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泽霖 姜琪 学者作家的本色写作——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侧记

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近日在武汉大学樱顶图书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文学学者专家与会发言。其中，多位知名教授和专家就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跨界创作及其小说艺术特色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邱华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作家）：

生命的双向奔赴

作家只是於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於老师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学者。

於可训老师从学者到作家的跨越，让我想起他常在课堂上说的：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创作的体温。理论也反哺了老师的创作。从他的《小说的新变》到《鱼庐记》，先生将文体意识转化为文本实践。例如《三十功名》中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暗合其早年提出的历史纵深与人性切面的交织。又如《护工老陈》中对平凡英雄的刻画，延续了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对人民性的坚守。先生的创作给予我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文学从来不是一种独白，而是生命的双向奔赴。小说《特务吴雄》中荒诞时代的个体命运，让我想起当年先生分析《平凡的世界》时所强调的苦难美学。先生的小说还有一种代际对话，如《三十功名》对1977年高考亲历者的描摹，《祝先生的爱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剖析。先生的创作既是对传统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郑重托付。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真、本色与性灵文学

於可训的作品可以用“本真、本色与性灵文学”来表达，可以将其放置在林语堂、梁实秋、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体系之中。他的作品大道至简，能把握住生命的质感。有人说於可训的作品有一种生命的欢喜，我非常同意这句话。於可训写乡村生活中的人物，比如乡间妇女，把她们复杂微妙的情感写得非常平淡，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他写人物时，分寸感非常好，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比如《赵家姑娘》中学狐仙戏的情节，还有《山上来了只小狐狸》中段先生妻子去世后的情节，能看出作者笔法的节制。我更喜欢的是《才女夏娲》，写出了女性的气质。

很多专业作家写女性，但写得不够真实。於可训能写出女性的那种生命的自信和可爱，写出新时代女孩率性而行的生活态度，既真实又有虚构和夸张，写出了生命的质感、生命的欢喜。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微小生命里发现大场面

阅读於可训的小说让我与最初的文学感受重逢，与自由活泼的小说精神、宽阔丰富的生活视野相遇。

於可训强调小说是包容性最强、伸缩性最大的文体，认为小说“脾气好、耐性大”。他凭借这种自觉获得了书写的自由自在、放松愉快，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写作，他的小说显出不一样的气质。他的小说语言、叙述节奏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可亲可信。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这是当代小说创作中一种非常少见的品质。於可训的小说讲乡野传奇、渔人渔事，讲大学里的人与事、医院里的护工、移民海外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奇异，在普通人身上发现独特个性，在微小生命里发现大场面，在风云变幻中发现世道人心，用一句话来说，他在生活世界中发现小说，因此有了他的创作。而因为有了创作，於可训生命经验中的发现就有了去处。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小说经得起反复咀嚼

我读於可训的小说，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小说很有味道。於可训将自己几十年对人生的体味融入历史记忆的碎片中，成就了他小说的味道。

他写乡村，但并没有把乡村问题化，或追求非虚构的真实。他写小说追求的是历史和人生背后的味道。所以他写历史，重点是写人生；写现实，主要是写世情。他从历史中提炼出人生的味精，从历史的海水中熬出人生的盐巴。他的小说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没有足够生活经验和人生体味的读者也许只会觉得故事很好玩，但是好玩的背后，更多的是不好玩，是沧桑和历史感。於可训的小说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在我看来小说传达的是，世上的人事都有着独特丰富的情和理，不是非此即彼的。世事难料，生死相依，人在寂寞中不断享受着生活的喜乐和悲伤。作者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使他的小说很耐读，经得起反复咀嚼。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民间艺术的生命力量体现于此

我觉得以上各位的发言都与小说的“民间性”书写相关。《乡野传奇集》是作家回忆童年往事，为自己故乡作传的一部笔记体作品。比如《书场春秋》写两位民间说书人，於可训听他们说书的时代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的命运镌刻着时代的痕迹。还有一篇叫《鞠保》，讲述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以后，几代人养猪事业的艰难传承。

当然，所谓小人物命运里的大场面，不只是对时代印痕的承载，我更看重并赞美的是小说中的许多劳动场面和日常生活细节，民间艺术的生命力量就体现于此。《归渔》写打鱼归来时渔民的欢乐和放纵，渔民妻子杀鱼的欢乐场面，都极为精彩。我们从这篇作品中能感受到来自生命中的欢乐和力量。《乡野传奇集》并不是传奇古怪的故事，它不过是普通劳动者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具有强烈的民间性审美特征，这种艰难生活的细节转化为童话般的美丽，真实地传递出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心底向往的美好。

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地方性”的角度切入

於可训小说的“民间性”从何体现出来呢？我认为，可以从“地方性”的角度切入於可训小说，运用文化地理学相关知识对其展开阐释。

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地方符码的叙事激活。在地方文化编码中，於可训小说经常扎根于各种水上地理空间，比如“鱼庐”，既是水乡生活的物质载体，又是时代发展的精神见证。他善于将地理空间生成史与家族变迁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地理、人文、生命相结合的叙事维度。第二个层面是地方路径的文体选择。於可训擅长的故事体、传奇体叙事带有地方文化重构的色彩，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性的文体实验。比如他的乡村教师系列，看似延续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但是现代性的色彩与因素隐藏在文体的实验当中，塑造出富有魅力的形象。第三个层面是地方记忆的时空重构。在时空重构中，於可训将小人物的生命史与大时代精神巧妙结合。比如《三十功名》，以1977年高考为背景，将个人经历与恢复高考的历史事件以及各种考生的命运突围相结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丰富的中国文学的传统谱系

大家都在谈作品的艺术特征，我想从艺术谱系的角度谈谈於可训小说。於可训是一位真正为自己的故乡树碑立传的作家，他笔下农人和渔人的形象丰富多彩，充满来自乡野与民间的活力；他的小说中也有众多的城市人与读书人，他们是生活的奇葩、情感的另类，怀揣欲望与人性的弱点。这两个世界、两类人物，恰好构成了於可训文学世界的两翼，也是现代文学自鲁迅以来两个核心的传统。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於可训的作品中读出“聊斋味道”，看出他对于古典笔记小说传统的自觉吸纳与继承。首先是他的短篇小说和微小说的数量非常大，这一点值得关注，如此数量的短篇小说创作，在当代校园作家中实属罕见；其次是其叙述的性质、风格与趣味，都可以看出“聊斋叙事”传统。总之，在於可训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丰富的中国文学的传统谱系。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和创作相结合

研究和创作的结合很难得，像於可训这样做得这么好，实属少见。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学术根基筑就人文创作。於可训学术视野广阔，始终秉持大关怀、大格局。这种格局在他小说中各阶层人物的塑造和时空背景的设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於可训强调文学研究的实证性，他的小说人物也都是有迹可循的。第二，情与理的互融互动。他的作品始终体现出理性与感性的互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学术积淀与艺术直觉的共鸣。於可训的小说善于运用多种笔法，打破多种文体的界限，比如《乡野传奇集》既融合了小说的情节调度、散文的优美散淡，更有诗歌的写意与境界。第三，学者小说的理性与激情。於可训的小说首先是典型的学者小说，蕴含着理性的思考和一种有分寸、懂控制的风格。比如《才女夏娲》，情节设置张弛有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的剖析、解构与重构。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者型作家的新质特点

於可训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学者型作家的新质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执笔之轻：个人写作的漫步”。在审美风格上，他热衷于描绘民间乡土世界，不同于以暴露批判见长的作品，而是充满民间关怀的温情叙事。在语言选择上，於可训极力倡导为语言“减负”，追求清新朴拙的风格。第二个方面是“思想之路：学者写作的文化思考”。於可训在对乡土世界的描绘中，致力于构筑自己的精神原乡。同时，他指出文学发展中传统和现代的断裂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即修复这种断裂。第三个方面是“轻重辩证：创作限制的突围”。於可训的创作在文学的可读性与思想的可感性两方面实现了很好的融通。在创作秩序上，体现出轻与重的相互转换，以记忆的个体性表述了集体性。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彰显出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在小人物平凡的生命历程中挖掘出深刻的内涵。

（温泽霖、姜琪，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来源：极目新闻）