为自己妻子下岗在家，所以每个月只有一万多收入的他，只能铤而走险开启腐败模式。

当我们结合兰书记的自我检讨多少有些同情谢鸿飞时，或许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将高薪养廉与穷怕了等内容划上等号的误区。

如果乔振兴因为要送女儿出去学习所以必须受贿这个理由成立，那么这将是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直到女儿自己能找到一份收入超越父亲受贿都无法企及的工作。

如果谢鸿飞因为穷怕了而受贿成立，那么作为一名检察官，他难道从来没有为自己母亲买过像是“新农合”这一类的保险吗？

如果他有为自己母亲买过一些类似于“新农合”的保险，那么他这种很可能高出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真能让他因病返贫吗？

如果剧中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就是对2002年10月提出并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种无视。

难道《以法之名》讲述的故事与时间线，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前的？难道在今天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大环境下，一个市级检察院的副主任，也会因为替母亲看病治病而产生“穷怕了”的想法吗？

当听到兰书记在为高薪养廉背书与正名时，作为没有机会享受高薪养廉的普通人，我沉默了。

当看到谢鸿飞用母亲治病让自己陷入贫穷做理由，甚至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喊出“我穷怕了”时，我笑了。

经不住诱惑，就大方点承认自己经不住诱惑，希望有更多的钱去享受。

守不住底线，就大方点承认自己守不住底线，看到数额大到可以让自己提前退休的金钱，国家与人民再也不是能敲响警钟的存在。

或许高薪养廉是反腐中的一环，但绝不是能治百病的仙丹；或许穷怕了是打开腐败的钥匙，但绝不是通向腐败大门的道路。

关于《以法之名》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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