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丨朱德女儿在纳粹集中营

余玮丨朱德女儿在纳粹集中营

▲朱敏（中）在纳粹集中营时的仅存照片

朱德女儿在纳粹集中营

转自《燕梳春秋》，作者：余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部名为《红樱桃》的电影曾经非常热播。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将人们的视线带回法西斯制造的恐怖年代。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朱敏，虽然电影有许多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等虚构部分，但朱敏的实际经历比起电影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牵动观众感情的影片，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发生在朱敏身上的故事，对这位帅门之后更增添了钦佩之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朱敏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中，有一个日子非常奇特，几次成为她命运的转折，那便是1月30日。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一个多月的爹爹朱德，赴苏联学习。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朱德为时年已14岁半的朱敏少报了两岁，填报12岁。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赤英”这个名字曾经登载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曾经登载在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但刚到这里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身体康复，6月21日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仅仅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当地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吟，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发烧了，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们准会把朱敏扔下闷罐车。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

朱敏有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笔，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德国人不认识汉字，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拿走爹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纪念品，朱敏心里难过极了，她突然想起缝在口袋里的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朱敏出人意料地将它含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这个小动作足以给她带来灭顶之灾，万幸的是她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在集中营里，朱敏吃的是发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一次被这人间惨景强烈震撼。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在集中营朱敏从不说一句和中国八路军有关的话。因此，几年集中营生活过去，朱敏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不行。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发育也因此停留在儿童阶段，一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现在，朱敏的脖子上可以看到一道长三厘米的疤痕，这是集中营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在那个德国医生眼里，这些囚徒的生命也许就像小鸡、小猫一样。他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朱敏家里珍藏有这么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三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和分站两旁的女孩明显异于中国人的面容相比，站在当中的女孩则有着一张典型中国人的脸，她紧紧拥着两旁的伙伴。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朱敏都会百感交集，因为这张老照片记录着德国法西斯残忍本性，站在中间的中国女孩便是朱敏。

1944年1月30日中午，朱敏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们照相。几个小女孩被看守表面的和善骗过了，她们在镜头前露出真诚的笑容。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举起鞭子便向朱敏她们狠狠抽了下去，也将瞬间的美好抽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屈辱和仇恨。

几天后，这个德国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朱敏她们，他一边夸姑娘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皮鞭。这次，朱敏她们谁也不敢说话，满心只有恐惧。在集中营，朱敏和伙伴们如同是德国法西斯厨案上待宰割的羔羊。即使这样，朱敏还与伙伴们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作战”。

战争进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也更加疯狂地需要枪炮弹药。集中营的工厂变成了军需工厂，朱敏和伙伴们也在工厂里劳动。听说子弹受潮会失效，变成哑弹，但工厂里绝对找不到水，朱敏和伙伴们想出一个妙招——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要监工不注意，她们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时口干舌燥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但大家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着。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有几次，枪炮声好像就在集中营附近炸响，可又渐渐远去了，大家紧绷的神经快要被扯断了。

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朱敏和难友们紧紧地拥抱起来，激动得流出眼泪。人群中突然有人想起德军的仓库，于是人流迅速朝仓库涌去。朱敏和小伙伴们在人流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靠近仓库。混乱中，一个硬东西把朱敏绊了一个跟头，她爬起来一看，是个油纸包，里面竟然是一块足足有5磅重的黄油。朱敏和伙伴几乎要乐疯了，她们抱起黄油，赶紧挤出人群。

由于害怕德国人回来加害，朱敏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半夜一颗炮弹袭来，受惊的人们四处逃跑，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出于本能的自保，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宪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直到几个月后，收容站新来的政委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流异国的命运。

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几次盘问朱敏的身世都没有得到真实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说起中国，朱敏顿时热泪盈眶。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啦！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辗转收到离别四年后爹爹的第一封来信，朱敏哭了，尤其是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信纸也湿透了。1995年是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政府也在这个纪念日，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

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15枚是颁发给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和苏联军队一道作战的中国战士。还有3枚，一枚授予当年国际儿童院女生队长李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她在苏联四年卫国战争时期，曾获得过“马克希姆机关枪手”的证书；另一枚授予中国在苏联的战地记者；再一枚授予朱敏，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动人事迹。如今，在朱敏的书桌上，和这枚代表着光荣的纪念奖章放在一起的是那枚已经陈旧的列宁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来到朱敏身边的时间相隔了五十多年，但一前一后共同记载着她那段难忘的集中营岁月。

苏联结束战争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可以说，朱敏来到苏联后学习还没开始，但无情的战争已夺走了她几年宝贵的学习时光，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朱敏又不甘心两手空空回去。她决定留下来开始自己迟到的学习生活。

凭着坚强的毅力，朱敏在儿童院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着转到伊万诺沃学校补习完中学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朱敏跟着难友学说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还学着说德语，一开口便是乱七八糟的语言，就是把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当她提笔给爹爹写信时发现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用俄文代替。幸好朱德年轻时在莫斯科学习过，简单的俄文连蒙带猜，还勉强能把信看懂。后来随着朱敏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找俄文翻译来帮忙。

一次，他给朱敏写信，强调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语，朱敏才从俄文世界中醒过来，此后每当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她都要查字典。朱敏经常笑言，自己在与别人交谈时，有时竟然还会突然冒出俄语来，把自己都吓一跳。确实，朱敏说话时不太流利，她的俄语反而要比汉语说得通顺。她求学的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苏联度过，第二故乡对她的影响至深且远。中学毕业时，朱敏收到爹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她能回国读大学，在爹爹身边可以边学习边治病。爹爹的关心让朱敏感动的同时又矛盾：自己只完成中学教育，离爹爹当初的期望还相距甚远。坚强的朱敏下定决心，不能就这样回去。动荡的生活，几经失学，使朱敏深知求学的艰辛。特别是当她亲眼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孤儿，想到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为苏联人民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成绩，朱敏便产生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她的选择也得到了爹爹的支持。

1949年，23岁的朱敏考入列宁教育学院学习。1950年，上大学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见着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但朱敏却从爹爹的朴实笑容中看到他的怜爱和喜悦，他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朱敏向爹爹提起那支被法西斯搜走的派克金笔时，爹爹安慰她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

对于集中营，朱敏几乎没有刻意讲述，偶尔提起时也是轻描淡写几句过渡过去。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