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我们从来就没有争取过“人”的命运

《文化偏至论》

《文化偏至论》发表于1908年8月的《河南》月刊第7号。这是鲁迅早期的作品，那个时候，鲁迅的思想也还积累中。当时清王朝已经到了末期，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清王朝即将在两三年后亡国，我们只是以后世人的姿态才知道的。

而且那个时候，统治者们还在忙着自救、维护统治，沉醉于立宪救国、实业兴邦。而当时的鲁迅就知道，这没什么用。他以异乎寻常的冷峻与深刻，警醒世人：真正的救亡图存，绝非仅靠器物制度层面的模仿就能完成。看穿了这些把戏，那个时候，他就想重建个体灵魂的独立与尊严。所以说，鲁迅的思想其实早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并且在早期左右就能看出来。

这部作品，鲁迅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物质偏至”的虚妄。他洞察到，在单纯物质繁荣的追求中，一种深刻的“精神沉沦”正在发生：当“黄金黑铁”被奉为圭臬，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便不可避免地矮化、异化。

19世纪后叶以来，所有事物，无不质化，精神日益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们对客观之物质利益，趋之若鹜；而对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加反省。看重外物，放弃内德，取物质，遗精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无不乘之萌动，使性灵之光，愈益黯淡。19 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大概如此吧。

所谓“质化”，就是人的物质化与物欲化，虽然物质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但如果崇奉过度，倾向偏至，忽视人的精神，就会被物质所奴化，成为物的奴隶，钱的奴隶，某种外在形态，如名誉、地位、学历、身份等等的奴隶，出现物欲横流的“质化”现象，产生极坏的恶果。鲁迅说这种对物质的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偏至”，它打破了物质与精神应有的平衡状态，导致文化结构的根本性失衡。

与“物质偏至”相伴的，是“众数偏至”的迷信。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众治”在西方有其产生的特定土壤，而未经省思地将其移植于国内，可能带来新的“压制个性”的灾难。他深刻质疑：“以众虐独的所谓社会，是否会成为扼杀少数天才与异见者的新暴政？鲁迅警示世人，失去个体精神自觉的”众数“崇拜，不过是以集体之名施行的另一种精神专制。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做？

在对“偏至”的深刻批判中，鲁迅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救世方案——“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短短十二字箴言，成为《文化偏至论》的灵魂所在。鲁迅并非简单地反对物质发展与制度变革，而是强调这一切变革的基础必须是人的精神觉醒与自由意志，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立人”。

我们从来就没有争取过“人”的命运

“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个体的自由和人的价值，但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经被吃掉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争取到过“人”的资格，只不过是牛马，甚至乱世的时候牛马都不如。

“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缺失数见不鲜的。”

所以说，在几千年的文明的进程中，个人的尊严的观念未尝出现过。因为我们的君权专制其实未尝改变过。上千年来，我们都是专制社会，一直在专制的命运里打转，走不出这个怪圈，逃不出这个历史的囚笼。

我们缺乏这样一个”文化偏至“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个人”的涵义的理解也就打了折扣。要“立”起这样的“人”，就有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和漫长的实现的过程。“法治”和“自由”在鲁迅时代仍然只是存在于民众的奢望中。

所以我们要“立人”是要面对的就是王权的专制与精神的禁锢，权力的垄断和统治的碾压，强权的压迫、剥削。

在专制社会中“盲从”乃是民智未开时的“民众”的特色；“民众”的思想也不过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之论者，孰不云谬，顾其时则从众志耳。”而治者之大打“民众”牌，正是要借其“多数”之力，借“众以陵寡”，专制假借“群众”之名而变得更加暴戾。由是而言，“任个人”和“排众数”是鲁迅的先知和睿见可无疑。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立人”思想，成为穿透历史迷雾的永恒火炬。

任何健康的社会发展，其核心必须是“人”本身的精神站立与价值实现。制度的设计、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其最终目的都应服务于人的尊严、自由与全面发展。真正的进步，是每个个体都能摆脱“偏至”的桎梏，成为拥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与创造活力的主体。民族真正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永远深植于每个个体“自觉至，个性张”的灵魂沃土之中。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文化偏至论》

《文化偏至论》之我见——纪念《文化偏至论》发表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