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把纱帘换成月白色，杭绸换成天青色，三天内改不好，你们都别干了！”1964 年深冬，钓鱼台 17 号楼内的一声怒斥，让在场所有人噤若寒蝉。
彼时的中国，社会各层面正经历剧烈震荡，人们走在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是报纸上不断涌现的新动向，却不知一场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我攥着微微发皱的组织介绍信，棉鞋踩在青砖地面，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这座外表古朴的建筑，门窗紧闭，警卫员腰间的配枪在暮色中泛着冷光。
推开厚重的雕花木门，影壁上“为人民服务” 的烫金大字在风中微微反光，与屋内奢华的波斯地毯、三层窗帘形成强烈反差。
谁能想到，这一次踏入，竟开启长达11年的特殊岁月。
在这深宅大院里，我亲眼目睹她对样板戏创作的绝对掌控，见证工作人员因一个标点、一处针脚而胆战心惊。她的每一道指令、每一次决策，都在悄然改变着文艺界的走向，也在那段特殊历史中，投下巨大而复杂的阴影......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远比想象中更加波谲云诡，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即将彻底颠覆人们的认知。
1964年的冬天格外冷。西伯利亚寒流裹着细雪掠过长安街，我裹紧军大衣，手指捏着牛皮纸信封里的介绍信，指节被冻得发白。
钓鱼台国宾馆的青砖围墙在暮色中延展开来，17号楼前的警卫员戴着棉帽，步枪枪管在路灯下泛着冷光。
"证件。" 他伸手时，我看见他袖口缀着的 "为人民服务" 红袖章，边角已经磨得起毛。
信封拆开的声响里，我瞥见影壁上那行烫金大字 ——"为人民服务"，每个字都有半人高，在渐暗的天色里像凝固的烛泪，泛着不真实的光晕。
后来我才知道，这栋楼原是清朝礼王的别邸，如今廊柱上的朱漆仍未褪尽，只是门窗都换上了苏联式的双层玻璃，缝里塞着防寒的棉条。
棉鞋踩过回廊时，鞋底的纹路嵌进砖缝里的积雪，发出细碎的"咯吱" 声。
第三道回廊转角处，挂着一面椭圆形的穿衣镜，我看见自己青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洗得发白，围巾角上还沾着早晨挤公交时蹭到的面粉 —— 那时机关食堂的定量刚刚收紧，住在集体宿舍的年轻人常把窝头掰碎了揣在兜里。
会客室的天鹅绒帷幕是深墨绿色，绒面上浮着一层细细的灰尘，阳光透过东侧的窗棂斜切进来，能看见无数纤尘在光柱里浮沉。
江青坐在北墙下的檀木椅上，椅背上雕刻的缠枝莲纹被磨得发亮。她穿一件黑底暗花的对襟夹袄，左手搭在茶几上，右手的指尖正摩挲着画册的烫金书脊——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人民画报》的合订本，1963 年的封面人物还是大庆油田的王进喜。
"抬起头。" 她的声音像掺了冰碴，冷得让人打颤。我这才注意到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细长，眼角微微上挑，扫过我时像檐角垂落的冰棱子。
我慌忙站直，后脚跟撞在青砖地上发出"咚" 的一声。她的目光在我胸前的布质工作证上停留片刻："中宣部？" 语调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质疑，仿佛那个红墙内的单位只是案头随手翻过的文件。
"是，做了三年文书工作。"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喉结不自觉地滚动，"钢笔字每日抄录文件，毛笔字... 每月出宣传栏。"
话音未落，她突然伸手把画册推到茶几边缘，书脊磕在玻璃面上发出脆响，惊得我肩膀猛地一抖。
"宣纸要三层，棉线扎口朝右。" 她的食指敲了敲茶几，指甲修剪得很短，泛着月牙白，"墨水用英雄 441，蓝黑色。
若是写错字..."她顿了顿，镜片反光遮住了眼神，"用刀片刮，不许涂墨团。" 窗外的雪粒子突然扑打在玻璃上，我看见她袖口露出的腕表闪了一下， 表盘是白色的，表带是黑色鳄鱼皮，后来我在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见过同款，标价 210 元，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
每周二的座谈会总在下午三点开始。
会议室的长条桌上永远摆着搪瓷缸子，茶叶是江西送来的云雾茶，却总泡得像酱油汤。江青来的时候常带着两个铝制文件夹，用红绸子扎着，里面装的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的修改稿，纸页间夹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条，字迹力透纸背，有时能把纸戳出小窟窿。
那个飘雪的下午，走廊里先传来皮鞋跟敲击地面的"嗒嗒" 声。江青穿着新做的藏青呢子大衣，双排扣上的铜纽扣擦得发亮，脖子上围着一条灰毛线围巾 —— 后来听秘书说，那是上海荣氏企业敬献的 "爱国毛线"，织一斤要耗三两羊毛。
她进门时带起一阵风，墙上挂着的《东方红》演出剧照被吹得掀起一角，露出后面斑驳的墙皮。
"李玉和的扮相要改。" 她抽出一支 "大前门" 香烟，火柴划燃的瞬间，我看见她指节上有淡淡的褐色烟渍。烟灰缸是景德镇的白瓷，里面已经堆了七八个烟蒂，最上面那个还在冒着细烟。"
蟒袍是封建糟粕，工农子弟哪穿过绸缎？"她突然提高声音，香烟在指间抖动，烟灰簌簌落在《红灯记》的剧本封面上，"改成粗布对襟袄，腰间扎草绳！"
坐在长桌尽头的老编剧姓张，五十多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泡在戏院里，身上总有股子霉味。他捏着老花镜的手在发抖，镜片后的眼睛里浮着血丝："江青同志，传统戏里，武将穿蟒袍是规制..."" 规制？"江青猛地转身，大衣下摆扫过桌角，搪瓷缸子晃了晃，褐色的茶水溅在桌布上，" 现在是 1964 年！工农兵站在舞台上，就得让台下的工人农民认得自己！"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松树枝被压得弯下来，扫过会议室的玻璃窗。不知谁的肚子"咕噜" 响了一声，在死寂里格外清晰。
墙上的座钟指向四点十五分，秒针走动的"滴答" 声像一把钝刀在割神经。老张低头盯着自己磨破的袖口，喉结动了动，终究没再说话。
江青突然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火星溅在白瓷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印子："下周二拿新本子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散会时天已经全黑了。我抱着一摞剧本走过影壁，"为人民服务" 几个字在路灯下泛着冷光，突然想起老家堂屋挂着的毛主席像，相框四周总是贴着喜庆的红纸条。
雪停了，空气里有股子生铁般的冷腥气，远处传来长安街的汽车喇叭声，惊飞了几棵槐树上的麻雀。
警卫员在门口换岗，新接班的小战士搓着冻红的手，嘴里哈出白气："同志，走快点吧，今晚要降温。"
我点点头，棉鞋踩在积雪上发出"咔嚓咔嚓" 的响。路过第三道回廊时，听见东侧的小会议室里传来争执声，是江青的秘书在打电话："对，还是要宣纸包三层... 什么？荣宝斋断货了？那就去琉璃厂找！"
我裹紧大衣，把剧本往怀里压了压。牛皮纸封面上还留着江青的烟渍，淡淡的焦糊味混着雪后的清冷空气，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
远处的钟楼敲了七下，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粮票—— 今晚食堂该还有玉米糊糊，得赶在八点前回去，不然就只剩凉窝头了。
生活中，江青对细节的偏执近乎病态。她卧室的波斯地毯每日清晨都要用鬃毛刷顺着绒毛方向反复梳理，稍有压痕便会招来训斥。
窗棂悬挂的三层窗帘分工明确：外层黑绒布厚如棉被，能将日光彻底隔绝；中层米色纱帘透光却不透形，需要每周更换防止积灰；最里层杭绸绣着的湘妃竹，竹叶走向必须与窗沿平行。某次晨光斜照进纱帘，她戴着白手套在墙面上丈量光斑尺寸，突然将茶盏重重掼在地毯上："纱帘密度差三目，杭绸色差偏青灰，立刻联系杭州织锦厂！" 三天后，新窗帘用樟木箱专程运来，开箱前还需用紫外线灯消毒。
饮食方面，厨房冰柜里常年备着从云南空运的鸡枞菌、福建的东山小管。调料架上二十余种盐按产地整齐排列：青海湖盐用于凉拌，淮盐专腌腊味，喜马拉雅玫瑰盐仅作装饰。某次清炖狮子头出锅，她用银质餐叉挑开肉丸，盯着断面上的气孔冷笑："肉糜过筛少了两遍，花椒粒没磨成粉。" 厨师长当场脱了白大褂，露出里面浸透冷汗的背心，连夜重选肥瘦三七开的黑猪肉，在案板前捶打整整两个时辰。
工作事务更成了她树立权威的道场。文件必须用安徽泾县定制的洒金宣纸誊抄，每页28行，每行 18 字，标点符号间距精确到毫米。
某次会议记录被退回七次，只因两个顿号的倾斜角度相差半度。乘车时，司机需提前三刻钟启动暖气，用温度计在车内九宫格点位反复测量，22℃的标准误差不得超过 0.5℃。
外事活动前，她会在试衣间反复更换六套旗袍，用色卡比对对方国旗，连胸针的宝石切割面朝向都要与握手方向精准匹配。
文艺领域的管控更显雷霆手段。戏曲研究院的编剧们抱着修改二十余稿的《红灯记》剧本，在会议室等候三个小时。
江青踩着黑色漆皮高跟鞋走进来，指甲划过某页剧本："铁梅的红头绳必须用南通土布，现在的丝绸太资产阶级！" 老美工颤声解释舞台效果需要反光，她突然抓起桌上的景德镇瓷碗，狠狠摔在水磨石地面："是你懂革命，还是我懂？" 碎片飞溅间，年轻编剧们忙着记录批示，有人悄悄把藏在袖中的传统戏服设计图揉成纸团。
1965年的文艺座谈会上，她用红铅笔圈出《东方红》节目单上的《南泥湾》歌舞，将简报摔在长桌上："纺车道具太精致，必须做旧！"
发言者中，但凡提到"程式美"" 意境 "等词汇，她便摘下金丝眼镜擦拭，会场瞬间鸦雀无声。而那位提出" 红色风暴式舞美 " 的青年导演，散会后立刻被调入样板戏创作组，他设计的锯齿状红旗布景，后来挂满了全国剧院的舞台。
每次会议结束，我整理录音时都会发现，反对声永远在磁带的开头，到后半段只剩整齐的应和声。
1966年夏天闷热得厉害，纺织厂的女工们都在抱怨电扇转不起来。《智取威虎山》设计组挤在西四排房里，用报纸当扇子，把画好的服装设计图摊在长条桌上。
江青踩着塑料凉鞋进来时，屋里的人赶紧起身，有人碰倒搪瓷缸，凉茶在砖地上洇出深色痕迹。
她伸手扯过杨子荣虎皮披风的设计图，指甲在图纸上划出白印：“土匪才穿虎皮，这是美化敌人！” 主设计师老王脖子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滚：“首长，传统戏里这是表现深入虎穴……”“现在是革命样板戏！”
江青把图纸撕成两半，碎纸飘落在暖气片上，“改成灰布棉袄，补丁针脚要横平竖直。”
当夜设计组的灯没熄过。缝纫机“哒哒” 声混着蝉鸣，街道居委会的广播每隔两小时报次时。住在对门的老太太清早倒尿盆，看见屋里人影晃到天大亮 —— 他们用的确良布料拼补丁，在台灯下反复比对颜色深浅。
文件室的樟木柜里，贴着红签的中央文件越堆越高。江青处理文化工作指导意见那天，书房的座钟响过九下。
她戴着老花镜，红铅笔在“百花齐放” 四字上反复圈画：“你说说，这句话重点是什么？” 我盯着她茶杯里泡开的茉莉花，斟酌着说：“是不是鼓励文艺形式多样？”
“糊涂！” 她把铅笔往桌上一扔，笔帽弹到文件堆里，“重点是革命文艺主导！” 她扯过便签纸，歪歪扭扭写下行字，“明天座谈会，你照着念。” 第二天会议室里，她果然举起那份被红笔圈改的文件：“有些人开口闭口百花齐放，可谁来修剪枝杈？”
后排坐着的文联干部，悄悄把笔记本上的笔记划掉重写。
入秋后的雨夜特别凉。我抱着文件经过客厅，看见江青穿着藏蓝睡袍来回踱步。落地窗外的雨帘把路灯切成一段段，她对着镜子比划手势，有时攥紧拳头砸向虚空，有时抬手在胸前画弧线。
走廊尽头的警卫班传来象棋子敲搪瓷缸的声音，混着雨声，让人心里发毛。
转年深秋，北京的梧桐树叶子掉得早。江青的作息彻底颠倒，凌晨三点的走廊静得瘆人。
一天凌晨三点，我正在值班室待命，突然听到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