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男女不平等？

性别平等

文 |维克多·库马尔、里奇蒙·坎贝尔

来源 |《超越猿类》

不同于其他具有支配等级关系的群体，男性和女性的生活空间从来都是统一的。然而，伊丽莎白·安德森认为，就像白人和黑人一样，男女之间经常为另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所隔离：社会角色。许多社会职位和行业都是男性专属的，女性被剥夺了相关机遇（反之亦然）。重要的是，“女性行业”所对应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们几乎没有社会权力。因此，角色隔离强化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制度。

支撑起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是一种普遍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实践。根据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男性和女性存在某些天然差异。例如，男性自信又理智，而女性则被动又情绪化。这些所谓天然差异成为在两性间分配工作、地位和权力的依据。

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力量足以扭曲道德情感。在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男性很可能不会同情努力摆脱从属地位的女性，反而会对她们感到不满或愤怒。在他们看来，假如一个女性徒劳地反抗她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劣等本性”，她最多只值得怜悯，但不值得支持。当男性占据权力地位时，性别歧视意识形态会使女性处于地位低下的境况。

在北美和西欧，性别平等的道德进步最初是由女性激发的，她们成功地扮演了传统上只属于男性的角色，并表现得出类拔萃。最初，女性争取到在市政厅一级的小规模政治机构就职，她们还进入了学校和其他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教育场所。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男性忙于在战场作战，许多地区别无选择，只能允许工业劳动力市场对女性敞开。后来，收入增长的停滞也要求更多女性外出赚钱，因为单人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

平等的大门不会自动为女性开放，她们必须强行打开。当女性在较高的职位上表现出色时，通常，她们身边的大多数男性都会有所抵触，但也有一些男性为她们的成就而感到由衷敬佩。因此，关于两性存在天然差异的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开始瓦解。一方面，基于性别的种种偏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事实却证明两性在才智、能力与品行方面不存在差异，信念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很难继续维持下去。随着意识形态的堡垒被逐渐摧毁，角色融合仍在继续，这促进了人们对女性的了解和尊重。在杰出女性所取得成就的引领下，道德观念、知识和角色融合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推动了平等性道德进步。

当然，在许多私人和公共场合，性别等级仍然存在。一个主要原因是，迄今为止，支持角色隔离的社会和制度障碍过于强大。例如，家庭和经济制度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会鼓励女性承担好她们“本该”履行的职责（如扮演家庭中的照顾者），同时也会惩罚她们偏离性别偏见的行为。正如哲学家凯特·曼恩所描述的那样，厌女症是父权制的“执法部门”。世代传承的文化观念使女性在家庭、宗教、经济和政治机构中处于从属地位。性别歧视的规范和意识形态不仅得到了男性的认可，也为许多女性所内化和接受。

男性是制度性障碍的维护者。政界和商界的“老男孩俱乐部”有意将女性拒之门外，同时它们所滋生出的敌对文化使女性在这些领域同他人竞争时，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这正是进步循环在开启或维持过程中所遭遇的重要阻碍。

总之，性别歧视持续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角色隔离。本章稍后将阐述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即与决策相关的体制角色隔离。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阐述一下我们理性渐进道德进步一般模型中的三个核心思想。在这里，与前一章一样，我们并没有网罗道德进步的所有成因，更广泛的文化、政治和法律力量促进（或者制约）了性别平等的发展，我们只关注那些与理性道德变革相关的力量。

首先，道德知识的最佳来源是遭遇不公正排斥或不平等对待的受害者。在上一章中，我们认为黑人最了解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同样，女性往往更清楚性别从属的特征和普遍性，也更清楚构成性别从属理由的两性“天然差异”其实根本不存在。

其次，这些认识可以从女性传递给男性，从而削弱性别歧视意识形态。一些性别平等性进步表明，男性并非不能了解性别歧视和厌女症。理性信念的变化取决于直接经验、来源可靠的证词以及道德推理。

最后，道德知识的传播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而制度改革也会促进社会融合。对于女性和其他从属群体来说，角色融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假设，物理空间的融合是包容性道德进步的关键，而角色融合则是平等性道德进步的关键。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推动可靠而持久的道德进步的是道德、知识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自催化循环，它通过理性的心理变化而发挥作用。

此刻，我们需要指出对我们的模型的一个重要反对意见，它主要涉及交叉不平等问题。一般来说，在道德进步事件中，最初的和主要的受益者都是在受排斥或受支配群体中享有相对特权的人。例如，通过女性主义运动，富有的白人女性比贫穷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赢得了更多的自由。

其他渐进式变革也体现出了类似动态。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黑人相比，中上层黑人从种族包容中获益更多。因此反对者认为，按照我们的模型的建议行事，似乎有可能强化现有的交叉不平等模式，也就是说，具有多重弱势群体身份的个体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所论证的，我们的模型遵循的是非理想伦理学，它并不完美。但我们在更早之前的第八章就已论证过，非理想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简而言之，非理想理论的问题在于，进步往往是从那些最接近道德界限或受支配程度最轻的人开始的。即使这是过去取得进步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在未来做得更好。

尽管如此，鉴于尝试整体道德变革的危险性，过去仍然是我们最好的指南。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同时考虑到交叉不平等问题，而不是寻找一种没有先例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为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争取权益，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所论述的，享有相对特权的群体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与受压迫群体结盟。在本章稍后讨论交叉性社会不公时，我们将牢记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讨论另一个道德不平等问题—富人对穷人的支配，它可以说是最严重、最根深蒂固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