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读书人的三重境界

章开沅(1926—2021)，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和贝德士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文字转载自“先导之声”公众号，原刊《读书与做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有删节，图片源自网络，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们不能说读书是一个老话，读书这个文章是做不完的，虽然一代代人都在做。读书首先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首先你是一个读书人。你有机会读书，成为一个读书人，是一种幸运，有些人想都想不到。我也算是幸运的，不管怎么样，总算读了一辈子书。读书人必须要读书，不然就不叫读书人。读书人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将读书变成一种本能。

读书人要从书中获得精神财富

读书是一个精神世界，你要能够进入这个精神世界，拥有这个精神世界，这是你一生的幸福，或者说是你幸福的源泉。物质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富裕还想富裕，优越还想优越，舒服了还想舒服，奢华了还想奢华，那是没有止境的。但那究竟能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大变化，给你在事业上的成长带来多大帮助，很难说。有些人赚了一辈子钱，到最后，也觉得很空虚。为什么很多大事业家、大企业家，把亿万家产大量捐献给社会？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寻找安慰，寻求某种位置，这是一种本能。物欲上的满足不是真正的财富，精神上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读书给你们提供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种很穷困、很低下的生活水平中度过的——没有电灯，没有电影，没有广播，但是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有两个富裕，一个就是我们的学校。我最感谢我们的学校，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老师，最重要的是老师的引导。第二个是我们的图书馆。图书馆里我用得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万有文库》方方面面都有。那时我们虽然身处四川一个很偏僻的跟外界几乎隔绝的山区农村，但是我们懂得很多东西。我们除了懂得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懂得爱因斯坦，因为《万有文库》就有爱因斯坦。那时还看一点相对论，知道一些基本理论，尽管是一些皮毛。文学就更多，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天文。白天在家看书，晚上就在外面看星座。附近没有什么美丽风景，全是坟山，到处都是坟——那不是人机对话，那是人鬼对话。我们小时候不怕鬼，我们唯恐有鬼不和我们对话，寂寞。天天看各种各样的星座，所以我们从小认识很多星座。我们也模仿古代角斗士，相互摔跤、格斗。我很可怜，师兄弟中我排老九，打不过人家。我很矮、很瘦、很小，人家一下就把我摔倒了。幸亏有一个残疾人，我毫不客气地把他摔倒，所以现在听人家说我是人道主义者时，我就很惭愧，我欺侮过残疾人。我的音乐老师很好，是二胡专家，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人人都有二胡。山上有的是竹子，琴杆没问题；没有蛇皮，我们就打蛇，山上的蛇多得不得了，打到大蛇，蛇肉可以加餐，蛇皮做二胡的鼓膜。做弦用的马尾毛呢？有帮助学校厨房运煤的马帮，马帮休息时，我们就到马房抓马尾巴。所以我们都有二胡。老师不仅自己练，还教四部合唱，很多合唱到现在还记得。所以尽管物质贫困，但精神上很富裕。

老师还把我们引导到知识的海洋中去。我们知道世界是很大的，我们这个学校所在的地方只是中国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中国很大，四川也很大，重庆也很大，但我们这个县很小，我们这个村唯一的一个场(赶集的地方)只有百把户人家，但通过读书、通过老师、通过学习、通过交流，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广阔的精神世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国家，也知道有几大洲、几大洋；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历史，有中国的历史、埃及的历史，也有巴比伦的历史等。所以我感到很自豪，我没有很高的文凭，但我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很有用。

读书人不仅要读有形的书，还要读无形的书

读书不是一个苦事，读书是你人生幸福的根源，读书使你拥有一个最可靠、最安全、受益无穷、非常美妙的精神世界。读书人最苦的是无书可读。我高中读到高三上，只差一学期就毕业了，给开除了；后来进一个大班，学会计，读了不到一年，又被开除了。在第二次被开除后，没有饭吃，就帮别人运粮食。我很小，还不满十八岁，习惯看书。上船时没带书，结果船上包东西留下来的唯一两张旧报纸成了我的宝贝。很多船工没有文化，一有空，他们就打牌、抽烟甚至赌博。我无书可看，就读这两张报纸。一个多月，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广告都可以背了。所以研究辛亥革命时，我用很多心思在广告的史料上。别人问我怎么会注意广告，我说“我流浪的时候只有广告可看”。广告的内容很丰富，是社会生活的缩影。

但无书可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无书可读呢？不是这样。除了有形的书，还有无形的书。这个无形的书就是生活、就是社会，我们要读生活，读社会这本大书。如果只能读有字的书，那就不是一个好读书人。只有把书本与社会结合起来读的人才会是一个好的读书人。我尽管丧失了一些读书的机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因为我不断地读书，走到哪读到哪。我在军队里还进行英语学习。我爱学英语，爱看文学著作，但更重要的是，我阅读社会。

我在船上收获很大。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是第一代民族工业家的后裔，有面粉厂，有铁矿。尽管抗战时期，我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学校生活，但上了船以后，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船工的世界。大家知道船工的日子怎么过吗？没有像样的衣衫，说句不好听的话，实际上主要是一件长袍。这个长袍穿到后来，就百孔千疮，补了又补。没有其他衣服，经常是赤身裸体，很多船工都是光着身子拉纤。没有衣服，晚上洗了澡，擦一擦，只有这唯一一件可以上岸可以遮羞。这是千真万确的。

长江是非常危险的，跟我们武汉的长江不是一回事。真正危险的长江，河底有水草，中间和两岸有礁石等，充满危险，船工随时都有可能会死，早晨起床，晚上能不能吃晚饭、睡觉，都很难说。所以船工不考虑很长远，工资都赌博输掉了，抽鸦片抽掉了，嫖女人嫖掉了，很可惜。但他们坏不坏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担大量的劳动，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生活很是凄惨，最后可能连坟墓或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孤魂野鬼，随处漂流。但是你说他们可不可爱呢？非常可爱。我跟一般大学教授不一样，我同情生活在最基层的人，这个情结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因为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如果从人性的层面来发现的话，他们非常地尊敬人。他们也知道我是走投无路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对我非常好。我在他们中间也发现过很多理论，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有很多帮助，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讲得太多。就是读书，人要读书，有文字的书，无文字的书，有形的、无形的，都要读。

读书人要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

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读书人，是否就够了呢？不够。不够，就是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进一步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我讲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是目前在世界上，至少从社会学的范畴来讲大家有一定共识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比一般的读书人要高。一般的读书人，我读书，我寻求知识；我读书，我寻求智慧；我读书，好像就是为了自己，寻求一个工作。知识分子不一样，知识分子是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讲穿了，就是知识分子要关心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我们不仅关注现实和过去，我们还关注未来，关注生命的终结、生命的起源，关注太空等。知识分子，从本能来讲，是批判的，是对现实不满的，不随波逐流的。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适应市场需要、适应社会需要，这个话我认为是不对的，至少从大学从业人员来讲，不能简单地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市场需要就是我们的命根，我们只能适应。我不是说不要考虑市场的需要，我们应该看到大学改造社会的功能。不是笼统地批判社会，而是批判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和需要改造的因素。

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社会良心的，但是现在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大学本来是，也应该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地方，是社会良心最后的记载。事实并非如此，但我并未失去希望，我仍然希望并相信大学能够成为有社会良心的地方，能够跟政府、跟社会、跟各界有识之士一起来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走去。

我在中学时最崇拜的是高尔基，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三部曲我都做到了。我没有苦到那种地步，但很多场景，我到现在在梦境里还重现。人间凄苦的一些事情，类似的事情，我也尝过。我就是这么一种人，我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我不断地写作，我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要观察社会、分析社会，所以现在对我学历史是有好处的。我没有系统地很早地开始对历史研究，但是这些积累对研究晚清历史、民国历史、当代历史、世界历史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为什么比我的同龄人、同代的人，更多地反省人类的历史，讲得不好听的话，就是多管闲事。我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管很多事，今天给你们讲这个事，明天又去管古罗马建筑，后天又要出去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万有文库》的影响。过去的社会分工不像新中国成立后分得这么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现在不可能有百科全书式的人。但对整个人类、对整个社会、对方方面面，你既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必然要给应有的关怀。这个关怀不是口头上的，你应该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