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6月21日，湖北省政府种子基金正式设立。与基金一起亮相的是《湖北省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允许种子基金单个投资项目最高100%亏损”。
这是地方政府为国资创投 “松绑”的最新案例。此前，四川省提出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基金投资损失容忍率最高60%，对于投资种子期企业或未来产业的基金，可进一步提高至80%，单个企业（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深圳市福田区提出产业协同基金的容亏比例，允许最高不超过80%亏损，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允许最高100%亏损；深圳市南山区则提出设立总规模为5亿元的战略直投专项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基金内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提出，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个项目最高允许出现100%亏损，按照直投资金投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考核。
“容亏”成为2025年以来地方国资创投领域的关键词之一，并非偶然。简单地说，这是对前期无差别地要求所有项目必须保证 “稳定收益”的纠偏。针对国资创投“不敢投”“不愿投”的现实，通过设置容亏比例和相应的配套机制，优化国资创投考核机制，营造宽容氛围，鼓励创投基金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投早投小”，体现了一种清晰的导向。
这种导向当然值得肯定。不过我们认为，还应该看到的是，究其根本，国有创投基金风险规避和追求稳定回报的偏好，反映的是我们对股权投资市场的认识误区。相较于对容错的承诺，市场上更需要的是对股权投资市场基本规律的尊重，对创投机制的遵守。从股权投资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资金，对创投机构的要求都是“尽职免责”——只要管理规范，无论成败都是风险投资要接受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政府LP（有限合伙人）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找到最好的创投机构。
无论是政府出资还是其他资本，作为LP本应该只有一个角色，就是对GP（普通合伙人）的委托投资。LP—GP的创投模式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运行机制也很科学了。在这一领域，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资本，其核心追求就是合理的财务回报。这样资金才有能力判断什么是高风险，才能真正投向有未来的企业。风险投资（VC）和私募投资（PE）本质上就是与风险共舞，通过承担风险博取产业投资的机会。
如果认可这样的原则，正确的做法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出资的职责范围，尊重PE/VC机构的资产管理权限和资产管理能力。政府出资应该回归到资产管理属性，与PE/VC机构的关系只是资金层面上的委托—代理关系，除了资产管理本不应该有其他附带要求，比如返投、投票权；等等。
就此而言，地方政府既然委托PE/VC机构投资，就要尊重机构作为市场化投资主体的独立投资决策角色，不能将这二者的角色视为甲乙方，更不能把LP—GP的委托代理关系变成GP对LP的汇报关系，这会大大影响市场化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能力。
或许可以说，为国资创投设立容错机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是目的。把国资创投引导到更清晰的定位上才是最终的目标。市场化的题中之义就是筛选、存优汰劣、风险与机遇共担，在此前提下讨论盈亏才是有价值的——相信优秀的投资机构会在这样的机制下脱颖而出。只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这些政策才能有效地落实到日常考核、纪检监察等实际操作层面。这也是相关负责创投的官员能否放开手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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