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兴办教育、政商关系

张謇一直都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纯粹的商人，对他来说，做生意只是手段，经世济民才是目标。张謇始终认为，仅仅发展实业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教育培育人才，通过人才的发展进而推动实业的发展。所以，张謇的第二个选择，是兴办教育。在近代实业家中，像张謇这样特别注重教育发展，并且躬身实践、出钱出力的，其实并不多。他利用大生纱厂赚到的钱，不遗余力地去办学。他兴办的学校，有小学、有中学，还有大学。

1902年，张謇创办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即今天的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1905年，张謇和教育家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张謇还是国立东南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立东南大学现在分散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等几个学校。他于1916年创办的南通盲哑学校，就是今天的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也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自教的特殊教育学校。

有人统计过，张謇在经商期间，差不多创办了360多所教育机构。当然，其中由大生纱厂出钱直接创办的不到20个，而他的商会、乡协会办的学校，加起来有360多个。张謇对教育的投入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的影响，也是至今人们感念、敬佩他的很大的原因。

其实张謇不仅热心教育，他还热衷于建设新城，像是他在南通，围垦造地种棉花，修马路造码头，建养老院，等等。现在提起张謇，很多人会想到他的“南通模式”。张謇以他的老家南通为中心，跟周边的区域联动发展，将实业、教育、交通，协同发展。张謇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足见这个人的格局之大。

张謇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就是建立密切的政商关系。近代民营企业家跟政治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之后要讲到的近代商人虞洽卿，他就是在商言商，绝不从政。他的自我定义就是一个商人，想做的就是搞钱。但是张謇不是，他毕竟经历过科举的规训，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他做事有一层目的，是替皇上把事办好。

你看辛弃疾写：“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意思是，你得替君王把事办好，然后才能留下好名声。这其实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底色。所以张謇对于参加政治活动这些事，是非常热衷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积极参与立宪运动，推动清末宪政运动的发展，他甚至是地方立宪会议的牵头人。他还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编译《日本宪法》等内容，介绍国外的宪政，试图将清朝转型为宪政体制，推动共和。辛亥革命之后，他又积极推动南北议和。南边是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时俱进，社会声望日隆。当南北议和，达成一致后，清帝准备接受议和条件，宣布逊位。此时，两边都找到张謇，请张謇执笔来起草清帝逊位诏书。流传至今的清帝逊位诏书就出自张謇之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张謇做实业总长，张謇同意了。张謇希望在这个位置推动全国性的实业发展，而孙中山也想利用张謇在经济界和实业界的影响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临时政府筹集资金。然而，他们的政见有不合的地方。在实业总长的位子上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对汉冶萍公司归属问题的处理，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办的，官督商办的矿业公司，且感到“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向临时政府提出了辞职。当然，他在临时政府任职期间，他在南通企业的经理职务一直保留。他一边在外面做实业总长，一边在大生纱厂当经理。这是他特别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后来又重复了一次。

袁世凯掌权后，也邀请张謇出山任职。1913年9月，张謇就任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任职两年多时间，直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但是，在任职期间，张謇政绩非常好，为实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所以，张謇的人生选择中，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在经商的同时，特别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有机会时也不放弃当官，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里咱们还得多解释一下。张謇从政，除了因为他有政治参与热情，并且本人的协调能力很强，也是因为他从很早就有人脉积累。这跟民国其他赤手空拳的商人又不一样。早在中举之前，张謇就才名远播。1874年，当时通州的知州孙云锦很欣赏张謇的才华，就邀请22岁的张謇做幕僚。后来由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了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并被吴长庆聘为高级幕僚。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是结拜兄弟。1881年袁世凯到淮军“庆字营”参军，得到吴长庆的照顾，不断提拔他，让他担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当时，袁世凯的文化素养有限，吴长庆就请张謇做他的老师，教他诗文和书法。虽然张謇只比袁世凯大六岁，袁世凯也没有正式行拜师礼，但他们的关系是一度是非常密切的。

这么多的巧合和机遇，使得张謇对政局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在政界拥有了深厚的人脉，这也是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